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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李默庵，国民党陆军中将，著名爱国人士，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在黄埔期间，他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曾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中山舰事件”后，李默庵退出中国共产党。他曾视蒋介石为“新兴革命事业的卓越领导者”，追随其血战沙场20多年，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从基层到高层，军队中的各个职务，他几乎都担任过。1949年，李默庵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1990年回国定居。
在北京翠微路的一栋家属楼中，李默庵的女儿李碧如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由于父亲政治身份的几次变换，李默庵的子女也经历了与家人聚少离多的长期岁月。让李碧如欣慰的是，父亲最终回到了祖国。在父亲严厉的管教下，子女们都发展得不错，有在美国从事生物工程的，有在旧金山硅谷经营电子公司的，还有在波音公司任高层管理者的。李碧如翻开书桌上一摞摞厚厚的关于父亲的回忆书籍，向记者讲起了父亲的心路历程。
在黄埔受训期间
在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李碧如说，父亲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国军悍将”，与他早期在黄埔军校接受的教育分不开。
李默庵190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虽然求学艰苦但学业优异，19岁考进黄埔军校一期。他的同学有徐向前、陈赓、关麟征、胡宗南、宋希濂、贺衷寒、左权等人，这似乎预示着他未来的军人生涯将与共产党人有扯不断的联系。
在黄埔军校期间，蒋介石的治学理念对李默庵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深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在对黄埔生的屡次训话中，都表示赞同共产主义，要效仿苏联，要拥护共产党。蒋介石不止一次当众宣布，‘如果有一天我不革命了，你们都可以反对我’。他很注意做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师生的‘融合’工作，反复讲在我们的队伍中，只能有左派和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分。在两派学生发生纠纷时，他还常站在共产党的学生一边。”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主持制定了革命军的“连坐法”、“刑事条例”、“惩罚条例”、“审判条例”等多种法纪，并付诸实施。“连坐法”规定军队打仗不能后退，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排长同全排退，则杀排长……以此类推，军长亦是如此。这在黄埔学生中引起很大震动。
李碧如曾听父亲讲，“他们东征打淡水时，某团一位连长临阵逃脱，被部队抓住，按‘连坐法’应处以死罪。事后，校本部开会研究处置办法，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和各营营长都纷纷为这个连长说好话，请求宽恕。然而，蒋介石毫不心软，他说革命军的‘连坐法’头一次不执行，就等于一纸空文，对这个连长非办不可！就这样，由军法处将这个连长给枪决了。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执行‘连坐法’。这件事在整个部队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东征后来的诸多战斗中，部队上下形成一股拼命向前，有进无退的战斗精神。”
从加入共产党到退党
李默庵在黄埔军校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碧如说：“据父亲讲，那时加入国民党手续简单，理由充分，廖仲恺党代表对学生做入党动员时说，孙总理（中国同盟会总理事长）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肩负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双重任务，要求大家入党，就是要为救国救民而奋斗，任务是很艰巨的。作为这样的党员从事斗争，是很有意义的。当时加入国民党要有两个人作介绍，廖仲恺说，如果你们不知道队上的官长和同学谁已经入党，那就写校长和我也可以。于是大家就纷纷填表，许多共产党员也填了表，那时，中国共产党允许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而另一边，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建立不久后，成立了黄埔一期党支部，由一期同学蒋先云任支部书记。1924年11月，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中共党支部十分注重在黄埔生中发展共产党员。已经公开身份的黄埔生，如蒋先云、陈赓、李之龙等人，以十分积极活跃的表现，在学生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影响和带动着大批左派青年。
