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链接
日 报周 报杂 志 人民网

反腐保持高压态势

晋赣川官场地震

二月河,从古至今说反腐

□ 本刊记者 尹洁 王乐然 李静涛 毛予菲 许陈静 《 环球人物 》(

    6月19日17时30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1分钟后,17时31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再发消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媒体称,1分钟打下两只“老虎”,这是中纪委创下的又一个“打虎”纪录,并且使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人数达到了30余人。这30余人中,在山西、江西和四川任职,或主要任职经历在此三省的人数最多。在党中央持续的反腐高压下,上述三省成为新的风暴中心。

    令政策、杜善学:落马前两天还有公开活动

    此次落马的令政策出生于1952年,山西省平陆县人。据公开的简历显示,在1968年参加工作之后,令政策先后在平陆县常乐医院、国营硫磺矿、运城地委机要办公室、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工作,1982年进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毕业后,令政策相继在山西省委办公厅文书信息处、省委机要局、省粮食局等部门工作,2003年任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成为正厅级干部,1年后又升任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2008年1月,他出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2013年1月,令政策获得连任,在8名副主席的排名中,从第六升至第二。对令政策的这份简历,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实名认证的微博上表示:“从边缘的粮食局副局长到发改委主任,是超常规的进步。有时,占便宜未必是好事。”

    据财新网报道,令政策在山西省发改委工作的那几年,正是煤炭行业很景气的时候。山西作为煤炭供应大省,2006年煤炭出省销量近4.66亿吨,2007年接近5亿吨。一名山西的政协委员称:“当时外省抢着要煤,这个指标如何分配有很大利益。令政策作为发改委主任,权力是很大的。”

    财新网的报道还称,令政策父母均为山西的基层干部,父亲是一名处级干部。令政策曾经向记者透露,父亲当年喜欢看报纸,他们出生时,父亲就会在报纸上找一些当时见报比较多的词汇,如路线、政策、方针等给他们取名,这就是他们兄妹5人名字的由来。

    6月17日,令政策在落马前两天,还曾公开露面。他带领山西省政协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调研组,在交城和文水两县就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进行调研,并与县、乡、村三级干部座谈。

    与令政策几乎同时落马的杜善学出生于1956年,山西省临猗县人。根据公开的简历显示,1976年6月到1978年3月,杜善学在临猗县财政局工作,后入读山西财经学院(今山西财经大学)会计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后,杜善学到山西省财政贸易委员会财政金融处任干事,之后相继在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山西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等工作。1993年,37岁的杜善学出任山西省财政厅副厅长,成为副厅级干部。10年后,杜善学前往长治市任职,先后担任长治市长、市委书记,主政一方。2011年,杜善学转任吕梁市委书记,并在当年成为山西省委常委,进入省部级干部行列。2012年1月,杜善学出任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1年后,开始担任山西省副省长。

    担任副省长期间,杜善学负责发展改革、建设、交通、环保、招商引资和重点工程等方面的工作。6月14日到15日,杜善学在吕梁就对口联系企业、重点工程进行调研,6月17日又参加了山西省政府的第四十九次常务会议,还参加会见了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短短两天后,杜善学落马。

    从简历上看,令政策和杜善学都是山西本地人,并且长期在省内任职,在山西算得上树大根深。算上令政策和杜善学,2014年以来,已经有4名山西籍或主要任职经历在山西的省部级高官落马。

    金道铭:纪检系统的“内鬼”

    2014年2月27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金道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金道铭1953年出生于北京,17岁参加工作。1972年,金道铭进入北京市共青团系统工作,走上了仕途发展的快车道。1979年,金道铭任共青团东城区委副书记,后又担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87年,金道铭进入国家监察部工作,开始了在纪检系统20多年的职业生涯。他历任国家监察部办公厅干部、中纪委外事局局长等职。1997年,金道铭升任中纪委副秘书长,2002年,出任中纪委监察部驻交通部纪检组长、交通部党组成员。

    2006年,金道铭来到山西,出任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2010年,升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并继续担任省纪委书记。2011年,他转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其间还兼任了8个月的省政法委书记。2014年,金道铭被补选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0多天后,金道铭案发。

    对于金道铭的落马,山西当地人并不觉得意外。他担任省纪委书记的几年,正是山西煤焦领域大案要案频发的几年。当时,金道铭还担任煤焦反腐小组的组长,媒体推测他和这些案件多有牵涉。据宁波日报集团出版的《东南商报》报道,山西一名研究煤焦产业的人士曾透露,早有人预测金道铭会出事,但对于金道铭“多大的案子都敢管,拿人钱财为人开脱”的行为还是惊讶不已。

    《东南商报》称,白培中案是金道铭案发的导火索之一。2011年,时任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的白培中家中被劫,其妻子报案称被劫财物价值300万元。随后,有消息称,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交代,从白家抢的财物价值近5000万元。一时间,舆论哗然,白培中被免职。对于白培中的巨额财产,当时官方的说法是白培中在任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期间,接受公务活动中馈赠贵重物品价值14.79万元;白培中妻子收受下属礼金共70万元。山西省纪委研究后,仅“决定给予白培中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有知情者称,主导白培中案的正是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的金道铭,也是他“把这个案件压下去的”。金道铭插手白培中案激怒了不少干部群众。2013年10月,中央第六巡视组进驻山西,山西省委、省政府的一批老干部合力举报了金道铭。

    2014年2月24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向山西省反馈巡视情况时,组长叶冬松表示,“巡视中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有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利益”。3天后,中纪委公布了金道铭落马的消息。由于金道铭在纪检系统工作长达20多年,他的落马被视为中纪委勇于“打内鬼”,解决“灯下黑”,增强内部监督。

    从披露出的消息看,金道铭还涉嫌包养多名情妇。这些情妇中,有人实际上就是金道铭收受贿赂的“白手套”。

    申维辰:与金道铭有“恩怨”

    距金道铭落马不到两个月,2014年4月12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接受调查的消息也被公布。申维辰是今年被调查的首个正部级干部,也是首个落马的十八届中纪委委员。虽然落马时在京任职,但申维辰和山西渊源颇深,早年还和金道铭有些“恩怨”。与金道铭“空降”山西相反,申维辰是从山西基层走到中央任职的。

