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黄风暴与情色困局

    对于那些习惯了寻欢的人来说，年后东莞的高调扫黄，实在是一件颇为痛苦的事情。深入“花丛”的媒体记者，雷霆出动的6000多警力，将他们曾经流连的美梦敲了个粉碎。

    更多的人，则被这次扫黄的成果惊得瞠目结舌。在经历了年复一年大大小小的扫黄行动后，东莞的色情服务业竟然越来越繁荣，流程性极强的“莞式标准”甚至处在全国乃至世界的“领先水平”。这极大的灰色空间，究竟是如何滋生的？又是谁，分享了其中的利润？一时间，扫黄搅热了舆论。

    扫黄地震

    最新的扫黄风暴，来得迅猛而有力：

    2014年2月9日上午，央视某新闻节目曝光东莞市多个娱乐场所存在招嫖卖淫行为。很快，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作出批示，对全市进行拉网式排查。东莞市的大批警力也应声而动，对全市所有的桑拿、沐足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

    10日，在广东省公安厅的部署下，全省公安机关正式展开为期3个月的扫除娱乐场所涉黄问题专项行动，公安部也派出督导组赶赴广东，对案件查处、问题整治和责任追究指导督办。风暴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更让人们看到此次扫黄行动的决心与力度的，是相关责任人的应声落马。继对10名扫黄不力的警员进行处分后，14日晚，包括东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严小康，市公安局副局长卢伟琪在内的市局、分局、派出所三级机构7名警官被去职。一夜间，东莞公安系统成为渎职重灾区。其中，对于严小康的领导责任，广东官方的措辞十分严厉，认为其“在任东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期间，没有正确履行职责，致使东莞市涉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在国内外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严小康自2008年10月从广东清远调任东莞市副市长，主管文化、审计、民族宗教工作，2012年2月被正式任命兼任东莞市公安局长。有广东政法系统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上任第一个月，严小康就率领东莞公安系统班子成员公开举行媒体见面会，积极回应敏感问题：“东莞的社会治安问题并不是外界想象中那样，更多是因为媒体高度发达，芝麻大小的事也会被很大篇幅地报道，报道得多了，也就是想当然了，东莞治安混乱、黄赌毒泛滥是对东莞的误解。”然而，据当地一些政法系统工作人员回忆，严小康掌管东莞公安两年来，扫黄行动一直停留在小打小闹阶段，此次央视曝光后，他也一直没有正式露面。坊间有猜测，正是当地色情服务业背后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让他无可奈何，只能选择消极回避。

    “性都”的偶然与必然

    “这对东莞不公平！”面对几乎一边倒的舆论，一位东莞人满腹委屈地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抱怨。在他看来，外界的强力渲染，让“性都”几乎成了东莞的代名词，但是有几个人知道，东莞在“地级市纳税额和支援灾区建设等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所谓色情业在全市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绝对是“微乎其微”的。

    通过东莞市政府的门户网站，记者查询到这样一组数据：“过去20多年，东莞的GDP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迅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2012年GDP达到5010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位居广东省第四位。”

    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个城市的色情服务业几乎已经与它的富裕程度一样出名。在世界闻名的“性大国”日本，东莞也近乎于一个“传说”。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蒋丰就撰文称，早在多年前，“不到东莞不知道身体不好”这样的段子就在那些喜欢找“野乐子”的日本男人中盛传开来，“不少有过‘性都’寻春经历的日本男人，会在某个居酒屋小酌几杯后，炫耀自己的中国艳遇，然后露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笑容”。

    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为何会成为“性都”？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东莞地处穗（广州）深（深圳）港（香港）经济走廊之上，北接广州南临深圳，离香港不到两小时路程，虎门港直通珠海澳门。几个城市中，深圳属于经济特区，广州属省会城市，它们的一举一动都为世界关注。在这些地方大规模发展色情业，无异于走钢丝。而邻近的其他地市要么就是经济总量不足，要么就人口特点不如东莞突出，对嗅觉灵敏的商人们来说，似乎总少了点吸引力。于是，纷至沓来的客商为东莞带来了金钱技术，也带来了致命的诱惑。上世纪80年代，为了满足一些常年离开老婆孩子来东莞投资的港台商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打工者的生理需求，以夜总会为代表的地下色情服务业在东莞渐渐起步，并逐步发展壮大。情色文化就这样如风潜入，如雨滋地。

    与地理位置息息相关的温润气候，也被一些人视作当地色情服务业发展的“优势”之一：“广东人天黑了才出来晃悠，除了文化之外，还和气候有很大的关系。东莞一年到头冷不了几天，气候潮热，最适合这种大家晚上出来的夜幕行业。”

