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海晋：今天的银行从业者懒惰了

    人物简介

    程海晋，中国银行业元老程慕灏曾孙。1971年生于山西，17岁考入山西大学，1991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多家跨国银行和通用电气等国际企业从事融资、并购、重组业务，现定居北京，从事企业咨询行业。

    “我曾祖父程慕灏先生1913年进入上海的中国银行（下文称中银），从练习生（学徒）做到上海中银副经理（副行长）。他的为人处世对我影响很大。”在北京崇文门一间咖啡店的角落里，程海晋面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背后是噪杂的人声，他平缓的叙述让时间穿越回整整100年前，那是中国金融业和第一代银行家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

    中国银行业曾有好传统

    在程海晋看来，中国的银行业曾有很好的传统，这是由包括他的曾祖父程慕灏在内的老一代银行家开启的。

    程慕灏生于1898年，是浙江桐乡人。他家境并不富裕，十五六岁时经人引荐，来到十里洋场上海，在上海中银当了练习生。中银前身是大清银行，始建于1908年，1912年改组为中银。当时，上海是中国乃至亚洲地区的金融中心。程慕灏从包银元做起，学点钞、打算盘、译电报，慢慢升到初级文员。那时练习生都要掌握听银元辨真伪的基本功，他每天清早起床守着一只水缸，逐个用银元敲击边沿，声音清脆铿锵就是真的，假的则声音闷哑。寒冬腊月，他练得双手生满冻疮。为了随叫随到，他还养成了站着吃早饭的习惯。对于这种训练方式，程慕灏认为有其合理的地方：虽然很苦，但可去尽娇骄二气，学会谦虚地、全力地为客人服务。

    程慕灏27岁时，被破格提拔为副经理，当时的经理是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当年，中银在上海外滩盖大楼，英资银行汇丰不许其高度超过自己的大楼，这让程慕灏憋了一口气。若干年后，他已到香港中银工作，筹建大楼时又遇到汇丰也在盖楼。程慕灏一个电话打给远在美国的贝聿铭，请他设计新的香港中银大厦。如今，这座大厦仍然是香港的地标建筑。

    当年的中银流行一句话，要发财不要来中银。意思是说，到中银是学本事、做事业，不是搞投机的。但对员工，中银也给予多方面照顾。当年，程慕灏很赏识一位下属，便鼓励他到美国读商学院，由公司资助。这位员工毕业后又回到中银供职，多年后仍对程慕灏充满感激。程海晋说：“当年的中银有强大凝聚力，公司和员工间有着家人一般的感情。我祖母有位好朋友，其父亲是中银员工，抗战时期遭日军杀害，他的后事、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费用都由中银承担。”

    民国时期，银行间竞争激烈，互相抢客户、抢人才。中银靠“人情味”，让员工保持了很高的忠诚度。程慕灏本人就在中银干了一辈子，86岁退休后还担任集团顾问、总行常务董事等职，直至1991年以93岁高龄去世。

    中外经验都值得借鉴

    解放后，程海晋的祖父辈都留在大陆。1991年，程海晋赴美留学，到缅因州一所大学学习会计专业，后来读了工商管理硕士。他曾在会计师事务所、医药行业工作，随后进入融资、并购、重组领域。他经历了美国3次经济衰退，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每次危机都与融资等领域的问题有关。“我没在某个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待特别长时间，但在多个行业领域浸润过。这让我能更加全面地看待中国金融业的问题，以及民国初期中国金融业传统的借鉴意义。”

    在程海晋看来，民国初期上海银行业之间的竞争是相当市场化的，政府管得很少。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银行注重业务发展和自身的生存能力。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银行业赚钱变得比较容易，从业者也“懒惰”了不少，服务客户的意识淡薄了。如今，在维持了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正面临强大的下行压力，银行业再一次面临市场化转折点。他认为，现在虽然一些银行进入了世界百强，但这只是在规模上；如果论品牌信誉、资产质量、融资能力、业务水平、盈利能力等，则仍与国际顶尖银行有很大差距。而信誉是银行业的根本，没有信誉，一切免谈。

