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的大气和狡猾

    研究中国的外国人那么多，费正清算得上名气最大、最成功的一个。2013年8月，费正清唯一的一本个人自传《费正清中国回忆录》在国内出版。它主要是费正清与中国半个多世纪交往的回忆录，语言是琐碎的日记式的，内容却几乎是一部现代中国史。

    1932年初，日本在上海不宣而战。在这炮火连天的时刻，一位25岁的美国学者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他就是后来被誉为“头号中国通”的费正清。

    费正清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大学时代。在南达科他州出生的他是地道的美国人，英文名字是John King Fairbank。他的父亲是律师，母亲是社会活动家。1927年，当费正清从威斯康星大学转入哈佛读书时，他的兴趣还在艺术、希腊语等课程上。

    受哈佛一位英国教授的影响，费正清在1929年去了牛津大学。他的兴趣很快转到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因为没有语言和历史基础，1932年做博士论文时，费正清为查资料来到中国，一边学中文，一边跟着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音同“福”）做研究。自此，他对中国的关注就再未停止。

    费正清这个名字是梁思成、林徽因所取，意思是费氏正直清白。费正清对中国的研究也如同这个名字一样，刚正大气，充满着正统史学的气质。

    据说他上课时，语调干枯，毫无表情，往往开门见山，不加任何废话。他在哈佛第一次开《东亚文化》全校选修课时，放的第一张幻灯片是中国的稻田，然后他不动声色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块稻田，这是一头水牛……”学生们因此把他的课叫作“稻田课”。可这个“枯燥”的课却成为哈佛有史以来持续最久的课程之一。

    1948年，他的处女作《美国与中国》完成，成为畅销书。时至今日，《纽约日报》仍称其为“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及文明的最佳导论作品”。

    费正清是开风气之先的学者。他在哈佛开创了东亚研究中心，据说学生私下都用他的中间名“King”来称呼他——意为他是中国学研究之王。

    费正清对中国问题的预见性和判断力，甚至超过了中国人自己。上世纪40年代，当费正清以情报协调局驻华代表的身份第二次来华时，他看到了抗战的艰辛、国民党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以及对整个局势的逐渐失控。他不断提醒美国政府，不能简单地将国民政府视为盟友。他还预测毛泽东及共产党会获胜，主张与中共建立关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又提出，中共执政后将遇到3个关键问题：一是人口，二是腐败，三是思想高度统一后，整个民族创造力下降。

    费正清有时也像一个狡猾的政客，他不把自己纯粹关在象牙塔内，而是既有学，又有术。他的行政组织能力极为出色，哈佛的同事们说他是一个“精通企业家技巧的大师”，他知道怎么为东亚研究中心募钱， “尤其精通如何操纵权力”。

    冷战开始后，中美之间充斥着隔膜与对抗，费正清也腹背受敌。苏联称他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辩护者”；中国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号特务”；美国政府则视他为要对“美国丢失中国”负责的人，他一度要前往国会接受质询。在各方压力下，费正清采取的是迂回的方式，修订之前的作品，凭借自身的学术地位继续发挥影响力。

    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调整时，费正清的远见卓识终于被中美高层所重视。他的书几乎同时被尼克松和毛泽东摆上案头。1968年，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前，曾与费正清有过深入的交谈，之后基辛格承认“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

    1991年9月14日，费正清在波士顿去世，终年84岁。临终前两天，他依然在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