    申维辰1956年出生,山西省潞城人。他1969年参加工作,在潞城县黄池乡任政府电话员,1972年进入山西大学体育系学习。毕业后,申维辰曾先后在潞城县委、山西省体委等部门工作,2000年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2006年,申维辰出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2010年9月调任中宣部副部长,2013年来到中国科协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

    申维辰落马前并无明显征兆。2014年4月10日,中国科协网站还刊登了他在北京市密云县调研的消息。4月12日,他从南昌返回北京,刚一下飞机就被中纪委带走。据知情人士透露,申维辰落马主要是因为他在担任太原市委书记期间涉嫌贪腐,尤其是涉及城建领域的利益输送。

    在山西为官时,申维辰曾有平易近人的名声。一名太原的作家曾透露,申维辰在省委宣传部长任上时对文化界人士非常尊重,但在出任太原市委书记后,申维辰的官威渐渐大了起来。在主政太原4年多的时间里,申维辰提出了“旧城改造、新城建设、古城发掘”的政策,一批申维辰身边的商人开始在太原地产界崭露头角,其中山西得一文化集团董事长胡树嵬最为有名。

    据《廉政瞭望》杂志报道,胡树嵬是申维辰在山西大学的师弟,申维辰出任省委宣传部长后,经营图书音像产品的胡树嵬生意蒸蒸日上。2006年初,申维辰成为太原市委书记,胡树嵬也宣布进军太原房地产市场。在太原严禁销售小产权和证件不全房产的风口浪尖上,胡树嵬顶风作案,出售证件不全的房产,却安然无事。胡树嵬还与多家外地房产商合作,他负责拿地,再加价转让。就在申维辰出任太原市委书记7个月后,“京官”金道铭来到山西任职。与金道铭一起开始为山西人所熟悉的,还有一个叫胡昕的女地产商,她是金道铭的情人,在太原房地产市场多次和胡树嵬“交锋”。太原一名官员透露,申维辰与金道铭在有些事情上较着劲,只不过没有公开撕破脸。申维辰到北京任职后,胡树嵬的拿地风头立刻收敛,甚至在有些项目上还和胡昕合作。山西一名离休干部接受采访时曾说,申维辰和金道铭都是聪明人,对对方的手段心知肚明,“这下两个都进去了,没准还能相互揭发”。

    陈安众:牵动萍乡官场连锁反应

    在党中央的反腐行动中,发生“地震”的绝不止山西一省。近来,反腐风暴也在涤荡着江西。

    2013年5月至8月,中央第八巡视组巡视江西。2013年12月8日,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陈安众1954年出生于湖南省宁远县,1976年入党。据知情人士介绍,陈安众是一名学者型干部,1984年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后,相继被聘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等。九江新闻网介绍陈安众的文章称,他发表论文、译文40多篇,并有多部专著。20世纪末,陈安众以省级后备干部的身份,从湖南省衡阳市市长的位置上,交流到江西省景德镇市任市长。

    据《新京报》报道,陈安众在江西的发展可谓顺风顺水。2001年6月至2006年11月,陈安众担任萍乡市委书记,2006年11月调任九江市委书记,2008年当选江西省政协副主席,2010年任江西省人大副主任。接近陈安众的江西官员分析,陈安众落马或与其负责的工程项目有关系。这位官员称,陈安众身边常年围着几个湖南籍的朋友,“一些人打着陈的牌子做工程和项目”,萍乡多个工程项目背后都有陈安众朋友的影子。

    熟悉陈安众的人说,陈安众喜欢喝酒、唱歌、跳舞、下围棋。在他主政过的萍乡、九江等地官场,流传着陈安众的一个段子:“一米八的个子,一斤八两的酒量,一百八十斤的体重。”下属对他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常在宾馆玩到凌晨三四点,喝洋酒至少5000块钱一瓶”,也有人说他“作为市委书记,没有什么架子”。

    随着陈安众的落马,萍乡官场也发生了连锁反应:2013年8月21日,江西省纪委证实,萍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家群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2月28日,萍乡市政协主席晏德文,萍乡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学民被调查。这三人均在萍乡城市建设重点项目指挥部担任要职。6月20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萍乡市原政协主席贺维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姚木根:落马当日还有文章见报

    在萍乡官场余波未平之际,2014年3月22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就在同一天,当地省委机关报刊发了一篇署名“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姚木根”的文章。由于官员被调查与其文章见报同在一天“甚为少见”,姚木根迅速成为关注的热点。

    根据公开的简历显示,姚木根的仕途相当顺利。他1957年生于江西省樟树市,1986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1976年12月参加工作。1986年,姚木根的仕途起于江西省计划委员会,历任副处长、处长等职。1998年,姚木根被调往江西省政府,先后担任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主任等职。2007年3月,姚木根任省发改委主任。2011年5月起,姚木根担任江西省副省长,主要负责国土资源、农业、水利等工作,曾发表过不少有关江西经济发展的理论性文章。

    2013年,中央第八巡视组来到江西后,副省级以上的领导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表全部被调来查看。姚木根在上面只填了一套房产,但他被举报的房产竟有十多处,分布在北京、上海、南昌、广州等地。两者之间出入很大,引起了中央巡视组的注意。对姚木根的侦查就此展开。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姚木根在北京的一套房子,是几年前他亲手提拔的江西省发改委一名副处级官员赠送的,当时价值500万元左右,现在估价1000多万元。姚木根落马前,该副处级官员已被带走调查。姚木根出事后,他的妻子、江西省质监总局法规处处长易安萍也被纪检部门带走。据一位与姚木根交往多年的官员透露,易安萍被带走是因为“多套房产都挂着她的名字,股票也以她的名字持有”。

    此外,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当地有官员认为,姚木根的主要问题可能来自于他任职发改委期间。在姚木根被调查之后,其分管的水利领域中,江西省水利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文林,曾任峡江县委书记、时任吉安市政协副主席林翘银以及峡江县委书记宋铜也先后落马。

    赵智勇:博士副省长被免职

    姚木根落马后不到3个月,2014年6月3日,中纪委发布消息:赵智勇因涉嫌违纪,中央已免去其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委员职务。

