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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2014年7月9日，就在巴西队被德国队灌进7个球的那天，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在世界杯期间组织赌球的犯罪团伙。团伙名单中那个醒目的名字“郭美美”，让人们对她已经淡忘的记忆瞬间又鲜活起来——
3年前，这个年仅20岁的女孩因为暧昧含混的“红会炫富事件”一夜爆红，继而靠着“包养”“干爹”等词语持续高曝光度的生活，还时不时用“找骂”增加一点舆论关注度，就连最后的“告别”都以赌球被抓这种意外方式进行……毫不夸张地说，郭美美用自己的青春岁月完美演绎了一场活色生香的荒诞闹剧，而透过这场闹剧，人们看到的是社会的一道道扭曲伤口。
赌球案引发的大起底
赌球案发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郭美美的律师吴俊强。面对记者的追问，他只做了两点声明：“第一，我接受郭美美家人的委托，担任她的刑事辩护律师。第二，我只对案件负责，对于其他不做任何评论，包括对她个人的看法，不在我们关心和处理的范围之内。这是律师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所规定的。事实上，我只对你们一家媒体说了这两点声明，对其他媒体我什么都没有说。”
尽管律师守口如瓶，记者还是从警方披露的大量信息及新华社等权威媒体的报道中，触摸到案件的真相——
据郭美美供述，她曾先后60余次往返澳门、香港及周边国家赌博，并为牟取暴利开设赌局。资深爆料人周筱赟（音同晕）也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透露，早在3年前，他的同事就发现郭美美母女频繁往返澳门。“当时，我们也怀疑（这）和赌博或性交易有关。另外，我们还发现其母郭登峰曾通过一家涉外婚介所认识了一个澳大利亚老外，并向他要钱给家里安装空调。这说明她们母女俩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
2012年底，郭美美在澳门赌场认识了赌徒康某某，很快发展为情人关系并在北京同居。2013年2月，二人策划在北京开设赌场，并由郭的生活助理吕某某出面，在朝阳区北京公馆西塔楼以月租1.9万元的价格租下一套房屋用于设赌。随后，他们又购置了赌桌、筹码、POS机等相关设备。
第一次组牌局时，康某某与一个中国合伙人开了一场，郭美美“只赚了7万多”。为了赚更多的钱，她决定自己出面组织。之后，她聘请专业发牌手，找专人负责赌资结算，并通过电话、微信邀请“朋友”上门赌博，自己则从中抽取3%至5%的返点作为“水钱”。据警方初步核实，郭美美开设的赌局每场赌资金额都在百万元以上，她个人通过“抽水”非法牟利数十万元。
非法牟利的过程还伴随着一次次炒作。据郭美美供述，她在澳门赌博时认识了某赌博网站负责人杰拉德。杰拉德提出借郭美美之名进行虚假炒作，以提高该网站的知名度，两人一拍即合。不久，“郭美美在澳门赌博输2.6亿”的新闻就由该赌博网站率先“披露”出来，并被各大网站争相转载。作为回报，杰拉德向郭美美提供了40万元筹码供其赌博。
但郭美美很快发现，自己忽略了这条消息对申请银行购房贷款的负面影响。她要求撤掉消息，杰拉德却出于保护网站信誉的目的不同意，只在一个多星期后再次发出假消息，称郭美美找到了新的靠山，帮其还了一半赌债。这一次，杰拉德又向郭美美支付了10万元的酬劳。
郭美美还向警方供认，自己的主要经济来源其实是“演出报酬”——她与南方某演艺公司签约，并在其安排下进行每年不少于50次的“夜场商演”，每次报酬5万元。但警方核查后发现，在不足20场的所谓“商演”之外，郭美美更多地是以“商演”为名，通过网上联络、熟人介绍、主动搭讪等方式与人进行性交易，每次价码达数十万元。
在郭美美赌球案发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多次联系杰拉德及多位曾与郭美美频繁进行微博互动的“好友”，希望进一步了解郭美美的真实生活及相关案情。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上，这些昔日的“恋人”“好友”出于各自的思量，无一例外选择了沉默。事实上，这种情况在3年前就出现过一次，当时，郭美美就曾自嘲：“我这事（炫富）一出来，大半人都跑光了，生怕和自己扯上关系。”
努力打造富家女形象
因为笃信“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老话，闹剧落幕后，人们又一次对郭美美的家庭、成长环境进行追根溯源式的调查。
在公开资料中，郭美美原名郭美玲，1991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据办案民警披露，她的父亲有诈骗前科，母亲郭登峰长期经营洗浴、桑拿、茶艺等休闲服务。家里的另几位亲戚也劣迹斑斑：大姨曾因涉嫌容留他人卖淫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舅舅则曾因贩毒被判刑。在郭美美的回忆中，自己一直跟着母亲生活：“我妈过去从来不管我，她自己还忙着事业忙着谈恋爱，我完全是保姆带大的。”1996年起，郭美美先后在广东深圳、湖南益阳等地念书。
郭美美被抓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辗转找到她的一位初中同学，向他了解一下“同班的她”，但对方以“不太想谈”为由拒绝接受采访，只透露郭美美中学时期曾在益阳市一中（当时名为天骄中学）和益阳市朝阳国际实验学校两所学校学习。
