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浮沉大运河

    唐代诗人胡曾描述大运河：“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这条贯通南北的运河曾被看作是民众的苦难、国家的祸端。千年之后，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四十六个世界遗产项目。朝代兴亡交替，大运河也在变幻莫测的历史中浮沉千年。 

    隋炀帝：因大运河而来的毁与誉

    民间都说大运河是隋炀帝杨广开凿的，严格说来并非如此。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一段大运河是邗（音同含）沟，开凿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吴王夫差为了与越国争霸，运输军队粮草而建。在以后的朝代中，封建帝王们出于政治、军事需要，多有兴建运河，这为后来隋炀帝把运河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

    其实隋炀帝打通运河也不是自己一拍脑门想出来的，而是继承父辈遗志。隋统一中国后，定都大兴城（今西安），当时中国经济是关中贫瘠、江南富庶，而政治中心依旧在西部。不管谁当皇帝，要解决这个问题都只能是利用水路，把钱粮从南方运到西北。隋文帝杨坚就是这样做的，他挖通了从大兴城到潼关的广通渠，并对古邗沟进行了修浚。到了他的儿子隋炀帝继位后，子承父业，继续兢兢业业地从事大运河的开凿工作。

    不过隋炀帝的魄力和野心绝对比他的父亲大得多！他相继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了邗沟，还修浚了江南运河。形成了以洛阳为起点，又以北京和杭州分别为北方和南方的终点，全长2700公里的南北运河，即隋唐大运河。

    因为这条大运河，有人把隋炀帝当成暴君，也有人说他祸害了当世，却造福了后世，褒贬不一，这都是有缘由的。

    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挖掘运河全靠人工完成，修河是民工的一部血泪史。相传，隋炀帝派遣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强征天下15岁以上的男丁，共征发了360万人。同时还采用5家抽1人的方法，负责民工的后勤保障。他还派了5万名彪形大汉，各执刑杖督工。由于劳动强度大，又严刑苛责，不到1年，360万民工竟死了250余万人。这条条人命都记在了隋炀帝头上，让他甚至有超过天下第一暴君秦始皇的势头。

    而相传隋炀帝修运河的目的，更是让人觉得他昏庸无道，竟是为了去扬州看琼花！公平地讲，隋炀帝的确喜欢游乐，在位14年，出外巡行不下10次，但他并不是为了看区区琼花就会要250万条人命的昏君。589年，他才20岁，就当统帅灭南陈，之后平定江南叛乱，北上击破突厥，屡有战功。他也有文采，写一手好诗，《全隋诗》里现在还有他的诗作40多首。35岁登基时，光从年号“大业”就能看出他的雄心壮志。开凿大运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的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就是为了调配物资，巩固政权之用。

    只可惜隋炀帝只懂得建功，不懂得惜力。他自己精力充沛得惊人，便以为天下没什么办不成的事。但整个国家却跟不上他的节奏，民力不堪，隋炀帝还火急火燎地搞“大业”，又是东征高句丽，又是巡游显摆。也难怪百姓恨他入骨。

    在历史的众说纷纭中，唐代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算是对隋炀帝作了一个中肯的评价：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张择端：画出大宋王朝的生命线

    大运河贯通南北，流经今京、津、陕、豫、冀、鲁、皖、苏、浙9省市，沿线交通便利的地方，往往能聚集相当数量的人口和物资，于是，一系列“运河城市”应运而起。隋唐时期的汴州、扬州、苏州，明清时期的济宁、淮安、镇江等，都是水陆交通的枢纽，皆因河而兴。从宋朝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便可见当时城市经济的繁华。

    传说张择端年轻时，专门靠为寺庙绘画而谋生，尤其擅长画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因为画得好，有了名气，汴京相国寺便把他请到寺中，包吃包住，好让他为自家墙上添几笔香墨。

    一天，宋徽宗赵佶去相国寺上香，听说才华横溢的张择端住在寺中。因为皇帝本人也是绘画高手，就来了兴致，亲自命题，让他画一幅能表现北宋汴京繁华盛景的图。张择端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提出条件，说不能把他关在皇宫，要找一个安静的农舍作画。宋徽宗同意了。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终于创作出了《清明上河图》。宋徽宗见此画后大喜过望，把画收入皇宫。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掳到北方，藏于北宋皇宫的《清明上河图》也被金兵掠走。为了让在杭州称帝的宋高宗赵构不忘国耻，张择端闭门谢客，呕心沥血，重新绘制了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于宋高宗。而宋高宗却压根对画不感兴趣，直接把画退给了张择端。张择端看到画作被退，而高宗丝毫没有理解自己的隐喻，心绪难平，一气之下，将画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发现，抢出了一半。这位忧国忧民的画家此后不久便忧郁而死，令人唏嘘不已。