    赵智勇1955年生于河北省易县,西南财经大学在职研究生毕业,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赵智勇长期在中国工商银行系统工作,2000年8月从工行总部调任工行江西分行行长。2001年11月,赵智勇离开金融系统,担任江西省省长助理。2005年起,赵智勇任江西省副省长、党组成员兼九江市委书记,主要分管金融、外汇、证券等领域。一年后,赵智勇升任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2008年6月,赵智勇改任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经济学博士背景以及在经济领域数十年的工作经验,令人们一度对赵智勇充满期待。他上任九江伊始,便提出“力争通过5年努力,使(九江)工业经济总量恢复江西第一”的口号。但他在九江任职只有1年多时间。在离开九江前,赵智勇突击提拔了一批女干部,不少属于破格提拔,有的学校老师直接被提拔为共青团某区委副书记。接任的领导在接到群众反映后,又把提拔的一部分女干部打回原单位。

    有别于以往,中纪委发布赵智勇相关消息时,仅通报其涉嫌违纪被免职,未采用“涉嫌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等字眼。截至目前,中纪委也没有公布赵智勇有关情况的新进展。

    副国级“老虎”浮出水面

    赵智勇落马10天后,2014年6月14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十八大之后首个落马的副国级干部。

    苏荣1948年出生于吉林省洮南县,1974年参加工作,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苏荣的仕途起步于吉林,历任洮安县那金公社党委书记、洮安县委副书记、白城地委书记、四平市委书记等职。1992年,苏荣任吉林省委常委、秘书长,进入副省级干部行列,之后又任吉林省委副书记。

    2001年,苏荣官至正部级,任青海省委书记,后又历任甘肃省委书记、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2007年11月,苏荣调任江西省委书记,2013年当选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江西省委书记(至2013年3月)、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至2013年4月)。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调查,江西上述三名被免职的副省级干部均是在苏荣任上获得提拔或重用的:苏荣任江西省委书记时,赵智勇与他有颇多交集,苏荣赴江西履职半年后,2008年6月,赵智勇出任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第一书记,被视为苏荣的“大秘”;同年,陈安众从九江市委书记任上提拔为江西省政协副主席,与时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苏荣有过至少3年的工作交集;在苏荣主政江西期间,2011年,姚木根从江西发改委主任擢升为江西省副省长。

    四川最早刮起反腐风暴

    地处西南的四川,比山西、江西更早刮起反腐风暴。自2012年8月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戴晓明被调查后,四川接连爆出大案。一年多来,有李春城、郭永祥和李崇禧3名省部级干部落马。

    2012年12月6日,中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他成了十八大后首个被调查的副省级干部。李春城历任哈尔滨副市长,成都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2011年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经过中纪委调查,李春城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还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今年4月,中纪委决定对李春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涉案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3年6月23日,中纪委证实,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郭永祥1972年进入胜利油田,此后长期在石油系统工作。1998年起,他历任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四川省委秘书长、四川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2009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主席。今年4月,中纪委经调查宣布,因郭永祥收受巨额贿赂、利用职务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道德败坏等,决定开除郭永祥党籍和公职,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3年12月29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接受组织调查。李崇禧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从政后一直在四川任职,历任四川省纪委常委、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等职。2013年成为四川省十一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在李崇禧落马后,接近四川省纪委的人士曾向媒体透露,李崇禧落马很可能是经济问题,或与其在四川省纪委书记任上担任矿业秩序整治督导组组长,涉及矿业重整并购有关。

    中央坚决反腐  舆论一致力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事业管理系主任邵鹏表示,晋赣川三省接连掀起的反腐风暴,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腐行动的深化和发展,反映了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决心。

    201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并强调“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不要心存侥幸”。

    其次,邵鹏认为,三省的反腐风暴也表明中纪委的反腐措施是行之有效、有的放矢的。中纪委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特点,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措施。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多个场合表达了继续推进反腐的坚定决心。4月11日至5月12日,王岐山一个月内先后6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释放出的信号强烈且明确——反腐败斗争的“牛鼻子”,就是各级党委负主体责任,各级纪委负监督责任;各级党委“决不能只重业务不抓党风、只看发展指标不抓惩治腐败”;反腐败工作,“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今年要把主体责任给中央国家机关、省区市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党委扛上”。“五一”前夕,经王岐山审定调研方案后,7位中纪委驻会副书记8天内分别带队到七地,就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进行调研。

    5月19日,在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专题研讨班上,王岐山要求纪检队伍“聚焦中心任务”“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并对纪检队伍提出要求:“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以铁的纪律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干部队伍。”

    5月27日,在出席山东省蒙阴县民主生活会时,王岐山说:“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要加强震慑,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另外,在三省反腐中,也表明了现阶段高官贪腐的一些显著特点。“涉案金额巨大,涉及官员层次高,窝案串案情况严重。其中窝案串案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贪腐官员采取上下勾结、内外联合、共同策划等方式作案,出现了犯罪群体化的特征。”邵鹏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中央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支持。各级媒体纷纷发声,力挺中央“打虎”——

    6月14日,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发布一条人民微评:“苏荣成十八大后落马的首位副国级官员。在此之前,江西多位官员先后被查,主政江西7年的苏荣显然难辞其咎。权力有任期,清廉无时限。班子出了事,‘班长’走不了。无论什么人、职位有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必将受到严厉惩处。为官者,请自重。”

    6月16日,中国青年网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苏荣落马再证“补窟窿”的紧迫性》,“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苏荣被查,是我国反腐败行动向纵深推进的标志,也是中央有关方面对贪污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标志。”

    6月19日,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发表评论:“涉嫌违法违纪,山西两名高官同日被调查。屡屡出击的重拳,不断加速的查处,警示官员:官帽再大,也不是贪腐的保护伞;退居二线,也不是逃避的护身符。惩治贪腐,整肃吏治,党内无例外。无论什么人、职位有多高,一旦贪腐,便难以‘平安着陆’。如此力度,倒下的是贪官,立起的是信心!”