为核实相关情况，记者又拨打朝阳国际实验学校语文老师张亮（化名）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后干脆关机。不过，张亮此前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学生时代的郭美美就显示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喜欢画淡淡的眼线，穿时髦的衣服，踩低跟的亮皮鞋，总牵着一只穿着量身定做的衣服的宠物狗，在益阳街头逛街。”她的初中同学王琴（化名）也回忆，初中时代的郭美美喜欢伪装自己，在长辈和老师面前她总是乖巧，但真实的生活中却是一个“小太妹”，喜欢跟“坏孩子”混迹在一起，还常和调皮的男生玩暧昧。这些说法，与郭美美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自述不谋而合：“我从小接受的观念不是要上学或者要努力念书，而是一定要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找个有钱人嫁了。”
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郭美美花钱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进修。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她便参加各种演艺比赛、出演网络短片、拍摄杂志照片并跟一些人“吃饭”。回忆起这段生活对自己的改变，郭美美曾说：“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不会这么奢侈……进入社会后，女孩之间好像有点喜欢攀比。”
郭美美努力将自己打造成富家女的形象，但一位知情人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她的家庭条件并非其自称的那样优越。“事实上，她到北京上学都是她阿姨提供的盘缠。当然，她家也不算社会底层，早些年一直做服装生意，开着规模不大的服装店，可能也赚了一些钱，但绝没到那种大富大贵的程度。”
2011年1月12日，郭美玲改名郭美美。至于原因，其母郭登峰在一次饭局上说：“我曾遇到一个算卦大师，他告诉我，将孩子的名字改成郭美美以后，这个孩子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就在改名后不到半年，这个年仅20岁的女孩便真的因为在微博上高调炫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炫富真相一波三折
2011年6月，有网友翻出郭美美的微博，发现她的身份认证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却贴出了一系列开玛莎拉蒂跑车、在别墅开生日会、挎奢侈品牌皮包的炫富生活照。这一发现，很快引爆了公众对郭美美财富来源的强烈质疑。有网友甚至根据“蛛丝马迹”推测：为郭美美提供豪华生活的“干爹”王军，正是中国红十字会（下文称红会）副会长。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捆绑着掉入了舆论的漩涡。
面对突如其来的信任危机，虽然红会在第一时间澄清，“没有红十字商会的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的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但接踵而来的质疑，还是对红会的名誉，甚至整个中国的慈善事业带来严重影响。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7月则仅有5亿元，降幅接近51%。
2011年8月，郭美美和母亲郭登峰接受学者郎咸平的电视专访。在这次“红会炫富事件”后的首次公开露面中，郭美美回应称，豪车是她的“干爸”、深圳地产商人王军送的，与红会无关。至于微博认证的头衔，是自己在一次饭局上听“干爸”提起后自己随意填写的，“没想到弄出那么大的事情”。郭登峰也表示，自己的财富来源是炒股票。然而，这一番解释并没有平息舆论，反而引发了进一步的质疑，以至于在接下来长达两三年的时间中，公众始终难以恢复对红会的信任。
2013年4月24日，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表示，将于5月中下旬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但红会秘书长王汝鹏随即否认了此事。王永也表示，重启调查“目前仅仅是提议，并未形成正式决定”。真相的大幕刚刚掀起一个小角，又再次静静落了下去。
直至今年7月24日王军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人们才从他的供述中听到了整个事件的真相——
今年46岁的王军是深圳人，以参股方式投资房地产、基金等领域。2010年8月，他和郭美美相识，“第二天我就跟她发生了关系，当时她向我要了3万块钱。那以后，她想要钱了就会从北京飞到深圳找我，我安排食宿并每次给她5万块算是包养费。”
2011年，王军投资500万元在朋友收购的中红博爱公司中参了10%的股份。当时，该公司正与中国商业红十字会商洽开发“中国博爱小站”项目，开展的业务包括购买车辆免费为社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车辆喷涂“红十字”标识，以项目为名招揽广告等。在饭桌上听到这一消息后，郭美美为增加炫耀资本，根据自己的想象将个人微博认证从“演员歌手”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了掩盖被包养的事实，她称王军是其“干爸”。
