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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时下成了名人。因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的落马，这位92岁的副部级举报人受到不少关注。
9月4日下午，记者来到杨维骏位于昆明金牛小区的住处。几经周折，他终于打开门，答应了记者的采访要求。此时，等候他的不只是媒体记者，还有远道赶来的村民们。
13年拉下高官
记者随杨维骏走进家门时，听说附近有不明身份的人在摄像，老伴王婉琪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过多少次了，叫你不要出去，出了安全问题怎么办？”在老伴的数落声中，杨维骏讲起他举报白恩培的经过。
“白恩培来云南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我早已离休，但看到不好的现象，我还是要提。”杨维骏记得，那是2001年底，白恩培从青海调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后，“一湖四片”的新昆明建设拉开了序幕。对城市建设颇为关注的杨维骏认为这个规划存在很大问题，理由是一旦推进城市化运动，在大拆大建面前，野蛮征地和拆迁不可避免。而且，以昆明现有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搞如此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也不合适。于是，在当年的省委老干部座谈会上，杨维骏就给白恩培提了一些城市发展的意见，但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在云南省“两会”上，杨维骏又多次追问白恩培“是否有下文”，也没有明确答复。“几个来回后，我就明白他在敷衍我，我的追问自然不会有结果。”更让杨维骏觉得有问题的是，当时白恩培强调，“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而中央提出“又好又快发展”，“好”字优先，但白恩培的态度，是“快”字优先。对此，杨维骏明确表示反对。
虽然新昆明的方案，最终以专家听证会的形式通过，但杨维骏还是没改变态度。在当时领导的眼里，他就成了一个“爱管闲事的老头”。
后来，云南省的老干部座谈会缩小到党内召开，杨维骏不是党员，就失去了参会资格。“这不等于我从此就不作声了。”杨维骏告诉记者，之后他抓住各种机会，坚持向白恩培反映情况。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9年的新年团拜会上。当时，杨维骏在接到群众反映的拆迁纠纷问题后，就写成材料，带到团拜会上。“我本打算当面交给白恩培，但到现场后又觉得不妥，最为担心的是单独递交起不了作用。”于是，在白恩培上台致辞时，杨维骏将材料分发给与白恩培同坐主桌的省委常委，人手一份。当白恩培走回座位时，自然看到了杨维骏的材料，后来有人告诉他，白恩培当时看了“很不高兴”。
如果说这次交锋还算温和，那接下来的举报就充满了挑战性和危险性。
2009年，杨维骏掌握了一个重要线索——云南省著名的兰坪铅锌矿被四川老板刘汉以10亿元控股近六成。而这座亚洲最大的铅锌矿，曾被估值5000亿元。“这不是贱卖嘛！”杨维骏拍案而起，将问题整理成材料，并指出可能跟白恩培有关，交给了彼时正在云南进行巡视的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负责人。与此同时，他还在网上发表了《刘汉在云南的朋友》一文，对刘汉与白恩培交往的细节进行了披露。
2013年，杨维骏到北京看病期间，再次向中纪委反映了云南的问题。“我到中纪委反映了6个问题。”在其中的矿产贱卖问题上，他直接举报了白恩培。
杨维骏说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有人在网上骂他，有人带话威胁他，他家附近经常有人在监视他……“开弓没有回头箭，我自己是豁出去了，但老伴和家人却因此受了不少惊吓。”让杨维骏感到欣慰的是，大多数老百姓和老干部，从精神上给了他支持和鼓励。就连中纪委的工作人员都将他的行为总结为三个“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群众着想。
好在事情很快有了转机。8月29日，白恩培被调查的消息公布，杨维骏心里的大石头也算落了地。大家都想知道，是不是他的举报导致了白恩培的落马？他说，作用肯定有一些，但“我以一己之力掀翻白恩培”的说法有些夸大了。
把反腐当信仰
记者看到，在杨维骏家的客厅，除了药，就是举报材料。他说书房放不下，只能挪到客厅。其中，一个印着“1995”字样的红色文件袋有些显眼，杨维骏通常会把要紧的材料放在文件袋里，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公开信也在其中。
今年8月，这封公开信在网上公布后，省政协及省委办公厅等相关人员来质问他：“为什么要把已经解决的问题在网上‘晒’出来？”杨维骏反问：“既然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还有群众继续申诉，而有关部门的领导始终不敢走出大门倾听群众意见？”对方无言以对。
“我举报的大多是副厅级以上官员，不管他们官有多大，我只向真理低头。”杨维骏说。
