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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湖北黄梅人，1927年出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生前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等。
离教师节只差几个小时，中国失去了一位大师。
9月9日晚8时56分，北大哲学系终身教授、《儒藏》总编纂汤一介先生告别了我们。因为工作原因，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曾在最近这两年间，数次拜见汤先生，有幸亲聆先生的教诲。他说话声音不高，但平直有力；话也不多，倒是作为晚辈的我们，因为珍惜亲炙先生的机会，一直不舍得停下话头儿。他的妻子乐黛云老师在不远处忙手头的事情，但先生一有动静，她总是第一个跑过来——她的注意力，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汤先生。
2009年，季羡林先生去世。生前，他对人说：“我不是大师。”
“我不是大师。”汤一介先生亦如是说。随着汤先生的离开，落寞的学术星空，如今越发显得黯淡无光。
“我想知道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汤一介先生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国学大师，但他从未否认过他是国学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在中、西、印度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早年留学时，就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对很多学人都不无微词，惟对汤用彤称颂备至。
汤用彤先生为儿子取名“一介”，意思再简单不过——让他做汤家的一介书生。另一个说法是：佛家说大千世界藏于一粒芥子之中。“一芥”与“一介”谐音，汤用彤以“一介”为自己的子嗣命名，是希望汤一介长大成人后，既要保有芥子微尘的谦卑胸怀，还要有包罗大千世界的阔大气象。
年少时，汤一介其实一直对文学艺术更感兴趣。他特别喜欢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诗，中学时也读了不少俄国作家的小说。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许多场景，他都可以跟别人详细讲述。15岁的汤一介曾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写过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并愤激骂世，因此获得了“汤八蛋”的绰号。
20世纪40年代，汤一介随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父亲南下昆明，之后又辗转至重庆读书。其时，国家灾难深重，人民饱受战乱之苦。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
“我想知道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汤一介得出的答案是：人生就像一根蜡烛，可以慢慢地让它烧完，也可以让它很快地烧完，放出更大的光。他下定决心，要做那个很快烧完并放出更大光芒的人。1946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19岁时，他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初露作为哲学家的锋芒。
“我是在一定背景下提倡国学的”
“读高中时，我就幻想自己将来能当一名哲学家，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但到1949年后，我的这种幻想逐渐消失。当时，我与几乎所有学习、研究哲学的学生和教师都认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而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而且他们一定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个是批判继承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后一方面又往往是对古代哲学家做一些定性分析，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或者是进步或者是反动，等等。我在1957年至70年代末写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汤一介先生曾这样夫子自道。
“文革”中，汤一介违心地批斗过别人，也被别人批斗过。他像坠在云雾里一样完全没有了方向。等1978年改革开放，汤一介已51岁。“严格地说，我是上世纪80年代才走到学术研究的正轨上来的。”说这话时，除了谦虚，汤一介内心必然是五味杂陈的。
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他的写作活动进入了喷发期。百余篇文章，7本书（其中3本论文集、1本英文论文集）一股脑全都写了出来。他要求自己“不再写违心的、应景的和教条式的论文”。他曾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文革’给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训，‘文革’后，我总结了一条教训就是：我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
