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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黄洁夫，1946年出生，中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1969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医学院，1984—1987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归国后历任中山医科大学附属一院院长、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卫生部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院协会会长、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
记者面前的这双手今年68岁，肤色仍然温润、几乎看不到明显的皱纹，手指或许不算很修长，但张合有力，似乎随时准备握紧一件器械。在过去几十年里，它挽救过大量癌症病人的生命；现在，这双手每周做一到两台手术，打三次网球，在一些涉及中国人生死走向的文件上签名，并刚刚给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倒了一杯水。
黄洁夫声音轻和，带着南方口音，但表达清晰有力，透着坚决的味道。他是中央保健工作负责人之一；在很长时间里，他是唯一能参加国际器官移植会议的中国医生；直到去年才从卫生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声望和地位让他可以在公开场合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比如最近，有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执行“病人进院后和医生签订协议，承诺不收不送红包”。黄洁夫表示异议：“医生入职第一天就宣过誓（不收红包），如果再一次次签这种协议，会让医患之间毫无信任可言，也是对医护人员的极大不尊重。”既然如此，为什么医患关系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医改初衷与结果之间错位的根源在哪里？黄洁夫的答案从早年的回忆开始。
“我在医生面前是领导，在领导面前是医生”
做医生是黄洁夫一生的志向，在他看来，外科医生是一个很有乐趣的职业。挑战高难度的手术，把盘根错节的肿瘤切下来，完成普通医生难以完成的任务，都让他充满了成就感。早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时，外国同事一致公认黄洁夫的手术做得好，还分析原因：“中国人用筷子，所以手上技术好。”
1998年，某位香港著名人士因换肾后排异反应合并严重感染，被香港医生判了“死刑”，他连遗嘱都写好了，中央领导点名让黄洁夫赴港参加会诊抢救。研究之后，黄洁夫认为还有5%的希望，于是决定把病人接到广州。当时香港的医疗技术比大陆先进，业内以及媒体都不看好黄洁夫的“冒险”举动。在中山一院，外面一大帮香港记者守在楼下，等着发布病人的死讯。黄洁夫组织中山一院20多名专家制定救治方案，决定把移植进去的肾脏取出，加强抗真菌治疗相关并发症，前后抢救了66天。康复后，病人非常感激，还捐了一笔钱，给医院修了一幢大楼。
2001年，黄洁夫调到北京，担任卫生部副部长，还是不肯放弃他的人生追求：做一名医生。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他的医生资质由中山一院转到北京协和医院。这些年，在他主持下救治了许多领导、外国友人和普通患者。
谈到“红包”问题时，黄洁夫向记者讲述一件往事。当时，他还在中山一院做副教授，救治过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家境一般，一开始也给他塞红包，黄洁夫先收下，等病人出院时买了一些营养品，把红包放在里面又送了回去。
黄洁夫坦言：“我接触的官员或是普通病人，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医生，没把我看成行政官员。我在医生面前是领导，在领导面前是医生。”
谈到这些往事，黄洁夫说，“我人生中遇到的贵人，大多都是我曾经的病人或者病人的亲属”， “我能做到一个有些建树的干部、一个有成就的医生，都是我的病人赋予我的。”在他看来，病人用自己的病痛让医生把书本上的知识和实践结合在一起，仅从这一点来说，医生就应该感谢病人，病人是医生的衣食父母。现在，他的社交圈中，许多朋友都是他救治过的病人。
而对于医疗领域存在的问题，他也一直在关注，并一直在呼吁。
护士每天9块钱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备受诟病的“以药养医”这件事？是医生的错吗？
黄洁夫：这是政策造成的，不能怪医生。由于没有一个很好的竞争机制，大医院里那些医术好的医生也很无奈，他们无法因为医术好赢得更多病人，获得应有的收入、地位，而只能靠开药、拍CT来挣钱。中国那么多好医生，谁没拿过医药提成？谁没拿过药厂的回扣？这是大环境造成的。医生也是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政府应该保障他们的合理收入。但是现在的医疗制度在驱动医生“以药养医”，医院90％以上的收入靠医疗服务赚取。在协和医院，医生基本工资所占的薪酬比例一般还不到1/4，其他收入全靠与医院的医疗服务有关的药物、手术、设备检查等费用来赚取。再比如护士的工资是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90年代上调了一次，直到今天再没有涨过。现在医院护士三级护理费是每天9块钱，24小时特级护理费才25块钱。而现在即使请个从没学过医的护工，每月最少也要两三千块。
所以说，这是一个扭曲的体制，它逼着医生只有多给病人开药，护士要多给病人打吊针才能拿到更多钱，而不是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
环球人物杂志：一提到“以药养医”，很多人认为问题根源是市场过多地介入了医疗体系，您觉得是这样吗？
黄洁夫：事实上，“以药养医”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种医院投资方式，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时，国家没有很多财力补充给医院，所以就采取这种制度，当时叫“以药补医”。那时医院收多少钱都交给国家，国家再给医生发工资，全国医生的工资水平是一样的。由于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城市有医院，农村有赤脚医生，看病不要钱，药费可以报销，医患关系融洽。
