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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近日，最轰动的社会新闻莫过于郭美美的真相了，这是她再次席卷所有媒体。只不过，一如马克思的那句名言，“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郭美美及其资金来源都与中国红十字会毫无关系”，这句姗姗来迟的真相，多少为红十字会的悲剧涂抹上喜剧色彩。“干爹”的神秘存在、“嫩模”的空虚炫富、网民的将信将疑、网站的推波助澜、红十字会的拙劣应对，共同构成了让导演都自叹弗如的荒诞剧情。
闹剧中却暴露出重大的社会问题。网民心理的失序，舆论生态的混乱，社会价值的迷失，无一不在指向一个重大命题：站在物质高峰上的中国，到底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
郭美美式的社会闹剧并不少见。梳理这些年来的社会热点新闻，就能清晰地看到，经济发展的一路高歌，并未自动带来社会的公序良俗。美德沦陷、竞争无序、行为失范等问题日益凸显：福喜曝光了，舌尖上的安全雪上加霜；老人跌倒了，道德与冷漠在殊死搏斗，人们对法治有更高的诉求。价值混乱、功利至上、钱权开路等现象频频发生：上学拼爹了，寒门望着名校只能一声叹息；招聘“就着萝卜设条件”了，背景与背影的差别决不只是三撇，人们对公平有了更急切的渴望。许多人在心中发问，难道真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这样的“问题意识”进入决策渠道之后，在十八大上被凝练地总结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共识，代表着官方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想象。而且，也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名著《大转型》中提出“双重运动”理论——市场来势汹汹，一旦它打破了经济和社会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社会就会发起自我保护运动。就此而言，在经济崛起导致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可谓恰当其时。
市场经济本就崇尚身份平等和规则公平。没有法治和公平的底线，经济发展必然裹足不前，物质财富就成了虚幻的画饼；缺少法治和公平的共识，多元思想就无法共存，反而会变成社会族群的撕裂；失去法治和公平的引领，社会发展就会迷失方向，在五花八门的“价值丛林”中无所适从。
社会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桥梁。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既能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的伤害，又能保证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既能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又能为公民制造“公共的善”。对国家而言，社会组织越完善、社会诚信越高，就越能充分地向社会分权；对公民来说，社会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个人的道德修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其中的纽带，就在于社会的发育成长。
然而，在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恰恰是社会没有发育起来。过去那种“全能型国家”逐渐退回本位，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地带。在这片空白地带上，该怎样培育社会的成长？我们摸索了30多年，才找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答案。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多么简单的口号。不，这些字面意义很好理解的词，一旦落实起来，就是触动既得利益、打破阶层固化，这是血雨腥风一般的冲突和调整。若没有极大的勇气和决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就会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曾有一段预言。“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而为此目的，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今天的历史已经证明，单纯强调美国式的社会主导或俄罗斯式的国家主导都有失偏颇，当中国提出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时，就是在寻求新的模式，就是在宣告新的改革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