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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1976年生，作家，出版人
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我们进入到一个高度表演性的时代，每个人都努力在某个瞬间某个时刻呈现自己人生中特别有光彩的一面。但我对此始终有很大的抵触。你人生中的那些灰暗的部分呢，那些挫败的部分呢，那些糟糕的时刻呢，那些暧昧的时刻呢，它们该怎么呈现？
我一直以知识分子自居，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该怎么面对高度的表演性？我特别喜欢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马奇的一句话：我只推敲我的想法，我不推销我的想法。
刚才我在路上，路过北京三环，路过CCTV大楼……面对着 CCTV大楼那种高度的无力感，会抓住每个人的心。那一刻，你怎样确认自己找到了自己呢？当然，北京又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如果你看此刻的欧洲和美国，你会感觉到他们最雄心勃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北京就像19世纪初的巴黎，吸引无数的外省青年想在这里获得一席之地。
同时，我们还在面临一场巨大的技术革命浪潮。它既给我们各种新的刺激、可能性，也让我们觉得无比窒息。我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权利，对真理的渴望，我们如何寻求正义的权利，这些看起来非常正常的标准都被堵塞了。
这样的状况，该怎么面对呢？我想起漫画《史努比》的主人公莱纳斯，每当内心焦虑的时候就会抓住他的毛毯，那一刻他就获得了镇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全毛毯，对我个人来说，可能书籍就是这样的一种安全毛毯。
书籍是沉睡的，它是沉默的，它是不语的，它把那些在你的生活中看似缺席的声音重新涌到你面前。我想这种缺席的声音、沉默的声音可能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因为在过去10多年里，昔日的政治秩序和新涌现的大众文化，已经构造出一套严密和强大的大众文化语系，个体在它面前变得非常脆弱，我们听不到边缘的声音，也不尊重边缘的声音。
我现在最大的困惑，是失语——找不到一种不一样的语言方式和感受方式，来描绘此刻的中国社会，以及我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表面上可以自我说服的功利主义系统中，每一个人也好，整个国家形象也好，都陷入巨大的身份焦虑。这种焦虑，和个人的以及社会的意义系统缺乏有关，怎样去重构这个意义系统，变成了此刻最重要的挑战。
在一个高度功利化的社会里，机械化往往会成为我们思维的最重要特征。而在机械化思维之后，人们就有了一个说明书式的人生，人和人之间的深入交流变得更加困难了，大家会着迷于所有表象的交流信息式的解答，但所有内在的渴望和感受反而完全被遗忘和忽略掉了。
沉默、留白、暧昧和漂移不定——我觉得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部分，它们无法被清晰地表达，甚至只能留给自己，因为最本质的交流你只能跟自己发生。
过去几年来中国的知识界讲了大量的怎么去建立一个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怎么样去寻求公正，但很少有人讲，一个好的社会，是建立在一个有内心生活的社会之上的。我从来不相信，没有内心生活的个体——不管他们多么懂那些表面的原则——他们能够创造出一个值得生活的社会。
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好像都挂在身体外面，因为你没有自己内在的空间，所以你不断被各种涌来的信息、灰尘等各种东西侵蚀，然后不断陷入各种躁动不安。
我们能为自己创造一个空间吗？那个空间是沉默的，是镇定的，是有自身标准的，是自得其乐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读了那么多书，想了那么多事，最终要回到一点：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成为一个自足的个体。
（本文为许知远2014年8月在“一席”上的演讲。文字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