    二月河接受本刊专访

    从古至今说反腐

    现在,腐败是空前的,反腐的力度也是空前的,腐败分子的反抗力度同样是空前的

    哪一类人群总能受到最火爆的关注?官员。

    哪一类话题总能引发最强烈的震动?腐败。

    哪一种声音总能得到最强烈的支持?反腐。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官员的升迁与落马,政绩与败绩都能引发旷日持久的街谈巷议。今时今日,没什么比中国政府的反腐风暴更令世人瞩目。去年以来,一连串高官的落马,不断引发“下一个会是谁”的猜测。今年全国两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与作家二月河围绕反腐展开的对话,让很多人联想起二月河小说中那些古代官场的内容。透过历史之镜,或许能对中国当下的反腐和吏治做出更加清晰的判断。2014年5月底,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赴河南专访了作家二月河,试图在与他的对话中,找到鉴往知来的连接点。

    数年反腐的突破

    “王岐山在我眼里是英雄”

    2014年3月7日,王岐山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二月河回忆说,当时,自己从历史角度谈了反腐倡廉的问题。对于当前的反腐力度,他用了“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动”这一连串词语来形容。

    当时,二月河对王岐山说:“《二十四史》我读完了。说实话,没有哪一个时期有我们今天的反腐力度,这恢复了老百姓对于党中央反腐倡廉的信心。我写的书里有雍正的反腐内容,我对历史上的反腐有一些认识,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经验,把古今清廉之士的故事编成教科书。”王岐山则用“知音”作为回应:“二月河的意思我听懂了,因为我了解他,比他了解我多。他写的‘帝王系列’我认真看了。看了他的书,就能读懂他。知音是什么,知音是通过听音乐就能听懂作曲人想要表达什么。”

    环球人物杂志:王岐山给你的印象是怎样的?

    二月河:他在我眼里是反腐英雄。我们没太多私人交往,但他在反腐倡廉这方面给人民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意志;从历史到现实的宏观角度上,我看到了反腐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这可以说是压在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身上很重的问题。这样的事情,不是两三年、两三个人就能做到的,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他也是个坦率的人。我在两会上说,第一次见王书记时,我不知道后来王书记的官会做得这么大。全场一下子笑了,王岐山同志也打趣地问我:“没想到我做那么大?在你二月河笔下,我这个官又算什么呢?”

    环球人物杂志:你第一次见王岐山是什么时候?

    二月河:是他在海南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当时他专门和我联系,向我询问海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他很儒雅,历史知识丰富,很重视文化工作,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见面是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我是列席代表。那天在走廊上遇到刘源(刘少奇之子),正握手寒暄,王岐山同志从旁边过来,刘源就拉上我,要把我介绍给他。王岐山同志说:“我们很熟悉,不用介绍了。”

    第三次就是这次两会。他们通知我发言,说王岐山同志来,问我发言的题目,我说当然是谈反腐倡廉。他们问我有没有讲话稿,我说我从来没有拿过讲话稿。历史上的事情,反腐败的事情,还有对社会问题的认识,都是我平常思索的东西,拿出来探讨,不需要准备。所以我就直接到会上讲了,向王岐山同志提了一些我个人对反腐败问题的看法。

    “反腐是件很累的事情”

    环球人物杂志:你对王岐山提到了雍正的反腐,雍正有哪些手段值得今天借鉴?

    二月河:雍正有四个重要的改革措施,都是和反腐相关的。第一个是摊丁入亩。过去不管是有地的还是要饭的,都要按人头向国家缴纳公共设施资源的使用费。但赤贫阶层没有钱可以上交。于是雍正把这种税摊到地上,你有多少亩地就交多少,没有地就不交。

    第二个是官绅一体纳粮。过去当了官就不用纳税,一些平民为了避税,就用口头契约的方式把自己家的地算进官员的地里去。结果往往到了官员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不承认口头契约,形成恶性土地兼并。雍正取消了官员的免税特权,实行官绅一体纳粮。

    第三个是火耗归公。过去从地方运送银子到中央,是从县到市到省再到京城,一级级汇总。基层考虑到银子在路上搬来卸去,会有损耗,出发时就多装一点。运送银子的人返回后,把车缝、船缝扫一扫,两三年下来,收集的碎银子就能炼出十万两,官员管这个叫“火耗”。有了它,官员都不需要去贪污。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从这里来的。雍正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国家已经给各级政府发放了路费,便推行“火耗归公”的改革。

    第四个是密折制度。这不是告密,而是官员之间互相监督。什么都可以向雍正汇报,但不入档案。如果很多人都反映某个人不好,雍正就采取行政手段,隐去汇报者的名字,拿着这些材料质问当事人,当事人必须如实交代,不说就交到部里,公事公办。这实际上是中央选择了一些地方干部,与之保持密切沟通,从而对整个干部队伍的情况有充分了解。这对今天是有意义的。现在有些干部能带病提拔,就是因为之前没有了解。如果设置一个手机短信小组,把号码提供给有限的一部分监督人员,供大家反映官员的情况,这种反映不负刑事责任,也不作为档案入库,只作为参考,就能让中央及时了解问题,不至于酿成带病提拔之类的错误。

    但是,这些措施都是很累人的。摊丁入亩,需要花大量的精力统计人口和土地;官绅一体纳粮,需要清查官员的土地财产;火耗归公,要一级一级计算耗费掉的银两到底有多少;密折制度,要一本本去看,看完再一个个去质问、去核实、去分析。这都是非常累的工作,反腐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环球人物杂志:雍正这些反腐措施起到了什么作用?

