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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李叔同（1880—1942），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曾担任过教师、编辑，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
李莉娟，1957年生，1986年皈依佛教。现在天津市佛教协会工作，天津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周恩来
在关于中国话剧史的各类文章中，上面这段话经常被引用。学生时代的周恩来曾在话剧舞台上扮演过女性，而更早的实践者则是1907年在话剧《茶花女》中扮演女主角的李叔同，他参与创建的“春柳社”及其早期演出，被戏剧史界视为中国话剧的开端。
无论生前身后，李叔同的名字始终没有被遗忘。著名画家刘海粟曾说，近代人中只佩服李叔同一人；作家林语堂称他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高傲的张爱玲也低下头来：“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曾任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则以“一轮明月”来形容这位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电影《城南旧事》，让李叔同作词的《送别》传唱不衰，旋律背后寄托了台湾女作家林海音记忆深处的北平。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他人眼中的李叔同。对于血脉相连的后人来说，弘一法师又留下了什么？作为嫡孙女的李莉娟，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打开了追溯的闸门。
福缘
位于天津三岔河口东粮店后街的李家是个大家族。1880年，李叔同就出生在这座大宅里。他的父亲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后辞官经商，经营“桐达”钱庄和盐务，被称为“桐达李家”。
在家族的回忆与文字记载中，李叔同4岁习字，5岁诵诗，到15岁已经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的句子。生于商贾之家，却毫无经商的兴趣，少年时代的他迷恋的是诗词、篆刻、戏曲。在县学里，每次作文李叔同都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就在一个字格中写两个字，结果得了个“李双行”的称谓，文章在同龄人中十分突出。
家族的另一个传统是信仰佛教。李莉娟告诉记者，祖辈老人对于斋戒诵经十分虔诚，家风上也更贴近佛学教义。家里有一副她的曾祖父亲笔书写的对联：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当知求己胜求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按照这幅对联生活。衣裳能穿就穿，不敢随便丢弃。”
18岁时，李叔同娶了津门茶商之女俞氏为妻。李莉娟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那一年奶奶20岁。不久后，李叔同奉母携妻，外带一个老佣人王妈，一起前往上海。他进入上海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就读，当时蔡元培担任校长。上学期间，李叔同认识了很多上海名流，常聚在一起切磋文学。时间长了，他与许幻园、袁希濂、蔡小香、张小楼结为金兰，号称“天涯五友”。家中富有的许幻园爱才，看到李叔同一家租房住，就把自家房产“城南草堂”的一部分让了出来。李莉娟的伯父和父亲都是在上海出生的。
这段时期，李叔同写文章已颇负盛名，许幻园的夫人宋贞曾用“李也文名大似斗”来形容他的文才。“在上海求学的那几年，祖父认为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母亲、妻子、孩子、朋友都在身边。”
但好时光随着祖父的母亲去世结束了。“我父亲在1904年12月出生，几个月后祖父的母亲去世。按天津风俗要叶落归根，必须回老家办丧事。祖父就把母亲的灵柩从水路运到天津。”
按老规矩，在外地去世的人，灵柩是不能进家门的。家里人意见不合，李叔同据理力争，亲友们也帮着调解，最终灵柩由正门抬进，出殡时由正门抬出，李叔同总算为母亲正了名。
丧礼却是按新式规矩办的。仪式前6天，天津《大公报》就以《文明丧礼》为题刊登了通知，第二天又刊登了“新仪”的各项内容，李叔同“尽除一切繁文缛节”，要求来宾们不要送钱、幛，只送挽联、花圈。葬礼上，李叔同不穿孝服、不下跪，而是致悼词，弹钢琴唱自己谱写的哀歌。所有人只行鞠躬礼，亲属穿黑衣、戴青纱，来宾戴白花。“新式葬礼在天津引起了轰动，因为我祖父排行第三，大家就说李三爷又搞了一件奇事。”李莉娟说。
丧母对李叔同打击很大，他甚至将名字改为“李哀”。其学生丰子恺后来撰文说，李叔同曾说，母亲的死使他“从生平最幸福的时候转入不断的哀悲与忧愁，一直到出家”。
1905年的秋天，李叔同孤身赴日本留学。临行前，他在《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中写下了“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名句，看似自负之言，下一句却是“毕竟空谈何有”，心境已转悲凉。
极致
日本6年中，李叔同在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和西洋音乐，组织话剧团体演出，在留学生中颇具影响力。1911年春，他毕业回国，在天津待了不到一年，就去了上海《太平洋报》做文艺编辑。不久该报停刊，他又受聘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的图画和音乐课。李叔同被认为是中国油画的先驱，不仅最早讲授西方油画知识，也是第一个开设人体模特写生课的人。除丰子恺外，刘质平、潘天寿、曹聚仁等文艺名家都是其学生。