8年前，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1700多亩的耕地被征用，但政府没有出示任何征地手续，便开始在耕地上强行倾倒废土废渣，迫使很多村民在拆迁协议上签字。直到2010年底，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还没发放，拆迁安置也没落实，一些老人无家可归，只能住在猪圈里。村民曾上访80多次，但都失望而归。
杨维骏了解情况后，用自己的专车开道，带着12名村民代表四处上访，结果遭到省政协老干处处长的责怪。杨维骏却理直气壮地回应：“谁规定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而不能为民请命？”
“公车上访”后，杨维骏收到的举报信越来越多。他会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经调查情况属实的，继续向上反映。
除了昆明福海案，公开信中还有近几年来始终悬而未决的5个案子，包括宣威虹桥征地案、贱卖矿产案、“金座”非法集资案等。
“这些被举报的人中，没有一个和我有个人恩怨，但得罪了老百姓，就得管。”杨维骏已记不清举报过多少官员，上至省委书记、省纪委书记，下至司法局局长。告得多了，时不时会听到别人放狠话，“要让他永远闭嘴”。也有人为他担心，叮嘱他“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出去”，但他都没放在心上。
不过，有件事让杨维骏一直有些郁闷。1993年，因为向中央举报了一名省内高官，他从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了下来，也失去了当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心下不平的他写下了一首自勉诗：“政坛千古幻风雨，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
“我就是一个异类，常常不合时宜。”杨维骏说，对于他坚持反腐的事，老伴有些不乐意。但深知父亲的闺女则劝道：“妈，你别管他了，这是他的信仰。”在女儿看来，父亲性格如此，眼里不容沙子，看不惯的就不会选择沉默。
2010年，杨维骏让女儿帮他开通了博客，取名直言。近百篇博文中，有对腐败现象的批判，也有对国家、城市发展的建言。“反腐只是其中一个内容，我更关心我们国家面临的种种外患。”
还要继续走下去
很多人都会问，为何一个离休老干部如此勇敢？在杨维骏的自传中，他披露了自己甘当反腐斗士的心路历程——
我是穷苦人出生，祖父是挑水工人、祖母是女工，父亲曾担任孙中山大本营代参谋长，后来被军阀杀害。我小时候在上海，看到租界里洋人趾高气扬，在家仇国恨的环境里长大，小学5年级就参加学生运动，解放前是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被特务追捕过，九死一生过来的。“文革”劳动改造20年，流着泪看马恩文选，有了信心，才撑过来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这是我应当的，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干部是公仆，这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我现在待遇不低可以安度晚年，但如果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好吃好穿又有什么意义？人生百岁终须死，活着的时候要问心无愧……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打击“官倒”开始，杨维骏便行走于反腐路上。当时，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行动，云南成立了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作为小组成员，杨维骏就曾揭露昆钢某高官亲戚私卖钢材，收受对方汽车的行为。只是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记者的采访不时会被打断，因为杨维骏要不停地接听电话，有农民请他帮忙维权，还有些是老友的道贺。杨维骏觉得正是有这么多人的鼓励和信任，自己才不会孤单，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虽然多年举报的对象已落马，但杨维骏说云南的问题才刚刚开始。他不会停止，只要有意见，还会提下去。杨维骏说，他的判断标准很简单，“无论是什么领导，谁关心群众我就拥护谁，谁漠视群众我就反对谁。我不怕得罪人，我活在世上，就要与腐败势力作斗争，这是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采访完，杨维骏送记者出门。门口还在等着的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来找杨老就是希望能给他们出出主意，因为对于白恩培的落马，他们要开个会，会上还要讨论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问题。
这也是杨维骏不能释怀的，“为何官员被查了，问题还得不到解决？”站在斜阳下的杨维骏说这话时，表情坚毅，斗志昂扬。他说，时不我待，腐败不除心难安，生命不息，反腐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