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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姬昌（谥号为“文王”）去世之后，其子姬发（谥号为“武王”）继立。姬发曾到孟津检阅军队，据说并未约定就自动前来的各方诸侯有800位之多，他们说可以讨伐残暴的商纣王了，姬发说：“还不知道天命如何，不行。”过了两年，“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于是姬发遍告诸侯说：“不可以不讨伐了。”
但在浩浩荡荡的大军讨伐路上，却有两个人拦住了队伍。这两个人从西伯起就受着周人的供养，他们就是《史记》列为首传的伯夷、叔齐。两人拦住姬发的马说：“你的父亲去世不久就动兵，这样做难道孝吗？你作为商朝的臣子而要去讨伐君主，这样做难道仁吗？”左右欲用兵器驱赶他们，姜太公制止说：“此义人也。”于是下马扶他们走开。当然，大军还是进发。武王不久就取得了胜利，天下都服从拥戴新兴的周朝，而伯夷、叔齐却为此感到羞耻，他们不愿再吃周的粮食，而是隐居到首阳山，采野薇作为食物。他们在快要饿死的时候作歌，其中一句批评武王伐纣的名言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我们在此看到了一种政治与道德的紧张，也是一直存在的一个政治伦理的难题：如果最高统治者残暴无道，下面的人可不可以用武力推翻他？如果不推翻，他会继续实行暴政，造成许多伤害；但如果要去推翻一个暴君，会伤害许多人，还不一定能成功。或者说，这里有一个“度”：过了某个限度也许就可以采取行动了。但即便如此，也还有对暴力属性的恒定评价。对暴君，你的确不太可能通过说服或用某种合法程序让他下台——像用定期的民主选举程序来不流血地更换最高领导人，就世界多数国家而言那还是比较晚近的可选项。当然，立宪和法治的意义在于力图防止统治者变成暴君。
过了上千年，学者都还在为武王的“革命”是否正当而争论。汉景帝时，黄生认为这不正当，而辕固生认为这合乎转变了的天命人情。这让汉景帝感到很为难：如果完全否定暴力的鼎革，则本朝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就可能出现问题；但如果明确主张暴力鼎革的正当性，则对本朝的现实或未来将构成严重威胁，乃至伤及更一般、更长远的政治伦理原则。所以，他只好让他们别争论了。
不争有时或许是明智的，但难题自然不会因为不争论就消失。也许，我们可以同时观照武王、夷齐两方的各自意义，乃至同时保持两种不同的观点。姜太公或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看到了这两方面的意义。
日常政治伦理中大家还是反对暴力，维护能够保障人们安全与和平的政治秩序；但在有些特殊和紧迫的政治形势下，政治家可能也会有因时制宜的“权”，还是不得不采取某种断然的、道德上一般不应采取的措施。但即便如此，也不要趾高气扬地去这样做，更不要号召人们为此大唱赞歌，尤其是涉及大规模暴力和战争的事情。故古人老子有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