    说回到《清明上河图》，它所描绘的虽然只是宋代汴京一个节假日——清明节的热闹场景，却展示了运河对宋王朝的影响力。

    当时的汴京，城里流贯着汴河、惠民河、金水河与广济河，都可做漕运。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每年光从南方运到汴京的米，就有600万石，更不要说布帛、茶叶等其它物资。因此，在宋朝人眼中，大运河称得上是北宋立国的生命线。宋神宗时期的宰相张方平就说过：“汴河之于京师，乃建国之本。”

    这条生命线给北宋带来了与以往任何朝代都不一样的商业价值。宋朝以前，大宗长途贸易仅适用于丝帛、茶叶这类轻巧之物，商人们默守“千里不贩籴”的习惯。大运河却让粮米远途交易成为可能，于是商人们从江淮把便宜的粳稻转运京师，从中狠赚一笔，甚至很多朝廷官员都垂涎于经商。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沿着河岸，商铺、酒楼、茶坊鳞次栉比，连桥的旁边也摆满小摊。事实上，北宋的“河岸经济”遍布整条水系，在《宋史》中能找到的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3都位于运河沿岸。这些市镇不同于传统的农业、行政构建城市，完全是随运河而生的工商业、制造业、运输中心。正因如此，才有很多海外学者把宋代视为中国历史的分界线。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就曾说过：“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

    潘清：漕帮与大运河的衰退

    很多人也许都会畅想，要是中国能沿着宋代的工商业之路往下发展，现在会是什么样。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大运河维系了明清两朝的命脉，也躲不过被历史抛弃的命！

    明、清时，中央设置了专门的漕运总督府，总督为正二品，由皇帝钦点，足见王朝对漕运的重视。

    明朝永乐年间，建立了职业性的“漕军”负责漕运，但政府给予的待遇很差，在运输过程中又时常会出现翻船、漕米受潮等情况，军户就算安稳把货物运到目的地，也说不定会被拉去当替罪羊，因此大量逃亡。政府不得不雇佣无业游民，充当船工水手。明朝中后期，船工水手中已有一半来自政府雇佣。至康熙中期，一只漕船上额定的10名水手中，除了一名负责人有军籍外，剩下9个都是“临时工”。舵工、水手、纤夫等聚集在一起，人数庞大，构成了在大运河上讨生活的一个特殊群体——漕帮。

    漕帮因漕运而生，地位却一直很尴尬，说是“工会”，没啥名分；说是黑帮，做的却是正当差事。因此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直到雍正初年，才为世人所知。

    雍正皇帝重视农业，广设粮仓。登基没多久，便派钦差大臣田文镜放出皇榜，招揽能人志士兴办漕运。

    当时杭州有3个拜把子兄弟，翁岩、钱坚和潘清，揭了皇榜，向田文镜叙述整顿漕运的办法。田文镜一听，觉得他们有点能耐，便向皇帝汇报。三兄弟还提出，要统一粮务，就得开帮授徒，皇帝也批准了，于是漕帮从地下转为地上，三兄弟被奉为漕帮“三祖”。

    翁岩是江苏常熟人，秀才出身，后弃文习武，在少林寺学过功夫；钱坚本是山东人，后迁居河南，走南闯北经商；潘清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三人创立漕帮后，翁岩收徒弟8人，合“八仙”之数；钱坚收徒弟28人，合二十八星宿之数；潘清收徒弟36人，合三十六天罡之数。3人共收72人，象征七十二地煞。

    漕帮成立不久，翁、钱二人便先后去世，潘清一个人挑大梁。他劝诫帮众修德论道，将一帮市井船夫治理得有条有序。凡入帮者，不论何姓，一旦入帮，均为潘家子孙，俨然一个大家族。

    原本漕船上，从负责押运的小武官到水手、纤夫，人可欺凌。漕帮壮大后，人多、船多、势力广、声势大，一旦漕帮不动，各省百姓的吃喝、年粮、军饷，马上就会不继。所以，各地官府甚至朝廷，都不敢轻看漕帮。漕帮盛极一时。

    自然，有漕运才有漕帮。晚清道光年间，一方面“运河淤阻”，一方面“江淮烽燧”，英军不满清廷禁烟，把战火从东南沿海一路烧到了江南，上海、镇江失守，京杭大运河被拦腰截断。这对清廷来说，无疑是被切了大动脉，只能与英军签订《南京条约》。

    只是，一纸和约、百万赔款也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英国这尊大神还没送利落，洪天王又带着太平军大动干戈，南京、扬州、苏州一路战火，运河更是不能正常转运。再后来，“洋务运动”开始，清廷有了现代轮船，北方运粮皆走海路，1901年，漕运完全停止，延续千年的大运河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但漕帮倒是延续下来，成为了青帮。帮众们弃水登陆，向上海和运河沿线城市发展。只是这些水手、舵工们，除了在运河上讨生活外没有一技之长，大多数人逞勇斗狠，成为地方一霸。清末民初，上海滩那些煊赫无比的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青帮中人。

    历史上，大运河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荣作出巨大贡献，而申遗成功，又让历经千年浮沉的大运河有了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