    需求市场的旺盛，还因为东莞拥有丰富的性资源。作为一个靠制造业崛起的都市，东莞流水线上的年轻女工自然不少。199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大量工厂的流水线因为订单不足开开停停，有的工厂甚至宣告破产。一些失业女工迫于生计，或者受到贫富悬殊的刺激，开始进入桑拿中心、酒店，从事色情服务业。

    陶琪（化名）刚从乡下来东莞打工时不到20岁，在厚街镇一家餐厅当服务员。很快，她认识了当时的男朋友梁坚（化名）。梁坚能说会道，自称在工厂当业务员，他常对陶琪表达自己想要扎根东莞的想法，继而强调以自己的收入，买房的可能性为零。最终，他提出让陶琪去做小姐。陶琪告诉记者，自己最初对梁坚的提议十分反感，但耐不住对方一再以分手相要挟，加上做餐厅服务员每月1500元的收入实在无法供两个弟弟上大学，而当小姐一个月能赚3万左右。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虑，陶琪最后选择了入行。后来，她发现梁坚是专门从事拉皮条行当的，手上有着四五个像她这样的“小姐女友”。

    在东莞，大多数小姐的故事都和陶琪一样，离不开一个拉皮条的“男友”。这些“男友”们活跃在东莞镇区各个地方，发现相貌不错的女子，会通过各种手段与其接近，最后发展为情侣。再在合适的时候提出让女子去当小姐，自己则从中牵线。当然，也有一些小姐是在机缘巧合之下主动入行的。

    刚入行时，小姐需要培训一个月，比如训练含香蕉、加大按摩力度等。培训期结束后，她们会按身材、样貌、服务等被分为不同级数，价位也从500元至1000元不等。之后，她们可能会站在酒店房间的镜子后面，甚至走上所谓的“选秀舞台”接受客人挑选。在接客期间，无论客人提出多无理或者“变态”的要求，大多都不能拒绝，否则客人一旦投诉，她们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陶琪记得，刚开始接客时自己心里异常难受。每天10到15个客人，每次见客前都非常紧张，担心这个客人会不会大腹便便甚至是个变态。但另一方面，她又希望多接一些客人，多赚一些钱。

    助推东莞涉黄产业的，还有其独有的情色温床。有媒体对东莞的行政规划进行了归纳总结，结论是其长期以来“只有32个镇（街），却没有县区级行政单位”，这样的行政构架让各镇街之间形成了“经济相互竞争的态势”。1996年后，东莞民营资本开始投资酒店业，随后七八年，当地酒店业迅速发展。据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市共拥有星级酒店97家，其中五星级酒店22家，四星级酒店25家。密度之大，档次之高，以一个地级市的城市级别来算，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

    酒店间竞争激烈的直接后果，是争相增加服务内容，挖空心思寻找新的色情工作者，以补充血液。东莞的色情服务业革命也由此开始——当地民营资本驾轻就熟地将标准化管理带入色情服务行业，从服务态度到细节，再到根据客人的回馈对小姐进行评分，一整套流程能保证每个客户都得到“超出预期”的服务。在彼此竞争与相互“学习”中，服务水平水涨船高，最后形成了令各地猎艳者们欣喜若狂的“莞式服务”。一来二去，它竟然成为全国色情服务业的标杆。

    全球性产业背后的博弈

    即便在海外，“莞式服务”也很难找到能与之媲美者。尽管不少国家的色情服务业也有自己招徕客人的噱头。

    东莞扫黄之后，一张“全球性产业合法化地图”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地图用不同的颜色标明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商业性交易的容忍度。从开妓院也合法的“性交易自由”国家，到将一切性服务都列为违法并加以打击的“扫黄国家”，一目了然。

    这张地图上的绿色和蓝色区域，都主张对性交易网开一面，只是程度不同。

    绿色区域的国家，如新西兰、澳大利亚东部、墨西哥、德国、荷兰、土耳其和南美一些国家，普遍认为性交易是合法的，但是要受到一定的管制。通俗地说，可以在这些地方开妓院，但要守规矩。这些国家的法律认为，性服务就像任何一种服务工作，没必要受到限制。

    德国在2002年将卖淫合法化之后，每天有上百万男性在德国买春，柏林成为“欧洲最大妓院”，每年仅色情业收入就达14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211亿元）。帕斯察妓院号称是德国最大的妓院，有12层楼高，120个房间，100多名妓女每天在这里接待的嫖客超过1000人。也有条件差一点的，在慕尼黑，两个红灯区不仅都比较偏远，规模也小，一般只是两层小楼，里面会有六七个妓女“工作”，服务态度也很差，有人说“简直像妈训孩子”，不到半小时就打发人走，“一点乐趣都没有”。法兰克福的红灯区靠近火车总站，性工作者们坐在一个个房间门口，嫖客们看上谁了就砍价，谈好价钱就办事。而这些，似乎都不如东莞的“客户至上”和“明码标价”来得“专业”。