在众多朋友和学生的回忆中，李叔同最鲜明的性格特点是认真之极。丰子恺用“温而厉”来形容这种感受。“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门进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丰子恺《回忆李叔同先生》）时间长了，所有的学生都会提前到齐，等上课铃一响，李叔同对着学生们深鞠一躬，然后开始讲课。
学生上课时看闲书，往地上吐痰，或者关门声音太响，李叔同永远都会在课后把人叫住，轻和而严肃地告诉学生下次不要这样，然后轻鞠一躬，把人送出去。在别的学校里，教英文、国文和算术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两级师范学校里，是李叔同这位音乐老师最有威望。同事回忆，“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
这种人格力量也给朋友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作为同事和挚友的夏丏尊曾回忆，有一次学生宿舍失窃，查不出是谁偷的。身为舍监的夏丏尊问李叔同怎么办，李叔同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你就一死以殉教育。那样一定会有人来。但如果三日后没有，你就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夏丏尊说，这话要是一般人说就过分了，但李叔同说出来却是真心实意，毫无虚伪。但夏丏尊实在干不了，只好笑着对李叔同说谢谢。
李莉娟对祖父性格的描述也是“非常认真”。李莉娟说：“出家后，有很多人求他的墨宝，但他持戒极严，不收任何金钱，需要的东西都通过书信让学生或朋友寄来。有一次，丰子恺寄来一卷宣纸请他书写佛号，宣纸自然是要富余一些，祖父就写信去问，多余的如何处置？丰子恺回信说，请随意处置，祖父这才使用。另一次丰子恺寄的邮票多了几分，祖父就把多出的又寄回去，此后，丰子恺都要提前说明多余东西的用途，祖父才肯用。还有朋友寄来的书信上贴的是印刷品邮票，比书信邮票便宜一些，祖父就写信跟朋友说，这是犯了盗戒的，下次不可以这样。”
对于文化和艺术，李叔同更是“做就要做到极致”。有人归纳过他的各种“第一”：主编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最早编著《西方美术史》；最早创作和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艺术；最早介绍西洋乐器……李莉娟认为，正是这种对极致的追求，才促成了祖父的出家。
出世
1918年，研究佛学多年的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正式剃度，号弘一。作为当时身负盛名的文化和艺术大师，他的出家引起外界一片哗然。从那时起，关于他出家的原因就众说纷纭：有说是受家庭环境影响，有说是因家族产业经营变故，有说是因革命理想幻灭，等等。直到今天，很多文章仍在探究李叔同变成弘一大师的“秘密”。人们似乎无法理解，当一个人拥有了世俗人希望得到的一切时，为什么要选择远离红尘？
然而，李莉娟并不希望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结。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劝君千万不要在此浪费时间，以免以讹传讹，误导后人。还是先了解弘祖（弘一法师）出家后二十四年间的成就及对佛教的贡献，顺便再学一学佛教的教理教义，待思想境界有了提高，一切便明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阐述了自己对祖父出家的看法。
“祖父不是受时代影响而出家的。对此，我特别赞赏丰子恺先生的‘三层楼’观点：人生的第一层楼是物质生活，即衣食住行的满足，大多数人都停留在这一层次；第二层是精神生活，即对学术和文艺的追求，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在这一层；第三层是灵魂生活，即宗教信仰，宗教徒在这一层次。祖父无论做什么都完全彻底地投入，当他学佛到一定程度时，出家就是必然的，这是他做人做事极端认真的结果。”
丰子恺对此也有阐述：“他们（宗教徒）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人生欲。”
李莉娟觉得，当时祖父的人生境界已经到了顶端，认为学佛非出家不可。“他要研究戒律，这是只有出家人才能看的。持戒必须非常严谨，行动坐卧也特别苦。我祖父奉行过午不食的戒条，中午12点后，宁可饿着也不吃饭。”
有一次夏丏尊在一个小庙里碰见了弘一法师，看到他的铺盖被子都极其破旧，枕头是卷起来的破衣服，吃饭时只有白菜萝卜，弘一法师还吃得十分郑重。夏丏尊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另一个流泪的人是远在天津老家的妻子。李莉娟说，祖父兄弟三人，其大哥早年去世，家中主事的是其二哥。“祖父出家时，我父亲才十几岁。祖父就给他的二哥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已出家，希望家里人吃斋念佛。里面还夹着一封转给妻儿的信，说希望孩子们长大后从事教育工作。祖母得知祖父出家，流了泪，大家庭里说知心话的人不多，她是很寂寞的。为了打发时间，她开始学习绣花，后来在家中招了几个女学生。”
李莉娟的父亲在文章中写道：“我母亲活了不到50岁，在我22岁那年的正月初三故去。”16年后，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被后人尊为一代佛教宗师。
衣钵
李莉娟的父亲李端原来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后来转行做了会计。李莉娟出生于“反右”那一年，上面有一个姐姐，后来又有了一个妹妹。
