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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笑猫日记》、《淘气包马小跳》在中小校园广为流传

儿童作家杨红樱,对孩子充满敬畏

本刊特约记者 王莉莉 《 环球人物 》(

    多年来,杨红樱一直是各大儿童文学奖的获奖“常客”。今年9月,在第九届全国儿童文学奖评选中,虽然没有主动参评任何奖项,她依然是媒体追逐的对象。短短一天时间,身在“西湖读书节”上的她接连拒绝了20多家媒体的采访。因为彼此间的信任,她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的专访,并讲述自己的写作之缘。

    为了女儿开始写作

    杨红樱并不是年少成名的天才作家,写作源于她内心的愿望。1980年,年仅18岁的她被分到成都一所小学当语文老师。这个打扮入时、喜欢特立独行的川妹子,很快成为学校的“明星”老师,她总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语文课与众不同。那时候,课外读物并不丰富,她就模仿《小蝌蚪找妈妈》、《小公鸡和小鸭子》等,亲自给孩子们写一些既蕴藏知识,又语言优美的童话。看到孩子们听得起劲,她就知道写得不错;看到孩子们走神厌倦,她立刻修改。一年后,听到的赞美声越来越多,她鼓起勇气,将一篇《穿救生衣的种子》投到上海《少年报》,文章很顺利地发表了。

    此后6年,杨红樱都在乐此不疲地教学与写作。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科学童话集《快乐天地》,随后,她决定去成都出版社做一名童书编辑。

    杨红樱负责的是从3岁至12岁的儿童读物出版。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编辑工作中,敬业的她主动停止了自己的写作。有段时间,成都童书市场上近一半的畅销书都出自她之手,她成了四川出版圈有名的“杨编花”。

    写作欲望再度被激起,是缘于女儿的降生。杨红樱盼望女儿有个好性格,用心良苦地将一个个朴素的做人道理变成笔下有趣的故事。《天真妈妈》的创作灵感,就是受到她和女儿亲密关系的启发。《亲爱的笨笨猪》则是以女儿的玩具作为主人公撰写的童话,她想告诉女儿:笨笨猪并不聪明,但它总是与人为善,所以别人就乐于跟它合作。而让杨红樱声名鹊起的《女生日记》,更是与女儿的成长息息相关,书中善解人意、情感丰富的六年级女生冉冬阳与女儿有着同样的快乐与烦恼。

    2000年,38岁的杨红樱因为《女生日记》跻身畅销作家之列,其后《男生日记》、《五·三班的坏小子》、《漂亮老师和坏小子》、《假小子戴安》、《淘气包马小跳》等让杨红樱拥有了众多小书迷。《淘气包马小跳》和《笑猫日记》系列在中小学校园里广为流传,童言无忌的孩子们说:“不知道马小跳的是猪,不知道杨红樱的也是猪。”

    儿童文学是一门“浅语”的艺术

    就像专业的儿科医生必须了解孩子的身体结构和特点,杨红樱对儿童文学的专业性也有着异常深刻的体会。30年里,她从事的工作从来没有离开孩子,她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反思,就隐藏在作品当中。她读过大量的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书籍,并且积多年之功成为儿童阅读心理方面的专家。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一位德国汉学家对杨红樱说:“你的作品里有很浓厚的文学意味和哲学意味,你们中国孩子能读懂吗?”当杨红樱告诉她,《笑猫日记》系列已在中国畅销了好几年时,这位汉学家感到非常惊讶。

    杨红樱觉得,儿童文学是一门“浅语”的艺术。她需要将做人的道理和知识性的东西,转换叙述的节奏,变成孩子们能懂的语言。“我是拿钢笔写作,但因为我的读者是小孩子,我就必须把这支钢笔变成彩色的铅笔,他们才能读懂,才能爱读。”

    撇开好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只谈童书的文学性,在杨红樱看来是不可能的。创作早期,她极为追求作品语言的华丽,随着创作的日趋成熟,她更多地使用白描手法,以轻巧追求厚重。《淘气包马小跳》就是她在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成熟之作,“再年轻一点,我就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过:“儿童文学作家应该下笔轻、心中重。下笔轻是要尊重儿童的主体性,轻盈地走进孩子的世界,而心中重则代表时刻不能忘记儿童文学担负的责任。”在杨红樱的意识里,这种责任感来自于孩子,“只有孩子在我心中至高无上。”

    喜欢倾听孩子的声音

    杨红樱自信地告诉记者,写作到现在,她已出版童话、儿童小说80余种,书的总销量超过6000万册。其中,销量超过100万册的书有40本,就连她19岁时写的书现在还摆在书店里。2010年,她以2500万元的年收入超过郭敬明,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首位。

    作品如此畅销,在体味当“富豪”作家的同时,杨红樱也品尝到“人红是非多”的滋味。关于她的作品“通俗、搞笑、粗陋”等质疑从来没有停止。最厉害的时候,有关部委曾专门约她进京面谈。就在不久前,还有人指名道姓地说:“当下一些儿童文学好笑却缺乏童趣,比如杨红樱的作品,就找不到儿童的趣味,因为它是成人编出来的,是人工的。”

    对于这些,杨红樱始终淡定,她告诉记者,至今她仍然酷爱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装》,“儿童是最不接受炒作的。在各地的读书节上,我是孩子们最想见到的作家之一。”她不愿意出现在媒体的镁光灯下,也早就习惯了一些儿童文学研讨会成了她作品的批斗会。只有面对说她抄袭的谣言时,她才不惜对簿公堂,“如果我抄袭,我宁可去死。”

    很多年来,杨红樱对女儿的教育始终践行着她在作品中坚持的价值观:小学时女儿成绩一直位于中游,她说,考上哪儿是哪儿,反正我不会为你读好学校交一分钱。准备读初中时,女儿放弃保送,报考了全寄宿的外语学校,她也只是说:“凡事你都可以做决定,但自己选择,自己负责。”高中毕业时,女儿再次放弃高考,参加了留学考试,顺利地被心仪的国外大学录取。那时,她知道女儿早已具备独立做决定的能力。

    如今,除了每年完成两部作品,杨红樱还喜欢去大大小小的城市、农村以及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给孩子们讲讲童话故事,把他们从影视、游戏中拉回到文字上来。杨红樱始终对孩子充满敬畏。她喜欢倾听孩子的声音,拒绝以居高临下的态度面对孩子。她与孩子们分享快乐,分享梦想,甚至告诉孩子,爱情是非常珍贵、神圣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得到。有读者说,她的作品字里行间好像有一条通道,能通到孩子们的心里。望着齐声诵读她的作品的孩子们,她内心充满了感动,也体会到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满足与快乐。

    杨红樱深信:“一个为孩子做事、为孩子写书的人,内心一定要做到干净、安静。”同时,她也希望,年轻的作家们,不要寄希望于靠营销、靠包装成为好作家,而是要摆脱急于成功的心态,本分地为了读者、为了孩子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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