李碧如说，父亲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因为父亲从陆军学校到黄埔军校，周围有一大批投奔革命的同乡，所以他到军校后，很快便熟悉和适应了那里的环境。在诸多的湖南籍同乡中，他与陈赓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对时局的见解以及在政治上的渴求也很相似。父亲在第六队学生中，训练成绩突出，政治表现积极，引起了陈赓的注意。有一次陈赓对父亲说，‘做真正的革命军，就得加入真正的革命党，像你应该参加共产党。’当时父亲很敬重共产党员，听陈赓这么一说，自然同意，回答说‘共产党员是好样的，你既然是，那就带我也参加共产党吧！’陈赓点了点头，接着又说，‘我带你认识一下蒋先云同志。’”
蒋先云是湖南新田人，黄埔军校一期招生时，在数百名录取生中名列第一，在同学中名气很大。由于大家都是湖南同乡，李默庵和蒋先云见面后，感到十分亲切，蒋先云爽快地与他握手，热情地说：“欢迎，欢迎，让我们一块儿好好干吧！”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李默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李默庵退出共产党。关于李默庵退党的原因，李碧如告诉记者：“这和父亲的恋爱有关。父亲第一次东征回校后，有一位广东籍的同学，常约父亲在星期天去他家里玩。他提出给父亲介绍对象，并带他见了一位执信女子学校的女学生，姓曾。父亲对她颇有好感，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后来，黄埔军校共产党员中的许继慎发现了父亲的事情，批评他太浪漫！于是，党小组开会，便不再通知父亲。那时，共产党员的生活作风是非常严谨的，对父亲的行为，党小组有些意见。‘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在黄埔军校内受到了限制，父亲也没有积极主动地与党小组联系，就这样自动脱离了中共党组织关系。后来，他的女友也因为家里人的反对，和他分手了。”
创土法打坦克，战功赫赫
李默庵先后经历了25年战争。东征时他随共产党员包惠僧，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战斗；北伐时，随军攻克武昌、转战南昌，在南京龙潭车站指挥部队与军阀孙传芳的部队激战，后来攻克济南。在战斗中，他从战士到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系”的重要将领。当旅长时与军阀部队作战，他身先士卒，差一点命丧疆场。他在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因为善用游击战而深得蒋介石的赏识。
1937年7月12日，蒋介石亲自任命李默庵为第14军军长，率第83师、第10师即刻下山，北上抗日。在八年抗战中，李默庵参与指挥的主要战役中有著名的忻口会战，它与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并称抗战初期的三大战役。
1937年8月、9月间，日军6、7万人向山西进军，很快就突破了晋绥军在天镇的防线。第14集团军奉蒋介石命令紧急赶往山西，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左翼指挥官就是李默庵。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为了对付敌人的坦克，李默庵自创土法打坦克。他用瓶子装上汽油、煤油，扔向敌人的坦克，然后再用手榴弹引着，坦克瞬间燃起熊熊大火。他还应朱德的要求，配合八路军129师769团陈锡联部，奇袭阳明堡机场，阻击了日军派出的增援部队。李默庵后来回忆：“当时只要是中国人，都是一致对敌的，只有一个敌人日寇。这是我从军几十年来唯一感受到的最难得的一点。”
忻口会战后，李默庵在晋南坚持抗战，并升任第33军团长。他在国民党军队中首创了游击战术。那时，蒋介石对游击战非常重视，强调在二期抗战中，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李默庵的部队对敌人的铁路线进行了上百次攻击，土岭一战就烧毁日军100多辆汽车，还两度攻占了侯马站，给南同蒲路以重大破坏。
由于李默庵在游击战中成绩出众，国共合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时，蒋介石调李默庵出任教育长，跟中共代表叶剑英合作。训练班先后办了3期，培训了近4000名国军的敌后作战人才以及一些英国军人。在训练期间，李默庵还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参加了昆仑关作战，担任第38集团军副司令。1940年，李默庵被调任浙江第32集团军总司令，他是抗战胜利以后在浙江境内接受日军投降的最高长官。
与周恩来的师生情
李碧如告诉记者，在父亲的军人生涯中，对他思想转变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便是周恩来。李默庵跟周恩来熟识，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曾调李默庵到政治部当干事。抗战初期，李默庵到达太原后，还特地拜访了当时在那里的周恩来，就战役的实施和抗战的前途交换了意见。
“父亲最难忘的是‘西安事变’后与周恩来的重逢。有一天下午，卫兵报告说有人要见他，李默庵问是谁，卫兵没来得及回答，就见两位男士走了进来。前面一位身着西装，神采奕奕。李默庵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周恩来，他只带了一位随从。李默庵不明白，他怎么能冒着危险，神不知鬼不觉地找到他的师部来呢？他将周恩来请到内室。一别10余年，李默庵想不到能在西安与周恩来相逢，又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想起当初是周恩来提名自己调入军校政治部工作，与他又是师生关系，李默庵赶紧上前解释，怎么敢劳周主任大驾光临看望学生，学生应该前去拜见尊师才是，是学生失礼了。周恩来笑着说：“我来不是一样吗？黄埔师生本一家，不必多礼嘛！”寒暄了几句，周恩来突然说：“我记得你有一句诗写得不错，‘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李默庵听后大惊失色，忙反问：“主任何知我有此诗句啊？”周恩来放声大笑起来。