    二月河:正面的作用,当然是遏制了腐败,整肃了吏治。但负面作用,尤其是对他自己的负面作用也有。他的密折制度是在整谁呢?放到现在来说,就是各省的省委书记,各市的市委书记,等等。这个改革一出,把天下所有的一把手都得罪了。我们今天有报纸、有杂志,通过媒体报道,人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做了之后对谁好、对谁不好,一目了然。而在那个时代,话语权掌握在官员手上,他们本身是知识分子,还可以养一批知识分子。这些人挨整之后,就组织人写东西,说雍正不是个好东西。而在雍正的反腐工作中受益的赤贫阶层,可能连字也不会写。所以雍正的反腐曾经长期得不到正面评价。

    环球人物杂志:又累,又没有好名声,反腐看起来就是一项费力又不讨好的工作。

    二月河:对,但这项工作对国家至关重要。雍正这个人的性格也许不好,他寡趣、刻薄、说话尖利,让人很难跟他愉快地共事,但他对国家是鞠躬尽瘁的。吏治需要以身作则,雍正首先做到了勤政。现在发现的雍正手稿已经有2000万字了。你们试试,不说用毛笔,就是用签字笔,13年写 2000万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写书13年,只写了500多万字。雍正还要召开会议、视察工作、进行国务活动。他实际上是个工作狂。同时,他也做到了廉政,自己没有小辫子给人抓,生活起居、衣食住行非常简单。所以说,反腐者自身的表率作用很重要。

    “现在腐败分子的反抗力度是空前的”

    环球人物杂志:和历史上相比,我国当前的腐败问题有什么特点?

    二月河: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腐败,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化杂交”。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兴盛,在和平地“杂交”,我们拥有“文化杂交”的优势,但“杂交”有时候也会出现劣质品种。封建文化的残余依然存在,旧式官场的那一套仍然风行;西方文化的负面内容也进来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开始滋生。彼此结合,产生了腐朽的新品种——所有文化的负面因素他都吸收了,当然会变成腐败分子。

    我们现在的反腐力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十八大之前打下来的“老虎”就有陈希同、陈良宇、胡长清等,十八大以后揪出的贪官无论从人数还是级别上,都呈现出更大的力度。历史上,乾隆前期有“六大案”,后期有“七大案”,但是涉及到国家级干部、省部级干部的,寥寥无几。有的高级别官员贪污了,乾隆爱惜他的才华,就把他放了。而今天,我们绝不会因为他是“能吏”就原谅他贪污,足见当前反腐力度之强。

    环球人物杂志:但是反腐的形势依然严峻,不断有“老虎”出现。

    二月河:现在腐败分子的反抗力度,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是空前的。我看到过资料,说成克杰在临终的时候,跟看守所的人员一一握手,感谢他们为他服务;胡长清在死刑书上签字时,脸色平静得像刚睡醒一样。贪官死到临头还有这样的心理素质,史上少见。现在,国家在“拍蝇打虎”,底下的不少贪官就闻风而动,有的紧急处理房产,有的悄悄转移财产,各出花招,试图逃避。

    究竟怎么处理这些腐败的“新品种”,我想,除了严峻刑罚之外,还需要别的措施。从长远看,需要有整个社会反特权意识的觉醒和身体力行。我了解到,现在小学生都懂得竞选班干部的好处,可以管理别人,可以从老师那里享受不同待遇,于是他们小小年纪就知道贿选,买冰淇淋、买小玩具送给同学。更小一点的幼儿园孩子,都会和阿姨说“我爸在某某公司工作,你需要什么和我讲”,都知道利益交换了。这些现象非常危险。当特权意识渗透到孩子身上时,下一代、再下一代能不出贪官吗?

    环球人物杂志:你连续用了三个“空前”形容现在的反腐局势。这种局面是中国独有的吗?

    二月河:不是。腐败问题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跟人性有关系。很多腐败分子被双规了写检查,就说“我是放羊出身、放牛出身。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高级干部,但是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受拜金主义的影响,成了人民的罪人”。放羊的、放牛的就不贪钱吗?还有些人说西方国家怎么清廉,可实际上西方国家照样有腐败。封建社会有腐败,资本主义社会有腐败,社会主义社会一样有腐败。归根到底,腐败问题是全人类共有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西方制度在腐败治理方面是否值得借鉴?

    二月河:近代以来,有人尝试用“西药”治理贪腐顽疾,但是我不认为西方制度能约束中国政治文化。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不可能照搬西方。相应的制度,还得靠我们自己来建立。

    我跟王岐山同志说过一个例子:满洲人入关的时候8.5万人,加上吴三桂在山海关的3.5万驻军,一共不过12万。而汉族方面,仅李自成的铁骑部队就有100多万,加上南明唐王逃到福建称帝时手中的200多万人马,以及散落全国的汉族武装力量,总数能超过400万。可最后,13万人打败了400万人。与满人相比,汉人的制度不先进吗?当然先进。只能说,如果你腐败,先进制度下的400万人也是一堆臭肉;不腐败,落后制度下的13万人也能变成一把剁肉的刀。

    “经济、文化强大不是原谅腐败的理由”

    环球人物杂志:从历史上看,特别严厉的反腐手段会不会引发政局动荡?

    二月河:不会。历史上,反腐从未停止过,但我从未发现哪一个朝代或团体因为反腐而亡。当然,这里面应该有节有度。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承受度。你得正确处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矛盾,不能把人吓死,或激化了矛盾。即使是内部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会激化,和社会主调不协调。这一点,还是要由主政者把握。

    环球人物杂志:但现在,已经有“官不聊生”的抱怨,有人要求社会对官员宽容一点。

    二月河:对官员的宽容恰恰正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我们看看宋代,那是对官员最宽容的年代。赵匡胤通过非法途径当了皇帝,想得到官员的欢心,一方面杯酒释兵权,一方面又安抚讨好大家,许以高度的文化享受和物质享受,让官员安心地在下面做事,这就惯出了官员享乐的毛病。而且,宋代还有个非常糟糕的国策,叫“誓不杀大臣”,实际上是给官员腐败提供了肆无忌惮的温床。

    如此行事,结果显而易见:西夏、契丹、辽、金,谁想来打一下就打一下,宋朝根本无力抵抗;宋朝对契丹人称臣,皇帝对外自称干儿子;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抓去当了俘虏;抵抗金兵的岳飞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杀……一系列的腐败,最终断送了整个国家,甚至对后世的局面造成深远的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但宋代有繁华的经济、灿烂的文化。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到底腐败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影响有多大?是否会起到决定作用?

    二月河:经济水平高也好,文化程度高也好,都不代表你强大。整个社会都腐败,经济再好、文化再好又能怎样?宋代是经济大国、文化大国,是世界历史上文化程度最高的朝代之一,但也是政治腐败、社会生活腐朽的朝代之一。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说宋代的中国是个强国吧?

