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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两位湖南人，先是谭嗣同认为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后来毛泽东也强调百代皆行秦政制。但前者是着眼于批判；后者则是暗含肯定。先不论褒贬，我们的确有必要弄清这一非常重要的事实：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传统政治的观念和制度主体，究竟是不是主要从秦而来？
我曾尝试提出“三种传统”的概念，来描述影响、塑造和制约当代中国的三种主要力量，其中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变化迅速的“十年传统”，主要是以全球化和市场化为标志；从近代开始的“百年传统”，则主要是以前期启蒙和后期革命为标志；而对“千年传统”，即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主要文化和制度特征，我认为或可用“周文与汉制”来尝试作一概括。
所谓“周文”，就是从西周“尊尊、亲亲、贤贤”的礼制文化到以春秋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孔子整理古代经典，推崇六艺，推崇周礼，相当全面地吸收了古代文化，且又加进了“仁为礼本”“为己之学”“有教无类”等许多新内容。而战国时期，在列国纷争，并无文化统制的情况下，也出现了诸子百家思想争鸣的盛况，这些也都可包括在“周文”的大范畴之内。但“周文”还是以始终重“学”的儒家为主要代表，而儒家文化在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文化中也的确占据了一个主导的地位。
至于在制度方面，我为什么不说奠定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秦制”而是说“汉制”，是因为秦王朝在延续两千多年的制度建设方面至多只完成了一半工作，即在一个统一大国的“郡县制”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官员制度，而且还丢掉了比较适合于长治久安的“周文”遗产。所以，成为后世典范的比较完整的制度结构是在汉代形成的，尤其是在西汉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期间形成的。这一方面是推崇儒学，重新拾起“周文”——不过，不能不承认，后世“周文”主要是在观念文化领域而非政治经济制度领域起作用，比如“亲亲”就退出了政治领域；另一方面是开始实行制度化的选举，逐渐使统治阶层的来源向全社会开放，从而走出了一条政治文明的新路。后世的王朝也大致遵循了这一条道路，并有所发展和扩大。
秦朝的确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但这一统一只是对“战国”而言，在此之前的夏商周三代也是基本统一的，只是方式相对松散，有些方面类似于现代的联邦。秦朝所不同于它们的，只是它在战争中铸就的强大国家能力和高度的中央集权，包括它在统一后明确选择了非封建世袭的郡县和官员制，故而，它的确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却不是一个走向长治久安的国家，甚至不是一个可延续的国家。它没有确立一种比较合符人性和人道的统治思想，也没有解决传统统治阶级的再生产问题，反而继续迷信暴力专制，以打天下的方式来治理天下，故此很快分崩离析，“二世而亡”。而后来的汉朝终于通过儒家解决了这两大问题。所以，我以为比较合符事实的说法是，传统中国的两千年间，非“秦制”也，而是皆为“汉制”，而且是经过了“周文”洗礼和落实的“汉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