周筱赟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红会炫富事件”后，他从核心当事人处了解到一些内情。“虽然不方便透露具体内情，但可以肯定的是，郭美美的‘金主’根本不在红会。网上传言的所谓17.2G的性爱视频也根本不存在。”在他看来，郭美美有着年轻女孩身上常见的虚荣、炫耀、张扬等个性，但又比较天真幼稚。另一位知情人也告诉记者，郭美美和红会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有的只是利用“臭名”、依托红会炒作自己。
2013年10月，郭美美自筹资金、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我是郭美美》在深圳开拍。据该片制片人回忆，郭美美拍这部片子的主要原因，就是想要澄清2011年与红会有关的那场风波。然而，直至她正式被警方调查，这部原计划在今年3月上映的电影仍没能取得资质。
看客的盛宴，社会的伤口
从3年前的炫富事件，到一年前的重启调查风波，再到如今因赌球被抓引发的大起底，为何郭美美每一次并不光彩的亮相，都能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看来，郭美美是这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倒退30年，这种现象绝不会出现。”
“30年前，中国人的生活状态都差不多。但近年来，中国基尼系数逐年走高，有钱人和没钱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很多人其实是通过郭美美才知道爱马仕、玛莎拉蒂这些品牌的。正是在围观郭美美的过程中，一些人完成了自己对于富豪生活的合理想象。”
对于另一些“有了钱又不知道怎么花”的人来说，郭美美的存在也同样不可或缺。“人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后，总要追求一些更高层次的东西，如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等。但在当前的中国，一部分人富得太快了，他们有车有房，物质上什么都不缺，又不想搞商业帝国、不想做慈善，于是，性交易、赌博等就在一部分富人圈中流行起来。”李银河说，这些人不是不想追求归属和尊重，而是错误地定义或理解了这些概念。“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妻妾成群的思想，直到今天，这种传统文化仍然拥有很大的市场，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包养情妇、让情妇出去招摇是件很有面子的事。”郭美美正是迎合了一部分人的猎奇心理，将自己塑造成“公共情妇”“高级妓女”的形象，才会出现很多人无论花多少钱都想和她过一晚的荒唐事。
知名时评家石述思同样从两个方面总结了郭美美“持续走红”的原因：一是她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凤姐、干露露等人已经铺垫好了民众的“审丑”心态；二是整个事件承载了社会的多重情绪，“当贫富差距巨大，屌丝上升无门的时候，仇富心理就特别严重，而郭美美与红会扯上关系，更增添了民众对公办慈善机构的不信任，对公权力的不信任。”
“郭美美是很多人犯贱的镜子。当她乘坐着欲望快车驶向地狱时，所有人都在推波助澜；如今，人们只顾着玩命地批评这枚臭鸡蛋，却忘了找出她背后的老母鸡。”石述思认为，在这场消费郭美美的盛宴中，没人能够置身事外：在教育的三重门上，郭美美的母亲肯定没教过她礼义廉耻，学校则过于重视应试教育而非教孩子如何做人，“干爹们”更没有给她树立道德的榜样。当郭美美炫富被骂时，媒体的报道也给她的大红大紫贡献了力量……正是各种错位纠结在一起，才让郭美美事件持续发酵，风波不断。
互联网传播的放大效应，更是让郭美美如虎添翼。鲁迅曾将那些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围观死刑犯的人形容为“看客”，但在网络时代，“看客”有了新的定义：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不管是新闻跟帖、博客转帖，还是照片与文章的分享，网民只要简单地点几下鼠标，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会形成一次大范围的传播，让郭美美“越骂越红”。 “更可怕的是，一些人把价值观的错位与扭曲当作社会的伤口，抱着看笑话和起哄的态度四处宣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看客心理，把郭美美这盆水越搅越浑。
“人性中原本就有这种对丑闻感兴趣的倾向，而郭美美事件的复杂性在于，它似乎暗示着社会的某种阴暗之处，但又含含糊糊，留下巨大的猜想空间。”张颐武分析认为，郭美美的“出名”不仅是因为炫富，更因为其与红会扯上了关系，引发了社会的无尽猜测和迷惑。郭美美的财富到底从哪里来？她背后有没有靠山？红会和商业机构究竟有哪些关联？整个事件始终带有神秘色彩，而郭美美不停地炒作，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猜疑。疑团越多，郭美美就越火，最终“从子弹变成原子弹”。
“对于社会，郭美美事件造成了难以言说的、看似滑稽却十分严重的伤害。”张颐武总结说：一是让一些年轻人强化了错误的价值观，认为不管怎样，有名有利就是成功；二是让一些年轻人形成了扭曲的消费观，认为炫耀性的消费就是人生的价值所在；第三点最严重，就是伤害了人们对社会的基本信任。
“权力要装进笼子里，欲望也要装到笼子里。”石述思说，在这个欲火焚身的年代，要想保持理性，不仅靠法律，还靠人人自律。“不要盲目拿道德去绑架别人，而要时时反观自己。你有光明，中国才不会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