“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是1933年在江西第四次反“围剿”红军作战时，李默庵有感而发的。周恩来告诉他，这句诗是当时作战期间，红军从电报中截获转呈他的。因为诗句写得形象生动，又表达了厌战的心情，他一下便记住了。于是，李默庵和周恩来谈起了江西“围剿”与反“围剿”的作战情况，还谈了一些黄埔师生的往来和去向，气氛很融洽、亲切。但大家都回避了刚刚发生的“西安事变”这一敏感话题。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周恩来站起来说：“我要走了。”李默庵要送他到门口，他摆摆手说：“不要送，这样方便。”李默庵理解他的用意，目送老师离开。李碧如说：“事后多年，父亲一直纳闷，在‘西安事变’那种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下，周恩来为什么会去找父亲，还登门看望？直到1990年父亲回国定居，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原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杨荫东讲，‘西安事变’解决后，中共中央曾有通知，要注意与国民党部队将领取得联系，这件事可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1948年春，程潜保荐李默庵出任湖南省主席，虽得到蒋介石同意，但李默庵考虑到蒋介石嫡系、李宗仁桂系、湘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力辞不就。蒋介石派他任长沙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同年秋，李默庵从南通移军常德，在长沙居住，利用掌握的军权，积极参与湖南和平解放事业，随程潜做了一些长沙起义的筹备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和周恩来就争取李默庵与中共合作反蒋反桂，曾给有关方面发出指示。
晚年的人生遗憾
1949年8月13日，李默庵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斥责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电一发表，国民党政府极为震动，马上下令开除了他们44人的党籍，并发布了通缉令。当时，积极组织反蒋活动的杨杰先生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李碧如说，由于父亲的黄埔“资历”与声望，蒋介石总是对他进行拉拢。“一天，一位老朋友拿着‘校座电令’让父亲到台湾去，要他放弃反蒋立场。父亲坚定地说，我已决定退出军界，不想去台湾，请代我婉言陈复。还有一次，有美国背景的朋友，要他参加反蒋、反共的第三势力，他也坚决拒绝。”中共方面曾电邀李默庵等北上，参加人民政协工作。但李默庵认为：自己与共军作过战，如今投向人民，并无微功实绩可以自赎，仅凭一两次声明，混迹其间，有何意味？何况，既已决心摆脱军政生涯，何必又去忝随人后？因此，他选择结束军政生涯，过平凡的隐居生活。
1951年，李默庵变卖家产到阿根廷定居。李碧如说：“多年来，我的母亲顾林也很不易，她16岁嫁给父亲，父亲征战沙场，母亲一直住在娘家过着平淡节俭的日子。即便父亲后来升迁较快，母亲也没有骄矜自傲。他们相濡以沫走过62年。母亲为父亲生养了8个子女，除二女儿碧清英年早逝，其他子女都自立成才。”
1964年，李默庵全家移居美国。他多次在美国中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和其他黄埔同学宋希濂、侯镜如等在华盛顿发表宣言，呼吁军校同学发扬黄埔精神，为促进中国统一而奋斗。1984年，李默庵和宋希濂、蔡文治等联袂回归。
1995年６月，李默庵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他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尽心尽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还念念不忘在台湾的黄埔师生，对他们寄以希望。李碧如告诉记者，“父亲晚年回到祖国，一是希望叶落归根，再有想联系在台黄埔同学和袍泽，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他还希望把自己投身民主革命的经历和对新旧中国的体会记录下来，以教后人。”李默庵晚年著有回忆录，总结了自己90年的人生历程和经验。从军20多年，他撰写了《国防讲话》、《治军作战一贯论》、《军队教育与青年训练》、《军官团要义》等著作和文稿。2001年10月27日李默庵在京逝世，终年97岁。
李默庵离世时唯一挂念的，就是台湾何时能回归祖国，祖国何时能实现统一。李碧如说：“父亲的人生经历和选择，也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他曾说‘鉴史知今，每当我回想到忻口会战国共合作的经历，便对至今海峡两岸尚天各一方，遥相对峙的分裂局面感到痛心。希望后人能珍惜前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世界强国而继续奋斗！’”（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