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从变革中解读当下

    “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这是写在吴晓波新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封面上的一句话。

    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说过：“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这些年，吴晓波正是通过研究企业史和经济史的方式，来研究当下的经济；通过研究官商博弈中历史人物和国家的命运，来映射当今世界的潮起潮涌。 

    在这本书中，吴晓波由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开始，及至当代改革开放，叙述了2700多年的历代经济变革和工商变迁。

    公元前7世纪管仲变法，实行“四民分业”和盐铁专营政策，使齐国成为当时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管仲的这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被吴晓波称为“古代的凯恩斯主义”；到汉武帝变法，独尊儒术以达到全民思想控制，同时围绕产业、流通和货币等进行的改革，吴晓波称其为“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随后是王莽改制，那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及至盛唐，唐太宗以历史上最小政府造就最强帝国；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算是帝制时期最后一次整体改革，东西方文明至此分道扬镳。“在王安石时代，欧洲出现自由城市和自由大学，这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自由城市催生自由的商业，自由的大学催生自由的思想，而自由的商业和自由的思想，又是人类文明走向现代社会的两块基石……相反，王安石变法却空前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读到这里，似乎能听到吴晓波发出一声长叹。

    明清两朝闭关锁国，中国科技和经济创新退化；洋务运动，中途夭折；之后的民国，经历了一个极度自由的市场经济运动和一个以“统制经济”为名义的集权变革，但都以失败告终。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体制上的羁绊又让社会矛盾和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变数。吴晓波最后的结论认为：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而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

    看到这里，想必你已明白，这不是本单纯的史书。在书的扉页上，作者借托克维尔的话表达了本意：“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事。”

    从历史回到现实，一直是吴晓波写作的初衷。也许他只是回望了一段不长的历史，比如30年（《激荡三十年》）、100年（《跌荡一百年》），也可能是漫长的2000年（《浩荡两千年》），但他的目光总会回到当下。读他的书，会让纠结于现实的我们蓦然惊醒——如果把当代社会放入历史中考察，正发生的一切，似曾相识。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进行前后印证和推导。

    吴晓波曾多次在书中写道：“中国需要向世界贡献商业思想。”事实上，他的确为这个世界贡献出了独立而深邃的商业思想，他也被誉为这个时代最出色的财经作家。从2001年的《大败局》，到2013年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他证明了严肃的商业写作也能够跻身畅销书行列。

    吴晓波靠写作拥有了财富，稳稳当当、自得其乐地与妻女栖居于杭州。他最让人羡慕的正是真正拥有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经济上独立自由，方才可人格上独立自由。独立后有选择，有喜欢，有研究，有发现，还能传播，对知识分子或追求成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人，可算是人生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