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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京郊的某高级会所外面，可以看到不远处连绵起伏的西山。5月末，戴立宁应邀到这里参加一个活动。但他对景色似乎并不感兴趣，宁愿窝在客房的沙发里看央视纪录片。一见到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戴立宁就感叹这个地方离市中心太远了：“我在这里的感觉就像被燕子带到南方的一只蜗牛，爬在一棵树上前后乱转，只能等燕子回去的时候再把它带回北方。”虽然在大陆出生，但戴立宁的归宿还是生活了60多年的台湾。1971年，他在那里成了家，后来有了两个儿子。
戴立宁善于把抽象的事物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尤其是他对于证券市场管理的主要观点，大都有一个形象的名字，比如“三把原则”“果汁理论”，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不久前还引用了戴立宁的“五指理论”谈内地资本市场改革。
把“浅碟”变“大海”
“我当台湾证管会主委（相当于证监会主席）之前，台湾有一位声望很高的‘财政部长’强调，股价的责任应该由管理者承担。他劝诫所有的投资人‘手中有股票，心中无股价’，而要求所有的管理者‘手中无股票，心中有股价’。”戴立宁对记者回忆说。显然，这位高官的理念与戴立宁的想法不一致。
1993年成为主委时的戴立宁，并不受台湾证券市场欢迎。他学法律出身，没有证券交易从业经验，而且很多想法与当时的市场诉求简直是背道而驰。
“当时的台湾股市跟大陆现在几乎一样，有很多炒手，4个最有名的被称为四大天王，在股市里呼风唤雨，甚至被股民当作英雄崇拜，其中两个后来居然还当选了‘立法委员’。”戴立宁用“浅碟”来形容当时的台湾股市：容量小、水浅，各种各样的炒作和传言都能在这个浅碟中形成风浪。另一方面，管理者有保姆心态，希望能替股民进行选择，尽量减少上市公司的数量，时常根据经济的景气程度推迟乃至停止首次公开募股（IPO），希望以此推动股市繁荣。
戴立宁的思路则完全不同。他的计划是把市场挖深，让股市从“浅碟”变成“大海”。这要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入手。当时台湾岛内储蓄成风，戴立宁认为要刺激需求，应该增加商品数量，比如衍生交易产品。同时改造股市，使其更正规，让股民能放心投资。正规化的措施之一是吸引成熟的境外投资机构前来投资，除了增加资金量之外，还能对股民起到引领作用，让更多人投资绩优股。
另一方面是增加供给。“严格的上市门槛导致股票数量不足、股价虚高且容易炒作。如果要让资本市场更加有效率，就必须加深股市。海水够深，炒作者就不容易兴风作浪。”戴立宁认为，要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甚至降低上市标准。这个观点一亮出来，一下子犯了众怒。因为当时台湾股民的普遍要求是一年之内不要有新股上市。
“我要调整上市观念，当然会引起广大股民的反弹。到什么程度？上街游行、绑着头巾抗议、在报纸上登大广告骂我。”为了说服舆论，戴立宁召集反对者，从台湾南部一路向北，连开了7场讨论会，几乎把所有的证券商都找来了。“我用快餐行业的竞争打比方，说明当一个旧市场没有新的竞争产品时，老顾客会慢慢远离，新顾客也不会进来。所以必须重建市场，引进新的商品，带进新的客户。”7场讨论会讲完，舆论转向了。
这只是改革的开始，在证管会主委任上，戴立宁用一系列举措改变了台湾资本市场的深度。他提出的“把市场还给市场，把管理还给效率，把公道还给绩优股”的理念，被称为“三把原则”。
回顾历史，戴立宁承认搞改革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改革者必须有抗压能力，因为获利者通常不讲话，而失利者哪怕还没有实际受损，只要有恐惧感就会到处呼号。在改革初期，你听到的都是呼号声。如果没有抗压能力、没有使命感，你撑不下去，更要命的是，即使你自己有，你的老板也不见得有。”
那么什么时候是改革的良机？戴立宁用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是：在熊市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有所改变的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在牛市的时候改革会被骂死。”
应该降低上市门槛
环球人物杂志：你一直主张降低上市门槛，依据是什么？
戴立宁：英美国家的思路是，只要企业把财务报表信息充分披露，即使是亏损的，也仍然有机会上市。而东方的管理者到现在还有父母官的思想，为了避免投资人受损失，一定要把标准定得高一点，好公司才能上市。但什么叫好公司？无非是财务报表有盈余，但所有的财务报表都是历史记录，而投资是针对未来的。当然，从理论上讲，公司上市后盈利能力会提高，因为首先财务成本降低了，其次内部控制会加强。但有研究发现，不少公司上市后业绩反而衰退，就是因为管理者太强调盈利能力，导致很多公司是在其最高峰的时候才能上市，结果盛极而衰，之后走下坡路。
更严重的情况是，采取高标准，会使企业作假上市的动机更强。因为一旦上市，马上身价非凡，所以很多企业热衷于在财务报表上动手脚，上市后业绩当然会快速衰退。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创新型企业，初期是不盈利甚至赔钱的，但发展潜力非常大。
戴立宁：现在的高科技公司都是资本密集型企业，急需大量资金。比如电子公司，早期烧钱烧得很多，回报相对比较慢，几乎没有3年可以回本的。股市的首要目的本来是把国民储蓄变成投资，让有发展前途的企业获得足够的资金，其次才是二级市场的买卖交易中心，而人们往往过分注重股价，忽略了股市的首要功能。现在我们把标准拉得很高，更使得资本市场真正的功能无法最大化。目前大陆很多产业潜力巨大，但上市门槛反而阻碍其发展，不得不舍近求远到海外上市，这对大陆投资者来说是损失，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大陆市场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你建议监管者不要替投资者选择公司。
