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管理要从严

    现在有种不好的风气，凡是跟社会管理相关的职业，都被一些人妖魔化。比如城管一定是打小贩的，网管一定是删帖的，警察一定是刁难人的。似乎取消了城管、网管、警察等职业，放任社会自由发展，就能万事大吉，解决各种难题了。

    那么取消城管，让小贩占道，让做买卖的声音骚扰四邻，让垃圾的异味充斥鼻端，你接不接受？或者取消网管，让色情图片、暴力信息到处都是，让孩子们一打开电脑、手机就能看到黄赌毒，你答不答应？又或者取消火车站、地铁口、广场上的执勤警察，让小偷小摸之徒和身藏砍刀、汽油之辈大摇大摆与你同行，你同不同意？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要设身处地为自己想想，为下一代想想，就会明白，在社会秩序、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等问题上，国家的管理不能松，而要严；不能放任自由发展，而要加强管理。

    看到这里，大概有些人、有些媒体要跳出来大喊“美国对社会的管理是如何宽松、如何自由”之类，那么，请看看美国的社会管理——那位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口卖肉夹馍的洛阳大叔谢云峰说，他曾因违反管理规定被当地卫生部门处罚过1000多美元；无论美国公民还是外国游客，只要在网上发布暴力信息，哪怕是一句泄愤的“我要炸飞这个机场”，都会立刻遭到搜查、关押、罚款或驱逐出境；去年，一名女子仅仅是开车冲撞了白宫外面的路障，就被警察击毙；酒驾者拒绝检查，警察会直接拔枪相向……从任何一个角度看，美国都是从严管理的范本，而不是相反。

    既然提到美国，就不得不承认，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其内部管理之严是有关系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肯尼迪总统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中提出，由总统、议员、官员等组成的“第一圈”决策人对美国社会各方面做出“明确”“适当”“果断”的管理，从而使政府“保障国内的安宁”。类似的观点，中国也早就有了。韩非子说过，能“严其境内之治”的国家不会灭亡，因为“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可以让老百姓拼死坚守这个国家。这就是从严管理的力量。

    也许有人会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管理可以交给行业机构和居民自治来解决。不错，适合由社会组织解决的事项，可以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应有之义。但不能一概而论。举两个例子：此起彼伏的医患矛盾，打医者、伤医者闹完就走，这能扔给医疗行业协会去协调吗？“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在全国推行3年，效果欠佳，这能依靠“居民自觉”去推进吗？可见，在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下，有能力对社会秩序、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加以全面管理的，只有政府力量。管理从严，让违反禁烟令者受到重罚，让打医者受到严刑，才能换来社会的秩序和安定；管理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人伤人仅拘留几天了事，只会影响每个人的生活秩序和生存安全。

    如何从严管理？首先必严于立法。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其次必严于执行。张居正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这都是过去的国家管理者留给今天的智慧。值得欣喜的是，近来，人们看到了许多从严立法和执行的好现象：“净网2014”专项行动累计处理、关闭淫秽色情网站1222家；教育部清理高考加分乱象，辽宁的“体育加分”、福建的“征地拆迁加分”面临彻查；食品安全法的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法律内容从现行的104条增加到159条……

    立法与执行，都离不开管理者的决心。面对种种社会问题，国家的管理者不能心慈手软，信奉“法不责众”；更不能依赖“运动式从严”，风头来时严阵以待，风头过去网开一面。越是在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问题丛生的时候，国家的管理者越应该是“刚坚不可夺其志”的人。正所谓“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执行法令的人坚强，就能使国家管理强有力；执行法令的人软弱，就会使国家管理衰弱。打个形象的比方，国家的管理者就像一个“大管家”，唯有严加管理，才能让“大家庭”正气充盈，矛盾化解，内力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