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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简单地将中美两国的博弈视为一种你进我退、我输你赢的“决斗”，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误读。近年来，中美高层频繁交往，包括美国副总统拜登近日的访华，均表明双方可以通过“斗争”与“沟通”增进了解，最终找到一条适应大国关系的路径。
拜登此次东亚之行应该说是带有具体任务的，其中最受外界关注也最为敏感的，就是向中方表明不赞同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立场。这项任务表面看来很重要，但比起中美之间需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使命来说，不过是双方的又一次“磨合测试”。据美国媒体报道，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面对面会谈，“但并未解决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带来的分歧。对于相关问题涉及的每一方和美国盟友们来说，下一步该如何走也留下了悬念”。美国国内外的一些所谓政客们，也对拜登此行未能“压服”中国感到很失望。
事实上，拜登虽然向中方表明了美国的立场，但他也许并没带着要“压服”中国的使命而来。否则，美国政府也“太不识时务”了，因为中国确实已今非昔比。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华盛顿大体上也能掌握住“处事之道”。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态度，正变得越来越现实。因此，中美之间那些看似充满激烈交锋的磨合，实际上是双方在不断地加深着相互了解，使双边关系更为务实、均衡。
当然，这并不是说华盛顿在退缩。美国现行战略与冷战时期的一个根本不同在于，它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实力的大量投放，实现对整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主控权。今天的华盛顿需要与亚洲各方力量，特别是该区域中最大的国家中国一起，共同寻找关系转型的新途径。在此过程中，美国既会借助亚洲不同力量之间的矛盾“远程操控”，也会逐步地将自己原来承负的一些责任转给其他国家。
说起美国当前在亚洲的作用，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将它比作19世纪英国在欧洲充当的“离岸”稳定者，也就是说，美国不能卷入地区竞争对抗中，亦不能试图主宰该地区。布氏说，若美国充当这种角色而非以警察自居，若中国成为地区头号强国而非霸权，那历史就可以避免重演灾难性冲突。
按照布氏的推理，中国随着实力的提升，捍卫本国核心利益的能力自然也会增强，但这都是正当也不应该被“仇视”的。某些地区国家试图借助美国来实现对中国的“平衡”，其实质是冷战思维在作怪，也是在加重整个地区和平的失衡。
亚洲的持久和平需要规则，中国理应是制定规则的一员。如果南海、东海地区能有一个依靠各方力量共同维持的安全格局，而不是将此寄托于某种强权力量的管控之下，那就需要有关各方切实考虑中国的利益诉求，考虑中国合理、合法地维护这些利益的决心与能力。历史早就表明，一个孱弱的中国不可能给亚洲带来和平。在构建安全格局的谈判桌前，中国已经有了一把椅子，但这把椅子应当和美国、日本等各方的一般高。
所以，拜登之行并无“悬念”。其一，区域和平的前景更加明晰。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引发一些国家担心，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识别区与某些邻国重叠。这看上去会激化争议，实际上会有利于推进安全管理。正是由于中国划分了识别区，才可能会有各方对识别区的重视，并就重叠问题进行沟通，进而实现风险管控。而在此之前，中国根本就没有资格和别国谈这个事，中国在这一区域内对可能威胁到自己区域安全的外国航空器的监控，也无法可依。其二，中美之间的协调更趋成熟。长期以来，中国家门口的很多事都是由美国说了算的，现在美国一家说了不算数，要听中国的意见，要适应中国的处事方式，要尊重中国的抉择，这就需要进行协调。双方讲清了各自的立场，表现了推动对话的诚意，就能够为下一步建立更为有效的机制打下基础。
这两个变化显示出，中美关系正在走出以胜负论英雄的“零和游戏”的旧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