    妓女在土耳其也是合法职业，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遍布性服务场所，妓女持有政府发的妓女身份证，还能享受免费的医疗和其他社会福利。澳大利亚还出现了在股票市场公开上市的妓院。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成为“性旅游”的目的地，当地男性的“嫖娼率”也明显比较高。

    蓝色区域国家认为，以获取金钱为目的发生性行为是个人权利，但有组织的卖淫及依靠妓女牟利，如在妓院卖淫、拉皮条等，则是非法的。英国等大部分西欧国家、加拿大、巴西以及非洲部分国家就是这种态度。但他们对色情业并非听之任之，扫黄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有组织的卖淫，及其中牵涉的人口走私、性暴力等问题。此外，一些国家虽然法律条文上允许个人卖淫，但实际操作中有很多“禁区”。比如加拿大，虽然表面上允许个人卖淫，但如果让同一个妓女到自己家服务两次，这个家就是法律意义上“重复性交易的固定场所”，即“妓院”，属于违法。“组织”卖淫，包括拉皮条、做广告、在网络上推荐“小姐”等也会受到严惩。嫖客还不能在公开场所谈价钱买春。加拿大温哥华等地就常有女警假扮妓女在公共场所“钓鱼”，嫖客一搭讪“多少钱”，就会当场被扣。

    红色区域是法律规定禁止进行性交易的国家。美国绝大部分地区、俄罗斯、东欧多数国家、亚洲多数国家和非洲多数国家都是这种“法定扫黄国”。不过，实际的执行力度却另当别论。有的国家法纪松弛，性产业成为黑道与官方勾结牟取暴利的“肥田”。有的国家法律界定本身就很暧昧，性交易更成为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一场游戏。

    比如日本，性产业被称为风俗业，分为可进行直接的性行为和不可进行直接的性行为两种，税收和管理都不同。前者包括土耳其浴室与料亭。土耳其浴室是每个单间有一人服务，料亭则是日本传统妓院，每个房间门口有数名女子等客挑选。这两种传统风俗业种，在法律上可以发生性关系，但新的《风俗业改正法》不再批准新的此类服务。新的风俗业服务形态则包括粉色沙龙、性感按摩、情人酒吧等，法律只允许其提供“令人产生性快感的服务”，不允许直接性行为。但具体实施起来，警察也管不了那么细。

    在美国，除了允许内华达州的雷诺等少数缺乏其他经济资源的地区开放妓院，大部分地区也主张扫黄。各地警局都有风化组，专抓妓女和嫖客。男女一夜情警方管不着，但一问价钱就算是招嫖，警察就可以抓人。警方有一个撒手锏：开妓院或者当过妓女的，都算是有了案底，会影响入籍和永久居留，这一点是能有效阻吓卖淫泛滥的工具。

    事实上，“性产业”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真刀真枪”的性交易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它也有“广告部门”，主要负责提供各种色情作品或进行色情表演，即制黄贩黄。在很多西方国家，这被视作“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是得到允许的，但尺度会有所不同。比如日本的色情作品，就必须在关键部位打上马赛克。同是脱衣舞，美国有的城市就允许全脱，有的则要求必须在身上留点什么。“产业链”的第二环是“产品销售”，就是提供五花八门的性“服务”，从色情按摩到传统乃至变态的性行为。有数据显示，全球性服务业年度“利润”高达18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3亿元），“从业人员”1326万人。产业链上还有受益于“性产业客流”的“配套设施”，即相关的酒店、餐饮、旅行、消费品行业等合法企业。这是真正赚钱的地方，丰厚的利润，让一些地方的民众对色情业保持宽容。至于贩卖女性、强迫卖淫和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交易，则受到世界各国一致的严厉打击。

    不论具体的情况如何，各国对大规模的有组织卖淫都是依法进行打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莞式服务”的出现及风靡无疑违反了现行法律，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能四处灭火，应该釜底抽薪

    对东莞的色情服务业从业者来说，大规模、有组织、“高水准”或许是他们牟利的金字招牌。但社会学家李银河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表示：“在我看到的一些报道中，东莞色情业似乎被认为是‘服务水平最高、最能让顾客满意的’，这绝不是什么好事。性行为不是用来做交易、卖钱的。它做得再‘规范’，再‘物有所值’，也摆脱不了低级的本质。”