    对一些金融机构要当“中国的巴菲特、中国的摩根斯坦利”的豪言，程海晋不以为然。“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下，不要去玩这种太花俏的东西，应该实实在在地提高自身实力。”他认为，资本市场尚未成熟、金融机构专业化程度不够是影响中国金融机构做大做强的关键因素。在这些方面，中国可向美国借鉴。“在美国，资金的有效利用率比较高，庞大的金融体系与实业的总体结合效果较好。美国金融机构知道该怎样利用资本，既让企业发展起来，也让自己获得可观的利润。他们的投资行业分工很细，投资IT行业的人，还要按IT行业内不同领域再细分。而且还按企业发展阶段分类，有人专门投资企业初创期；有人投资发展期；也有人专门帮助发展较为成熟的企业上市。一旦上市，整个社会乃至全球的融资平台就会为企业打开。”由于专业化程度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就高。而在国内，风险投资人“似乎什么行业都敢投”，对投资风险控制的意识和能力较弱。一旦经济下行，将严重地影响投资的回报率。

    程海晋说：“中国金融机构自身要保持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开放，加大改革力度，增强生存能力。过度保护只会导致金融机构依赖性的增强以及竞争力的进一步弱化。”另一方面，他也认为金融业开放过程中，政府监管必不可少。比如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被寄予厚望，但业界认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等改革措施存在着资本套利的风险。由于国内的利率水平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如果缺乏监管，大量热钱通过自贸区跳板流入国内，势必推高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当热钱撤离时，则会引发资产价格跳水乃至造成金融危机。程海晋说： “银行业是‘一管就死，不管就乱’。政府的挑战是把握好监管的度。”

    金融机构与企业要理顺关系

    金融业素称“百业之母”。金融机构集纳社会资金，为企业发展提供资本支持。在程海晋眼里，中国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

    首先，金融机构不能放松对风险的控制，不能在帮助企业时讲关系，“心太软”。程海晋说：“企业有严重问题时，金融机构不能老帮他们捂着，有些问题该爆发就得让它爆发。比如一家企业不行了，金融机构不惜代价投入资金支持，这么做，企业也许能熬过一段时间，但不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最后问题越捂越大，只会更麻烦。现在有些行业已产能过剩，企业还在贷款，这样做对企业和银行都危险。只有经过一定的自然淘汰，让健康而富有活力的企业生存下来，然后再投入资金，企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他很赞赏“不讲情面”的“关系理念 ”。他说，“关系”在华尔街也很重要，但仅仅是“敲门砖”，银行是否把钱借给企业，还是要按市场规则来判断。犹太人很抱团，但不会随便把钱借给另一个犹太人。他引述程慕灏的话说：“银行服务很多时候是晴天打伞，未必能雪中送炭。”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可以理解为不能为了人情而打破规矩。

    不过，这种“关系金融”近年来在中国民间金融体系泛滥成灾，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全民高利贷”现象。“中国民间的‘关系金融’， 面子和人情决定了借贷决策，而不是客观冷静分析对方的财务数据和营运情况。温州模式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民间融资要改变融资理念、借贷方法，加强风险管理。

    其次，金融机构选择什么样的企业投资，目光要长远。民间投资者往往缺乏在更高层面上管理资本的平台和能力，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把投资行为变成了投机。结果是“经济好的时候，大家一起发财；经济一旦不行，所有人的资金全部陷进去”。他强调：“成熟的经济必须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发展周期，衰退是其中必经的环节，衰退不仅可以淘汰低效益企业，还能利用这个机会挤掉泡沫。企业和政府应正视衰退的作用，准备好相应措施，而不是想办法跨越这个环节。有人主张投资反周期行业，即所谓能够抵御衰退的行业。其实，正周期行业虽会随经济下滑而下滑，可一旦度过困境，该行业就会出现高回报率。”

    第三个关系也需要明确，程海晋说，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应该是起辅助作用，现在有些本末倒置。“本来上市是辅助企业发展的手段，现在成了目的，就是为了‘圈钱’。一切以资本市场为导向，一切为了上市。融资不是为了培养核心竞争力、开发新产品、培养品牌，只是为了‘圈钱’。而今并购成了热点，也是被当成资本市场的游戏，而不是为了企业发展。并购之后不少企业既不做整合，也不做效益提升管理。很多公司并购后营利能力反而下降，这是非常危险的。”无论是并购还是投资、融资，都只是手段，企业要发展壮大，根本上还是要增强自身“体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