戴立宁：是的。我提出过一个“果汁理论”。人们通常认为浓度100%的天然果汁是最好的，但医师朋友告诉我：不一定。比如100%的橙汁，果酸太高，并不适宜一般人日常饮用，反而30%或60%的更好。
由此可见，好和坏是相对的概念，什么是最好的，因人而异。只要产品符合基本要求，不必管浓度是多少，只要规规矩矩地标示在包装上，由消费者根据自身需要购买就行了。制定上市标准也一样。眼下盈利6%的企业未必不如盈利10%的企业有发展前途。管理者只要充分披露信息，买不买由投资者自己决定。
监管者应是小拇指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五指理论”非常著名，核心思想是什么？
戴立宁：核心思想就是政府不能包办一切，必须依靠市场各方共同参与管理，有效分工，合适的事情让合适的人去做，政府只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就像人有五指，缺一不可，市场也有五指，政府只是其中一根。
环球人物杂志：是哪一根？
戴立宁：小拇指。大拇指是投资人，最重要、最有力也最有效。食指最灵活，是提供服务的证券商、交易所。中指站得最高，不偏不倚、高瞻远瞩，是信息的提供者。过去我认为中指主要是媒体，但现在我越来越强烈地趋向于把律师和会计师从食指转到中指来，因为在证券市场中，交易的公平、公正、公开基本上都和信息有关，而掌握信息、确保信息真实有效的就是这些人。无名指是戴婚戒的，最珍贵、最有钱，代表上市公司。小拇指是监管机构。看上去是最笨、最没有力量的，但当人们合掌礼佛的时候，小拇指永远站在最前面，最靠近佛。借助佛法的力量来管理市场，佛法就是法律。
环球人物杂志：你当监管者的时候做到了吗？
戴立宁：我上任的时候，办公室里有一排反映股价变动的电脑，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电脑搬出去，换成了书架。我觉得这个（分析图表）不是我的事。“五指理论”其实是我就职当天想到、讲出来的，那天我还讲了盲人摸象的故事：每一个人的知觉都是真实的，但都不完整。假如我们彼此交换信息，也许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大象。在知识领域，你我其实比盲人高明不了多少。为什么不抛弃既有的成见，共同管理证券市场呢？
传统的管理思想，很长时间都是二元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但我的观点是一元论的，所有的参与者必须同心协力才能把事情做好，余下的问题只是分工而已。怎么做有效的分工，把事情做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证券管理者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会吃力不讨好。
环球人物杂志：管理者具体应该负责哪些工作？
戴立宁：证券管理其实可以向交通管理学习。比如超速，过去是警察看到超速车，就开着摩托车追上去开罚单，但超速还是发生了。而现在聪明的管理者采取预警的办法，安装摄像头，并进行提示，这就把防范超速的责任从警察身上转到了驾车人身上，最终效果可能更好。
大陆市场有后发优势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台湾引进境外资金的举措，当时也被认为是有风险的。
戴立宁：当时是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开放间接投资是大忌。那时台湾绝大多数经济学者都认为，引进外资要特别审慎，假如一定要引进，只能引进直接投资，不要间接投资。理由有两点：第一是担心境外资本炒作，即流动性风险，香港股市的动荡就是典型例子；二是担心地区安全，因为上市企业都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公司，假如外国人借机控制这些企业，对稳定不利。
环球人物杂志：你又是持完全相反的态度。
戴立宁：我相信运动中才会有新的变化。当时台湾股民大多是菜篮族，对投资欠缺基本观念，我希望引进新的、好的资金，所以在台湾引进了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就像开百货公司，你会介意外国人上门、外国货上门吗？作为市场管理者，只要满足一定的标准，货源越充分越好。既然我们需要外来资金，与其让外国人来本地办工厂、利用我们的资源，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钱放到我们自己企业的口袋里？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防范风险？
戴立宁：全世界的热钱到处跑，所以对机构投资者的管理要相对严格，把境外资金像用水闸一样控制住。主要是防范两个风险：一是流动性风险，二是控制风险。对于前者，我们要求引进的资金在投资前提出申请和投资计划，进入市场后进行严格管理，资金放在保管银行，股票放在另一个保管公司，境外机构只能指挥交易，并且要承诺两年之内不能动这些钱。对于控制风险，我也订立了标准。重大产业，如果怕外国人控制，那么就规定好哪些公司的股票外国人不能买，或者最高买到多少比例，这是很容易管理的。其实我最怕的是不知道风险在哪，一旦知道了，监管上从来没有出过事。
不幸的是，我离任大概10年后，陈水扁把水闸拆掉了，导致台湾现在外资成患，这是大陆要避免的前车之鉴。
环球人物杂志：你对大陆的监管有什么建议？
戴立宁：首先应该转变观念，明白自己只是市场的一部分，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不要事必躬亲。另外是借鉴已有的经验教训。台湾几十年前发生的情况，大陆也会发生，比如停止IPO，当然具体情况可能有区别，甚至差异很大。大陆有后发优势，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前人的失败就是最好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