    在中国，卖淫一直是不被允许的。据记者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为肃清各种色情交易，全国共掀起了4次大规模扫黄风暴。1949年11月21日夜，北京市的妓院悉数被查封，延续数百年的“八大胡同”灰飞烟灭。政府为那些被收容的妓女开设文化课，并让她们参加劳动。这一改造模式很快在全国各地得以复制。1980年前后，随着服务业的发展，一批歌舞厅、娱乐休闲场所的色情服务逐渐增多，这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1983年的严打也由此开始。当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规定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犯罪情节严重的犯罪分子，可在法定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1989年，全国“扫黄打非”小组的成立，标志着公安机关开始以“专项打击”的形式对卖淫嫖娼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此后，这项工作从未间断。2010年，为应对互联网、移动通信业等技术的发展，全国扫黄办公室将当年“扫黄”工作的重点定位为打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对新型“黄毒”进行精确定位打击。

    此次东莞扫黄之后，公安部又立即部署全国警方开展专项打击整治，重点打击卖淫嫖娼活动的组织者、经营者及其幕后“保护伞”。2月9日以来，各地共查处卖淫嫖娼治安案件1300余起，查破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和组织淫秽表演等刑事案件181起，打掉涉黄犯罪团伙7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01名，停业整顿涉黄场所2410家。

    令人困惑的是，屡次严打之下，色情业非但没有消失，规模反而越来越大。这似乎也说明，色情业不是一个光靠“打”就能解决的问题，背后有很多社会、经济原因在驱动。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性服务业迅猛发展的根源是什么？

    李银河：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比如贫富分化程度。这导致了两种需求，一种是“锦上添花”型，比如一些男人明明有配偶，却因为有钱，还想再多玩弄一些女性。另一种是“雪中送炭”型，源于女性的绝对短缺。有人在山西做过调查，发现当地有1/3的适婚男性娶不上老婆。很多人只能花钱找小姐。包括城市打工人群，也有正常的生理需求。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有时候，性也是一个民生问题。另外，目前从事性服务业的绝大多数都是女性，根本上也是由于男女不平等造成的。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还有可能像新中国成立之初那样做到全部取缔吗？

    李银河：我觉得完全不可能了。现在的扫黄方式，只会加速性服务业的个体化趋势。过去，可能需要通过淫媒找到顾客，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很容易就能从网上联系到。要把网络上的涉黄服务禁绝，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这是政府难以承担的。

    环球人物杂志：可能完全放开吗？

    李银河：我希望能。这是我的主张，即完全的非罪化。非罪化与合法化有区别，后者可能在注册、交税等方面产生一些问题，比如将红灯区建在某地，当地居民可能会抗议，或者一些注册过的性工作者一旦想改行，会遇到实际的障碍，等等。相反，非罪化是将性交易定性为一种格调不高、特别低俗的行为，但不是犯罪，对于性交易者应该采取批评、教育、帮助的办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弄得剑拔弩张，给小姐直接戴手铐，报道时也不给她们的脸部打马赛克。这和以前的游街没什么区别。

    环球人物杂志：此次东莞扫黄后，我们注意到，舆论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边倒地批判，开始有人从经济、社会、法律等方面为东莞进行辩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观点的争锋？

    李银河：首先是整体社会氛围变得宽松了。往前20年，对卖淫嫖娼组织者是要抓起来枪毙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淫媒判死刑的只有中国。在这种高压下，人们不可能表达不同的观点，但现在，不同的声音能发出来了。

    其次，是因为人们对性的态度改变了。此前30年，中国社会都是反性禁欲的，一提到性就是“万恶淫为首”。如今这个情况也发生改变了。一方面可能就是古语说的“温饱思淫欲”，以前吃不饱饭，也没有闲钱花在这上面，现在有些人愿意往这方面投钱，需求也就出来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不再像以前那样反性禁欲，人们也觉得性交易不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罪行了。

    另外，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简单的扫黄一点用处都没有，甚至可能产生负面效应，迫使卖淫业走入地下，反而增加了很多风险。比如，每年有大量性工作者被抢劫、强奸、杀害，却无法报警，这会进一步影响警方对破案线索的掌握，以及对社会治安的管理。我曾跟北京市公安局的刑警一起研讨治理卖淫的对策，他们提供的数据是，某一年，北京地区160多起未侦破的谋杀案里，37%的受害者都是小姐。又比如嫖客不付钱，对“小姐”进行人身伤害，小姐就要寻找保护人，你让她非法化，她就只能去黑社会或者管理者那里寻求保护，结果是性服务业导致黑社会滋生，官员腐败。

    环球人物杂志：怎样才能让性服务业屡禁不绝的现实得到根治？

    李银河：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四处灭火。而我认为要想减少甚至消灭性服务业的泛滥，正确的做法是将其形成的原因彻底消灭，做到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