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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原来是西周贵族的最低一层，但到了东周战国，这种身份越来越不固定和明确，“士”和上层贵族如“卿大夫”的界限也越来越不清楚，或至少很容易越过。而且，随着武士向文士的转变，随着孔子兴办私学、“有教无类”理念的广泛传播，“学”越来越不在官府。而有“学”或只是有一特殊“技艺”即可成“士”，如此一来，“士”越来越多地摆脱了身份血统的约束，而完全可以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来达到。于是，“士”也越来越像是一个泛称，泛指那些有一定学问或才华，对思想或政治有兴趣和才能的人们。这些人在社会上自然仍是少数，但是，他们的来源和功能则相当广泛。
所以，战国时代泛指的“士”，往上数可以包括过去的卿大夫子弟乃至宗室的流落公子，往下数可以包括各种社会职业出来的人们，甚至包括那些暂时隐于“挽车屠狗者之流”的人们。但也不是说什么人都是“士”，“士”还是与社会上稳定地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农工商”迥然有别，可以和一般的“民”或“劳力者”相对而称；“士”还是具有政治性或观念性的阶层，是社会中一个“活跃的少数”。
总之，“士”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但也有其确定性，这一确定性主要是相对于两个方面来说的：第一是与之相对而言的、身份比较固定的多数农工商生产者；第二是同样身份比较固定的少数宗室贵族。但是，如果宗室贵族也不得不背井离乡，或者农工商生产者也尝试改变身份，他们也就都可被称为“游士”了。
士之出游有时是为了道义，如孟子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这是因为不愿待在不合道义的本国了。还有的时候，出国则是因为要寻找合适之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为了扶危济困的道义。如果本国是一个小国、弱国，或者恰恰宗室当政，又或是与执政者政见不合，在本国往往会受到限制，到他国却可能更有机会。他们不是没有故国之思，但同时还有一种天下兴亡意识和个人政治抱负。此外，也还有为了避世的游走，为了逍遥的游走，为了生计的游走。当时诸侯国甚多，“东方不亮西方亮”，除了国君的任用，还有公子的养士备用。所以士人游走的空间是相当之大的。
“士”不为一世家所有，也不为一国家所有，甚至自身的家族意识也相对淡薄，战国时代的“士”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也最有个性的士人，或可说成一个没有阶级意识的“客观阶级”，一种无组织的巨大“组织力”，甚至凭其三寸不烂之舌便能调动千军万马，或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尤其那些纵横之士，就像是职业外交官，而他们所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过当代那些往往只是本国政府传声筒的外交官。其职业伦理有时似乎还胜过其爱国之心或忠君之心。还有像同时为数国之相，或者今天在这一国为相，明天又到另一国为相的现象，都可以说是现代国家中不可思议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