汤一介从魏晋玄学上开始了学术突破。这是他熟悉的领域，他的父亲汤用彤在此有未竟之志。“因为他没有写完关于魏晋玄学的书，我就从这方面突破。魏晋玄学家一代一代传下来，每位玄学家都会留下来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下面的玄学家来解决之前的问题，又留下新的问题，所以哲学才有前进，我们才可以找出魏晋玄学的内在逻辑，发展道路。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魏晋玄学的发展。”
1983年，汤一介提出“真、善、美”的问题，认为可以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来对应和说明中国对真、善、美的看法。后来他受到学者余英时的启发，又研究儒、道、禅的“内在超越”问题。
上世纪90年代，针对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他说道：孔子的这一思想，是否可以为文明共存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他主张未来世界的潮流是文明的融合，而非冲突。后来，他又提出“新轴心时代”，关注解决当代文明遇到的问题，认为中国、印度、欧洲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汤一介曾在他的学术自述中说：“我是最早提倡国学的，但我是在一定的背景下提倡国学，即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提倡国学……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很可能使中国文化再次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一直到生命最后阶段，他还在思考文化中的“普遍价值”的问题。
“之后100年不会有人来超过我”
如果说让中国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是汤一介的毕生之志，那么《儒藏》就是他晚年最后的梦想。每出版一本《儒藏》，汤先生就会把它排在书架上，在他生前，已出版100册。藏蓝色的封皮，烫金的字，似乎还散发着先生抚摸过的余温。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汤一介就希望编纂《儒藏》典籍。《儒藏》全本将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330册，约10亿字，计划于2025年完成，规模将超《四库全书》。
有学者曾质疑，清代纪晓岚编纂的《四库全书》，除去佛、道、韩、墨等内容，其实就是一部《儒藏》，何必劳民伤财去编新的？汤一介认为，《四库全书》错漏不少、体例不符、使用不便、收录不全，所以《四库全书》是清代学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但绝非终点。
当代国际上通常用的《儒藏》是日本人排印的《大正藏》。一贯谦虚低调的汤一介曾自信地宣称：“我的标准是，我编了《儒藏》之后100年不会有人来超过我，而且世界上通行的儒学研究的本子就是我这个本子。”
2003年，76岁高龄的汤一介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组织协调国内外20多所大学400多人的庞大编撰队伍，排兵布阵，躬耕亲为，白发老儒，竟然奋蹄不倦，其乐陶陶。
很少人知道，就在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不久，汤先生就被查出有肝硬化。他的老骥伏枥，与其说是一种精神状态，不如说是对国家、民族及历史的强烈的责任感使然。“现在做《儒藏》已有些晚了，老专家没剩下几个，再过十年八年，就什么都没有了。做《儒藏》，一方面要抢救这些老专家的学识，另一方面也要抢救书，还要培养新的人才。”汤一介曾说。
王国维有言：“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汤先生自然称得上是“学术所寄之人”。
“再也没什么遗憾了”
每年汤一介先生和妻子乐黛云都要照一张合照，而今后，他将缺席。
汤一介和乐黛云相识于北大求学时。乐黛云介绍一本书给他读：《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我读了之后，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
两人曾有过艰难岁月。1958年，乐黛云被打成右派，汤一介给系里打电话为她辩护。在遭到“警告”后，他仍然坚持每周与妻子通信，并在信封上端端正正写上“乐黛云同志收”几个大字。
汤一介在“文革”中成为“黑帮”，白天遭批斗，晚上被关在一座楼里写检查，仍然戴着“右派分子”头衔的乐黛云，顶着随时被抓的风险，毫无畏惧地坐在楼下的石阶上一直到深夜，等汤一介回家。
汤一介说：“我在性格上比较温和、冷静、谨慎，兴趣窄，不敢冒险，怕得罪人。而乐黛云的性格则是，热情、冲动、单纯，喜欢新鲜，不怕得罪人。”
乐黛云则说：“汤一介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也担心。他想得多，总是很忧心，不像我，做不好也就不遗憾了。汤一介知识很广博，却几乎没什么其它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是那几首，喜欢看的就是几部好莱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知心朋友也就是几个。他是个恋旧的人……”
晚年时，夫妻俩一个为《儒藏》编纂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另一个却面对屡经催稿、仍不能按期交付的《比较文学一百年》“处之泰然”。这出自他们不同的性格，倒也“辉映成趣”。他们结婚几十年来，历经坎坷，却不离不弃。汤一介曾说：“再也没什么遗憾了。”
《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里有一段话，年轻时汤一介就曾背得滚瓜烂熟：“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的心里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先生的一生，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