    现在,很多人在跟我交流反腐问题时,都会把经济文化和治理腐败混在一起说。但我认为,对经济实力不能迷信,对文化实力也不能迷信。不能因为宋代有了宋词,就原谅这个政权的腐败。就像不能因为唐代有了唐诗,就忽视它的藩镇割据问题一样。难道安禄山造反也是合理的?对政治的腐败,不能拿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灿烂这些事去抵消。一个政权如果不能维护国家完整,不能维护民族团结,不能下狠心治理腐败问题,其他方面再强大,都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腐败就像是社会的糖尿病,它是一个富贵病,隐蔽性很强,不会直接导致社会死亡,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会成为社会的一大顽疾,使国家变得极其脆弱,最后很容易引起并发症,不堪一击,无从抢救。如果不把腐败的血糖降下来,不管你是什么制度,不管你有多高的GDP,多大的文化体积,都会轰然倒塌,彻底完蛋。

    环球人物杂志:那你觉得治理贪腐的根本方式是什么?

    二月河:我们的反腐制度,不仅要包括监管和刑罚,还要包括思想意识的净化。腐败,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

    贞观年间,一年才处决犯人29个,何等之少,但腐败照样得到抑制。现在,我们一个省每年因贪污处分的人都不止这个数。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迷信严刑,不能迷信重典。治理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是思想的力量。目前,中国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严重缺失,传统文化中对权力的迷信、对权威的崇拜却根深蒂固,做事首先想到的是行贿受贿、旁门左道。

    我有一次去马来西亚,当地首富的秘书告诉我,老板用人的第一条是看孝不孝顺,不孝顺不用。我们现在提拔官员考量过这些吗?学校老师在教育学生时不会提到这些,官员、企业家在教育部下时也不会讲这些。现在的大学教育都是讲怎样出人头地、一步步升迁,却没有最基本的人生教育,这会让人们不择手段地谋求权力。

    千年难治的顽疾

    五花八门的手段

    回顾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腐败是封建时代一个无法根治的毒瘤。而最普遍、最熟练运用这种敛财、枉法工具的,还是掌握着大小权力的官吏们。

    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的贪官,无一例外都是权臣。东汉外戚梁冀,专断朝政近20年,被迫自杀后,其家产没收、变卖所得相当于东汉政府一年租税收入的一半。南宋宁宗时的右丞相陈自强以卖官鬻(音同裕)爵闻名,但凡有人来求官,他都派人先谈好价钱。地方官呈送到京城的公文封函上,如果没有注明“某物多少一起献上”,他根本不打开。

    到了明清时期,官员腐败已成常态。据历史作家张宏杰统计,朱元璋刚坐稳天下,腐败就开始蔓延:刑部尚书(相当于部长)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代替罪犯坐牢;宝钞提举司(相当于印钞厂负责人)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700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143万锭;兵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22万锭……那些远离朱元璋视线的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的程度更加惊人:苏州知府陈宁为了完成征收农业税的任务,把抗税户抓起来,用烧红的烙铁烙,得了个外号叫“陈烙铁”;浙江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农民交不起税,他们就上房揭瓦,赶牲口……

    贪腐的手段五花八门,贪腐的官员也像麦子,割了一茬又一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清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会被大小官吏奉为做官的原则,会出现和珅那样“集古今之大成”的巨贪了。

    朱元璋的酷刑

    为了保证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有放松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管——商代会对腐败官员处以墨刑;春秋战国时期,有了专门负责监管腐败的官吏;秦代刑罚更严,受贿一个铜钱就要在脸上刺字;汉代有了官员回避制度,汉武帝还对知情不报的官吏实行连坐;至唐代,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出巡,刺史赵元楷因大肆铺张接驾,被太宗怒斥是学隋炀帝的亡国习气,活活被吓死了;宋代文人地位较高,依祖训不得诛杀,但官吏贪赃仍被定为不赦之罪……

    最严酷的刑罚出现在朱元璋时期。二月河说:“朱元璋是赤贫出身,要饭起家,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对官吏腐败的仇恨程度已经到了‘变态地步’。他在全国各地培养专门的剥皮手、设立剥皮井,规定官员贪污到60两,就要被剥皮,然后倒吊起来,在剥皮井里面风干,以警示世人。”

    朱元璋的反腐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几桩大案,死者数万人。再往后,甚至到了无日不杀人的地步。有些衙门的官吏快被杀光了,朱元璋不得不让一些有罪官吏先戴着刑具回衙门办公。当时的一些刑罚,光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挑筋、挑膝盖、断手、抽肠、枭首、凌迟……可各种酷刑用尽,贪腐案的卷宗照样堆积如山。朱元璋临终前只能感叹:“早上杀掉一批,晚上又来一批,如之奈何。”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在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官贪政腐的顽疾不可能得到根治,这是封建专制统治难以克服的弊端。当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腐败的机会遍地都是。

    百年治贪的得失

    因为《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这3部作品,二月河被称为“帝王作家”。他写这3个帝王,至少有一半的篇幅在写吏治、写治贪、写反腐。几百万字写下来,二月河发现,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人整肃贪污的出发点有公有私,态度有宽有严,结果也就有得有失。 

    康熙的困惑

    在清代,要做个清官是极难的。康熙早期曾经狠抓吏治,“察吏以安民”“大臣法则小臣廉”等观念在吏治实践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康熙大帝》第二卷中,二月河用专门的章节描述了“治贪官圣君矫如龙”的精彩情节:隆冬时节,微服私访的康熙来到永定河大堤上,遇到一名官员不顾众人反对,逼迫民夫们踏着冰冷的江水挖河堤。在场众人中,唯有固安县令杨么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在一旁观察许久的康熙忍不住拍手叫好,却引来这名官员及随从预备暴力相向。情急之下,康熙命身边陪同人员将这名恶徒当场打死,并公开身份,对杨么大加赞赏。一番作为,让河滩上欢声雷动,众人齐声高叫:“万岁圣明!”

