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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国新办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面阐述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实践的成就和基本经验。这是中央政府首次就香港工作发表白皮书。一时间，这本2.3万字的白皮书引起各方关注。
白皮书是如何出炉的，这些成就和经验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6月15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教授。他告诉记者，白皮书主要是由国务院港澳办一批年富力强的港澳工作者起草的，经过许多涉港澳部门的修改、补充和提炼。半年前，他还曾对白皮书的初稿提出修改意见。作为一位老港澳工作者、多年研究港澳问题的学者，他为“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感到欣慰。
半辈子的情意结
“我的后半辈子都在这个领域，感情很深。” 陈佐洱已经为港澳事务工作了26年。1987年9月，台湾《自立晚报》有两位记者进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要公开到中国大陆采访。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之举，中央决定以民间的方式让中新社出面接待，时任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长、总社港台新闻部主任的陈佐洱就是当时的代表。两位记者抵达北京那天，班机晚点了，陈佐洱在机场廊桥上一见面就说：“欢迎欢迎，等了你们38年了”。这句话被当时采访的中外记者记录下来，成了第二天媒体的新闻标题，后来还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任务圆满完成后，几个中央单位要调陈佐洱去工作，他最终选择了国务院港澳办。
1994年，陈佐洱被派驻香港，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接力香港回归谈判的最后一棒。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付诸实践，陈佐洱也返回内地先后出任港澳办副主任、正部长级常务副主任。他说：“一晃20多年过去，我有幸参与、见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建立与发展，‘一国两制’从构想到现实的转变。回忆这些日子我感触良多，现在白皮书站在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制高点上，做了全面准确的总结，总结得非常好。”
翻开白皮书，历数香港特区取得的进步，陈佐洱如数家珍，话语间难掩心中的自豪感，“因为我在中央领导下参与其中，尽了自己的一份绵力。”
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持
陈佐洱说，香港的瞩目成就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正如白皮书总结：“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在谋划和推进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时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开展交流合作，为香港保持繁荣稳定提供坚强后盾”。
“我在三位总书记、三位总理、三位副主席的领导下从事过一些涉港澳的具体工作。这些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风格或许不同，但都时刻把香港、香港同胞放在心里。例如，香港回归17年，大陆向香港运输鲜活产品、淡水、能源天然气、食品蔬菜，从来没有间断。奥运金牌选手、遨游太空的航天员归来后，庆功会还没开就被派到香港与市民、学生座谈联欢。” 陈佐洱说。
中央政府如何支持香港度过一次次危机，陈佐洱也历历在目。他回忆说：“香港第一次请求中央政府支持在1998年7月13日。”当时，刚启用一周的香港国际机场货运服务因电脑系统故障，陷入瘫痪，每天损失达18亿港币。面对突如其来的难题，行政长官董建华向港澳办发函，希望借用深圳机场来维持对港货运服务。当天下午，港澳办收到来信，马上草拟建议并上报。第二天上午，这封来信和港澳办的请示，就绕过层层公文流转程序，被直接送到朱镕基总理手里。朱镕基立即批示全力支持，特事特办。下午两点，港澳办与民航总局、公安部、海关、交通部各部部长开会讨论支援方案，两小时后陈佐洱率各部代表奔赴机场。“我们到深圳是当晚11点，相关领导及机场管理人员已在会议室等候，大家同心协力帮香港解决问题。”很快，深圳机场准备就绪，确保来去香港货物40分钟离境或入境装上飞机。
白皮书中还提到中央政府对香港抗击“非典”的支持，“在内地同样急需抗疫医药物资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偿向香港提供大批抗疫药品和器材”，陈佐洱亲历了这次“火速供给”。他回忆说，当时特区政府开出一张所需物品清单，中央政府照单全收。港澳办牵头，发改委、卫生部、药监局等部门立即组成工作小组，7天内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全球搜罗医用防护眼罩，这种眼罩只有德国一家工厂生产，一个月只生产1万个，香港特区就要5000个。还有防护衣，香港的防护衣拉链在后面，就因为这个细微的差别，我们专门找了几家工厂日夜赶工改制。最后交付物品时，装了满满3辆卡车，董建华先生在深港交界处一再感谢中央政府的支持”。
最痛心的两件事
白皮书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特别是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目前香港出现的一些在经济社会和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不正确观点都与此有关。”
说到那些少数“没有完全适应”的港人特别是年轻人，陈佐洱觉得很痛心。近年来，一些青年多次在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解放军军营门口挥舞着英国米字旗，高喊：“中国人滚回中国去，香港唯一出路是独立建国，《南京条约》万岁。”今年，更闹到了英国总领馆门口，要求英国废除中英联合声明，把香港再收回去。陈佐洱说：“他们手里的米字旗应该放进历史博物馆，而不应出现在街头！去年，习总书记两次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如果连自己民族的历史都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前途与未来呢？”陈佐洱还反思道：“这些年轻人才20岁上下，香港回归时还是牙牙学语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香港回归前选修‘国史’的高中生有5万人，占全香港高中生的45％，现在仅有7000人选修了？！”
另一件让陈佐洱痛心的，是香港的经济发展。他说：“近期我看到一组数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最新全球竞争力排行榜，香港由前年第一名降至去年第三，今年更跌落至第四。从经济总量看，香港在全国的份额也从过去的20%多降至3%。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来自香港内部，过多的人为内耗拖慢了当年享誉全球的‘勤奋、顽强、高效率、快节奏的中环脚步’，使得香港在过往10多年里未能充分利用与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大好机遇。”
陈佐洱还提到外国势力对香港的干预。他说：“香港是一个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国际投资者公平竞争的聚宝盆，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举双手欢迎全球投资者，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把香港变成颠覆中国基地的企图，香港如果成为颠覆中国的基地，对我国的发展是障碍，对香港本身来说是灾难。”而白皮书让外国更了解“一国两制”的真谛，显示出中央捍卫主权的决心。
为了整合全国研究港澳问题的社会力量，去年12月全国港澳研究会成立，陈佐洱当选会长。他联合350多名内地和港澳的专家学者及30个研究机构，对“一国两制”问题进行多学科的调查研究。他们乐意担当中央港澳事务的高级智库，既积极建言献策，又坚决为中央作出的决策保驾护航。在白皮书形成过程中，全国港澳研究会就有多位学者参与其中。白皮书发布后，他们也进行了热烈地研讨。回顾研究会半年来的工作，他说：“的确，中国的香港、澳门很值得研究，很有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