第一轮医改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当时的方向很明确：政府放权。医院成为面向市场的独立主体，引入竞争机制。1997年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是一个较全面、客观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它提出医疗是个市场，应该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但因为涉及很多部门的利益，在执行过程中没有建立成套的机制去配合，迫使医生朝着“以药养医”这个趋利、扭曲的方向走，使医院失去公益性。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回过头去看，您觉得，1997年医改的着力点到底应该放在哪儿？
黄洁夫：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我记得很清楚，政策里提出“尊重医疗卫生事业的内部规律”，“进行服务价格的调整”。但事实上没有调，因为里面牵涉到很多部门的利益。再比如，《决定》 提出，随着GDP的增加，每年以1%的速度增加医疗卫生投入，最后也没执行。这么多年来，我国一直没有卫生法。市场把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负担都加到了老百姓身上，所以老百姓怨言很大。
环球人物杂志：近年来发生了多起医患矛盾引起的刑事案件。您认为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黄洁夫：现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是优良医疗资源跟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巨大矛盾。我们现在应该吸取第一轮医改的经验教训，在政府主导下，利用市场的力量把医疗卫生事业再次发展起来。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说，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落实到医疗领域，也要让无形的手起作用，当然政府也应发挥应有的作用。
别总在政府投入上纠结
环球人物杂志：在全世界范围内，医改都是一个难题。
黄洁夫：的确，医改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我认为，对中国来说，社会办医是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现在我们有两只手：一是政府，二是市场。医疗卫生界一直在政府投入上纠结，但政府是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放到这儿来的。美国去年的人均医疗卫生费用是7800美元，按这个标准，把中国全部GDP都拿来看病也不够。所以我一直呼吁要用市场的手把公立医院内部的创造力、积极性发挥出来。
环球人物杂志：怎么用市场的手来改革公立医院？
黄洁夫：我认为，应该尽快推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政府应该把公立医院办成真正的公立医院，大家享受的服务都一样，收支两条线，医生跟钱没关系，拿固定工资，跟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类似。
然后把目前社会资本引入，调动公立医院的一部分力量去办民营非营利医院，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层次需求。比如公立医院的特需门诊、特需病房这一块服务，完全可以分离出去。应该说，特需医疗服务与基本医疗服务同时在一家公立医院里面是不公平的。如你有能力支付更多的费用，就可以选择住这种医院，老百姓心理也会平衡，这是人们根据自身收入水平和需求选择的。医疗服务好你就来，不好就砸招牌关门，医院之间形成良性竞争，必然会促进医疗行业的迅速发展。
环球人物杂志：就是让老百姓拥有医疗选择权？
黄洁夫：对。既可以选择进大饭店吃燕窝鱼翅，也可以选小食店吃萝卜白菜。所有人都要进大医院看大医生，导致大医院门庭若市，医生也忙得苦不堪言，不少人还拿不到号，这种环境下，医患关系很难搞好。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患者扎堆，其实医生也扎堆，小医院越来越没竞争力。
黄洁夫：是这样的。医院的关键是人才，上面的医院不断扩张，逐渐把小医院的人才都吸走了；再加上我们的医学教育培养的都是博士生、研究型人才，小医院根本留不住。现在县医院，甚至一些地级城市医院，都没什么高级人才了，就是因为医改没有解决人才市场流向问题。
老百姓关心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公平
环球人物杂志：今年3月1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才正式成立。在医学界，您也被视为中国器官移植的“掌门人”，但相对于公立医院的改革，器官移植的改革在公众场合提得更少。
黄洁夫：器官移植服务问题目前不宜提得太多。因为当下的医疗矛盾已经很突出，而器官移植医疗服务技术是高端中的高端：第一，接受移植需要很多钱，没有几十万做不下来；第二，需要很高深的技术，全国能做好这种手术的医生不多；第三，死后捐献器官的公民意识还没有在全社会形成共识；第四，老百姓对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是不信任的，所以器官捐献与移植一定要做到公平、正义和透明。
环球人物杂志：从目前看，器官捐献工作的进展如何？
黄洁夫：虽然中国的器官移植工作进行了很多年，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国。但到2007年，我国才正式出台了第一个条例，从此走向了法制化轨道。2010年开始，我国就器官移植和器官捐献工作先是搞试点，再总结经验，从去年2月25日起，正式在全国推广。器官捐献事业在我国还是一个婴儿，建设需要一个过程。
环球人物杂志：您刚提到老百姓最不放心的是公平，那你们怎样保证公平呢？
黄洁夫：这涉及一个复杂的工作体系，捐献、获取、分配、移植与监管体系。就在3月20日，我们成立了OPO联盟，169家医院形成一个机构，要与分配共享系统接上，保证资料进入电脑，按照COTRS分配。这个体系在一两年之内能够完善。
环球人物杂志：对捐献者是否有补偿政策？
黄洁夫：全世界器官捐献的一个基本伦理就是无偿。可是在每个国家的执行中都是有经济因素考虑的。比如美国，器官的获取、保存、运输、人工都收费，然后由病人参加的医疗保险支付，这笔钱是很昂贵的。而捐献者也能享受很多社会回报，子女上学、保险、税收都免费。中国目前还没有美国的条件，但我们也在努力建立人道主义救助体系。
在云南就有这样的例子，一个7岁的小孩被石头砸中死亡，他的父母把他的器官捐出来救了另一个小孩，我们要给他们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他们坚决不要。但这个孩子有个弟弟，我们就让民政部门免费把他的弟弟培养到18岁。我们希望用人道主义的方式回报捐赠器官的人，而不是把每个器官明码标价，这种改革要在全国推广，其背后也彰显着文明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