    然而,嫉恶如仇的康熙始终没有对贪官采用重刑,且越到后期越讲究宽仁:“治国宜宽,宽则得众,倘若吹毛求疵,则无人可用,天下岂有完人?”在这种思想下,贪腐现象在康熙晚年愈演愈烈。

    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认为,面对登峰造极的贪腐行为,康熙皇帝已不大相信有纯粹的清官存在了。一次,康熙与大臣们谈到当时几个著名的廉吏,把每个人都质疑了一番:曾任湖南巡抚的赵申乔,因为把全省官员参了个遍,被康熙怀疑“怎么别人都贪,就你干净”;另一位清官张伯行喜欢刻书,而当时刻一部书要花费千金,康熙怀疑这些钱来源不正……

    既然认为天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清官,康熙的治吏力度逐渐缩小,最后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的程度,对封疆大吏更是能忍就忍。曾任江宁织造的曹雪芹祖父曹寅,向康熙反映地方官吏的贪腐行为,建议进行改革,康熙却表示:“银钱无多,何苦积害。”

    宽纵之下,再完备的法典也形同虚设。王跃文曾总结:依清初朝廷规定,官员不得同商户往来,凡向富户借银一千两者论斩。但事实上,这规定从来都没有做到过。清代京官外放,必须送银子给在京的老同僚们,方便日后有事得到关照,这份礼叫“别敬”;冬天来了,还得给京官送银子,叫“炭敬”;夏天来了,也得给京官送银子,叫“冰敬”。“三敬”之外还有寿礼、灯节、妆敬等诸多名目。清代京官比较穷,外任时拿不出银子送“别敬”,就得向钱庄或富户借贷。借钱出去做官,等做了官,哪有不连本带息捞回来的道理?

    积重难返之下,晚年的康熙认定,官员的贪污意识不可能彻底清除,腐败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治。二月河认为,这其中有一定的正确性:“贪婪是人的本性,贪腐是社会病,控制一下才能好一点。从这个层面来说,没有根治腐败的手段。所以得不停地治吏。”

    雍正的养廉银

    在康熙、雍正、乾隆中间,雍正是抓吏治最严、也最有成效的一个。“雍正出台的四大制度,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密折监督,都遏制了官场的腐败风气。大小官吏的利益因此受损严重,他们的怨气很大。为了有所弥补,雍正又出台了官员的养廉银制度,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高薪养廉。”不过,二月河并不认同这一制度。他认为,和前几项改革相反,养廉银对反腐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和王岐山同志也谈到这个问题:高薪不能养廉。宋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历史上,宋代的官员工资最高,官员收入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高薪养出了什么呢?养出了文恬武嬉!文官爱钱,武官怕死。工资高了嘛,谁都不愿意为国家吃点苦、干点事,更别说为国家捐躯了。最后把政治军事搞得一团糟。

    “我看到过一个资料,包拯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是650万元。650万元只养出一个清廉的包公,更多的是养出高俅、秦桧之徒,养出一帮逼着人们上梁山的贪官污吏。

    “现在,普通公务员工作稳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收入足以养家糊口。所以,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几千人竞争一个名额的事情时有发生。如果再追求高薪养廉,公务员队伍会变成什么情况?他们本来就有很多隐性收入、软收入、灰色收入,如果国家还用高薪去迎合那些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人,人们对这个职业的追逐将更疯狂,会花更大代价去走后门、贿赂官员。何况工资再高,也无法与贪污受贿的数额相提并论。对于贪欲无穷的人来说,给多高的薪水都是不够的。”

    乾隆的权术

    到了乾隆那儿,反腐逐渐成为帝王权术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控制臣子,乾隆有时甚至故意让官员腐败——没有污点的人不能用,当脑后的小辫子被皇帝抓在手里,臣下只能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的所谓治贪,常常只是出于威慑的目的,并不动真格。在《乾隆皇帝》的后半部分,二月河花费大量笔墨,写和珅发迹、发狂的过程。乾隆的庇护、和珅的贪婪无度,通过他的笔触跃然纸上。

    乾隆后期治贪的原则是“常流水,不断线”。平均一两年办一个相当于省部级的督抚,再办一批“县处级”官吏,而且,追究时不能查得太严,有松有紧,紧的时候要从重、从快、从严,松的时候要从轻、从慢、从宽,“只拉弓,不放箭”。

    乾隆这种把反腐当做权术的态度,严重影响了肃贪的效果。历史作家张宏杰曾总结过,乾隆中后期的吏治腐败呈现出3大特点:一是涉案数额变大,案件增多。官员贪污数额从数万到数十万两白银不等。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仅一个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款24万两白银。

    二是腐败官员向高层发展,且数量越来越多。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各级无一幸免。乾隆在位的后20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20多人。乾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三是“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官员们对腐败不仅习以为常,而且不以为耻。权力寻租明码标价,所有人心照不宣。在这种环境下,清官反而没有立足之地,不行贿受贿、不懂潜规则,在官场根本无法生存。不贪污纳贿,就无法建立和操纵关系网,更谈不上建功立业。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成了做官的最高境界。偶有败露,常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到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5起贪污大案,涉案人员众多,“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

    到了乾隆晚年,一方面,他几下江南,穷奢极欲,等于带头腐败。另一方面,人口激增、经济总量膨胀、贸易顺差等盛世表象,也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一切已积重难返。

    正因如此,二月河把自己的3部作品命名为“落霞三部曲”。在他看来,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开创的康乾盛世,支撑起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时期。尽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达到封建社会的又一个顶峰,但腐败暴露出这个王朝真正的走向。“当我们看着太阳落山时,满天的彩霞绚丽、迷人,但它们不能持久。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延伸阅读:二月河小传

    在河南省南阳市的市委大院里,隐藏着一个小小的院落。外面是窄巷、砖墙、爬山虎,里面是小楼、水池、藤萝架。一楼会客的房间很大,只是略显凌乱,几乎没有任何装修。一切都透出上世纪80年代的气息。

    这是著名作家二月河的家。2014年5月末,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前去采访时,正赶上他的哮喘病犯了。采访开始前,二月河喝下妻子递给他的一碗药汤。但除了沙哑粗重的声音外,他并不像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

    书虫子

    二月河的哮喘病是在山西大同落下的。那时他是个工程兵,名字还叫做凌解放。从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枪林弹雨的1945年。