她最早是从父亲口中知道祖父的，小时候家里还有很多弘一法师青年时期的照片。小学一年级的暑假，“文革”开始了，“那些东西都不见了，家里开始避讳提这些事。后来我们家又迁到了农村，直到1974年2月才回来。”
1980年是弘一法师诞辰100周年，中国佛教协会等组织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一次展览，由此掀开了弘一大师研究的序幕。报纸上逐渐有了一些纪念文章。“每次看到这类文章，父亲就说：‘哎呀，又纪念你爷爷了。’祖父的那些往事，总是由父亲叙述，我们恭听，就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但对弘一法师出家后的事，李端也是通过与各地的交流才有了更多了解。“后来我父亲开始写一些回忆文字，但他在农村时得过中风，写字很慢，《天津日报》的一位老记者就对他的笔录做了一些整理，写成一篇《家事琐记》，后来我家修复故居、寻找亲友都以这篇文章为第一手资料。”
李莉娟从1985年开始接触佛教。“那一年，跟随祖父学过律宗的一位广洽法师，得知我父亲在天津，特意从新加坡过来看我们。他对父亲说，希望李家的下一代能继承和发扬弘一大师的精神。我父亲把这句话特别放在心上，在跟几个友人商量后，决定让我们姐妹开始学习佛法。”当时宗教活动还没完全放开，加上“文革”阴影，李莉娟的姐姐有些顾虑，“她觉得如果我们两个都皈依了，万一再有‘文革’，谁也救不了谁。所以就让我一个人先皈依。”1986年6月，广洽法师再次到天津，在大悲禅院弘一大师纪念堂里为李莉娟举行了皈依仪式，取法名为契真。后来李莉娟被调到天津市佛教协会工作。
李莉娟说自己受祖父影响很深。她曾和姐姐一起编过一本《随弘一大师学佛》，里面包含了她从祖父那里获得的启迪。“比如惜福、习劳、持戒、自尊。我皈依时，市面上还没有多少佛学书籍，我是看着祖父的文章走进佛教的，就像祖父面对面给我讲解一样。”
随着佛教的兴盛，关于弘一法师的文章书籍、影视作品越来越多。但在李莉娟看来，其中很多都有揣测、杜撰或过度解读的情况。提到这点，语气一直平缓的她有些激动：“尤其是现在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都要进行‘艺术加工’，否则就好像没有卖点。去年某地要拍一部关于弘一法师的电影，因为需要后人的授权，他们就把剧本发过来，一再叫我授权。我看完后回复了一句话：大相径庭。这根本不是写弘一法师，全是杜撰。他们说，弘一法师出家之后的生活太平淡了，不这样写没看头，吸引不了观众眼球。我说这个权我绝不给你授，最后他们决定拍一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样也好，曾经见过弘一大师的人现在还在世的只有三位，年纪都在90岁以上。我建议他们去采访这些老人，也希望创作者能够尊重历史。”
真谛
在弘一法师身上，反映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文人雅士和艺术家都潜心向佛，甚至本身就是僧人，李莉娟认为其中有着必然性。“研究文化艺术，尤其是学书法的人，是很容易接触到佛教理念的。书法里很多词句都来源于佛教，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词，比如世界、圆满、执着，都是佛教用语。另外，学书法必须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也包括佛教文化，所以即使没有皈依，也会对佛教有深厚的了解。”
除了文化精英的推崇外，广大民众是佛教流传的群众基础。尽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求入世，而佛教则被普遍认为是出世的，但佛教却在中国普及、发展了2000多年，香火不断。
李莉娟认为，这是因为佛教的教义贴近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得民意，尤其符合人们对于社会安定的需求。“要是学佛的人把真正的佛教研究透了，按照教理、教义约束自己，就不会有那些打砸抢的现象。佛教有五戒：杀盗淫妄酒。首先忌杀生，如果连动物都不杀，肯定不会去杀人；也不能说瞎话，真正学佛的人心里是非常坦然的，不怕把整个心亮出来给人看。”她认为，佛教的文化内涵对目前的中国社会仍然有着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也有助于社会和谐。
但另一方面，李莉娟也对记者强调，她希望今天的人们对于佛教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信仰。“现在寺庙里很多烧香拜佛的人，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大多数人只是用金钱跟佛做交易，换取个人需求的满足。其实真正的佛教是只讲奉献，不讲所求的。”弘一大师曾经引用过《华严经》里的一句话：“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李莉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学佛理念。
“很多企业家希望生意发达、赚大钱，于是就来寺庙里烧高香，那都是没有必要的。你只要把心态调整好，好好对待员工，不要坑蒙拐骗，不要造假，不要欺骗老百姓和消费者，这就是你学佛最大的贡献了。如果真心向佛，企业就不会出假冒伪劣产品，不会拖欠工人工资。据说有的贪官被抓后，身上戴了十几个护身符。佛如果保佑这样的人，还值得信仰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学佛之人，心应该是透明的。”
在李莉娟看来，这些人并没有领悟到佛教的真谛。“说实话，现在大多数信佛的人都是迷信，手里拿着好几个皈依本，说我受戒了，但其实并不是学佛之人。我在一个佛教论坛上讲过，佛教的教义应该融入社会生活之中，你如果能把家里人都照顾好，甚至以德报怨，你就是一位菩萨。用高尚的道德准则要求自己，不必拜神求佛，也能到达佛学的境界。”或许，这就是清贫离世的弘一大师留给其后人的最大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