    那年11月3日,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委正在开会,有人进来报告说,县武委会主任凌尔文和妇联主席马翠兰得了个儿子。大家欢欣鼓舞,给这个新生的婴儿起了个颇有特色的名字:凌解放。

    名字的寓意在接下来的4年里果然实现了。随着战事的变化,凌解放跟着父母辗转河南各地。解放军占领南阳后,凌尔文和马翠兰分别留任邓县武装部政委和法院副院长。

    父母工作很忙,儿时的凌解放常被独自留在家里,或寄宿亲友、同学家。他不受拘束的性格从小就表现得很明显——上课从来都坐不住,字写得缺胳膊少腿,放了学就跑到河边摸鱼抓螃蟹。不过,他对看小说很有耐心,大部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全都读完了。那时他并没打算当个作家,只是幻想着有一天能驰骋疆场、建功立业。

    机会确实来了。1968年,在被红卫兵连续抄了3次家后,高中毕业的凌解放参军去了山西太原,成了一名工程兵。他脑子里装着“将军梦”,干的却是打坑道、挖煤窑的工作,天天在地洞里钻来钻去。

    1968年,凌解放跟着部队到达大同时,当地已经开始下雪。“煤井下面是恒温,不管冬天夏天都是16度,但井上很冷,零下二三十度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井上井下温差能达到四五十度。我那时年轻,不懂得保养,在井下累出一身汗,打着赤膊在风筒里吹凉,穿上潮湿的棉衣回到井上,又冻得直打哆嗦。”二月河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自己就这样得了气管炎。年轻时,他一度以为已经痊愈,没想到年老了,病又找回来了。以前写书时,咳得厉害了甚至会吐血。

    对抽烟的喜好,也是在大同养成的。煤井下面很危险,晚上坐在煤井下休息时,听到煤柱子被压得咯吱乱响,很吓人。“大家商量着,觉得应该有一个和生命同步消耗的东西,开始从每个月6块钱的津贴里拿出钱来买烟抽。”

    尽管条件艰苦,但凌解放没忘了看书。半夜里,他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毛主席著作。地上的报纸,甚至一片台历,他也要捡起来看看。就这样,他被调到团里当了通讯员,负责办黑板报,一篇通讯还上了《解放军报》。部队换防辽宁时,为轻装和“破四旧”,要把书全烧了。凌解放偷偷从火堆里扒出《辞海》《莱蒙托夫诗选》。后来,他干脆到驻地农村找书。《二十四史》成为他的日常读物。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聊斋志异》,因为别人追着要,他连夜抄了半本。

    帝王传

    1978年,凌解放转业回到南阳市委宣传部当了干事。当每天的工作变成打开水、拿报纸、接电话、喝茶看报,他又坐不住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一直热爱的《红楼梦》。

    1980年,他将得意之作《史湘云是“禄蠹(音同度,意为蛀虫)”吗?》寄到有关刊物,却石沉大海。一气之下,他把稿子寄给红学专家冯其庸。冯其庸看过文章后,很赏识这个年轻人,鼓励他用这种风格写小说。凌解放就此开始文学创作,但最初几部作品都被退稿。直到1982年,已是中国红学会会员的凌解放到上海参加研讨会,听到有学者感叹没有文学作品表现康熙的文治武功,37岁的他当即表态:“我来写!”

    经过两年的准备,1984年,二月河走上了“帝王小说”写作之路。“刚开始写《康熙大帝》时,我们全家住在29平方米的房子里。我把所有资料捆成一捆放在床下,在地上铺张报纸,匍匐着钻到床底下,一点一点地查资料。”他回忆说,因为自幼对冰雪消融时的黄河印象很深,《康熙大帝》第一部定稿时,自己便以“二月河”作为笔名。

    《红楼梦》对二月河写作的影响很大。初中后期和整个高中时期,他曾将《红楼梦》读了五六遍,之后又陆续读了10来遍。写“帝王系列”时,考虑到书中的时代和《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差不多,二月河觉得语言特色也应该跟着红楼梦走。书写出来,很多人以为二月河是清代人。

    1988年,4卷共160多万字的《康熙大帝》完稿。第一卷《夺宫》出版后引起轰动,香港、台湾相继推出繁体竖排版。1989年,《康熙大帝》获河南省优秀图书奖。1990年至1992年,二月河又创作了《雍正皇帝》3卷共140多万字。1998年,根据此书改编的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引起全国热议。1994年至1996年,二月河写完了《乾隆皇帝》前3卷共130余万字。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政治长卷。

    历史观

    随着作品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争议声也不绝于耳。其中一种说法是,二月河在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

    “第一本书出来后的第二个月,就有报纸用了一整版篇幅,以通栏标题《二月河的唯皇史观》对我进行批评。这在当时是作为很严肃的政治问题提出来的。”二月河有点紧张,就给冯其庸写了封信,说不知这件事是否有什么背景。冯其庸写了一幅字寄给他:“浊浪排空君莫怕,老夫看惯海潮生。”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写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只要作品里有地主,就一定是坏蛋。人们现在衡量我的作品,有时还是会沿用这样的模式:康熙是人民的敌人,是反动阶级,你为什么要歌颂?”

    二月河告诉记者,自己判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主要看3点:第一,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没有贡献。“我不管你什么出身,做出贡献的我就歌颂,反之就批判。”第二,在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有没有贡献。“不管什么出身,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想办法让老百姓生活得好一点,我认为就是好人。反之我都觉得不是好人。”第三,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发明创造等方面有没有贡献。“蔡伦、郑和是宦官,毕昇是平民,司马迁是残疾人,黄道婆是道士……不管什么出身,只要在历史上做过好事的,我就歌颂。”在二月河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不同时期的观点不是恒定的。抗战时期就不讲成分,只要抗战就是好人,成分再好但成了汉奸也要照打不误。土改的时候,要把土地分给农民,让农民有地种、有饭吃,本身就是很大的进步,如果这个时候你反对,也是错误的。”对于批评,二月河很少反驳,而是希望人们在慢慢的认知过程中进行选择,可以维持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和平地探讨。“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是个多元体,允许你说话,也得允许别人说话。大家都能把话讲出来才是一个和谐社会。”

晋赣川官场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