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定居北京写香港

    尽管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陈冠中身上的“香港文化人”特征依然很明显：过耳的整齐头发，熨得笔挺的浅色衬衫。与陈冠中的采访约在北京东三环的一家书店里，周围是近几年兴起的繁华商业区。他家就在附近的一栋公寓楼内，陈冠中平时与朋友见面、谈事也约在这一带，生活半径不超过2公里，出门大多步行。“香港和北京的城市形态越来越接近了，人的状态也越来越相似，尤其是年轻人，几乎没什么分别。”陈冠中说。

    出生于1952年的陈冠中，4岁就随父母从上海至香港，是香港“婴儿潮”的一代。他的新书《我这一代香港人》写了同时代香港人的成长历程，也涵盖了香港这座城市的历史，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部解读香港的作品。

    对同代人近于苛刻的批评

    2005年，陈冠中在香港出过《我这一代香港人》的同名文集，他说那本书是写给香港人的，“检讨我们自己的过去”。而如今在内地出版的这本仅保留书名，内容主要是近年来在北京写的文章。陈冠中说：“我在香港、台湾、内地都生活过，明显地感受到三地间的隔膜。虽然现在很多内地人去香港，但其实并不真正了解那里，希望这本书能让大家多了解些。”

    陈冠中笔下的香港，连很多香港本地人也未必了解。书中写道：香港最早的居民大概是未被汉化的越人……香港最早的书院是邓符协在锦田建的力瀛书院，建于宋代。到了清代，由定居者设立的书院、书室计有40多所。这一点已很好地说明香港虽处于最南端，却并非中华文化的化外之地。“香港人自己整天说我们以前只是一个小渔村，这是不了解香港的人说的话，香港人听多了也以为真是这样。但其实英国人到来之前，香港岛也有几千人，也有书院，不是以渔业为主的。”

    《我这一代香港人》中，令人感到惊讶的并非香港被隐没了的历史，而是陈冠中对同代人近乎苛刻的批评，“骨子里是比较自利和算计的。”这曾被香港的一些年轻人过度解读，认为“他们那代人终于忏悔了”。对此，陈冠中说：“我们那代人因为成功，所以有点自大，整天批评年轻人不努力什么的，年轻人一定气死了。所以，这本书让他们很解气。其实我并没有‘忏悔’，我们那代人什么都能学，愿意学，并且非常勤奋。”

    回忆起自己那代人的生活，陈冠中的声音也显得飘渺起来。“我们这一代香港人成长的共同记忆是，1964年，英国的甲壳虫乐队到香港演出。1971年，我们差不多要进入社会做事时，股票从100多点变成1700点，这是我们青春教育的重要一课：赚大钱就要炒股票。到1973年又掉回100多点，很多人都破产、跳楼了，原来股票可以让你发大财也可以让你破产。这时，才算完成了我们的青春教育。”

    人不光是为了宜居而选择城市

    陈冠中的父母在上海和香港都从事女装衣料进口行业，在当时算是“小资产阶级家庭”。陈冠中有3个姐姐1个弟弟，“父母没有鼓励子女去做文化方面的事，他们最希望子女做公务员，因为是最稳定的行业，这反映了他们那个阶层的价值观，稳定是很重要的。”

    陈冠中却没有听从父母，从香港大学政治与社会学专业毕业后，他到美国波士顿大学读新闻。1975年，回到香港，在一家英文报社做了近一年记者。第二年，他就创办了一本生活潮流月刊《号外》，这本杂志所引入的生活品位，至今仍被引用为上世纪80年代香港中产阶级兴起的象征符号。

    1981年，香港电影开始进入“黄金十年”，陈冠中转去做电影编剧、制作，与徐克、尔冬升、谭家明等导演合作。“当时周边地区全都在看香港电影，快把台湾的商业电影毁掉了。香港现在还是不断有好电影出现，但是当年的盛况是没有了。”陈冠中惋惜地说。

    1992年，陈冠中来到北京，成为第一批投资内地文化产业的香港人，并结识了众多文化圈好友。1994年，他去台北创办了超级电视台。6年后，陈冠中又回到北京从事写作。“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有100个理由不在北京居住，那为什么还在这里？人可能不光是为了宜居而选择城市，事业也是很重要的理由。对我来说，是为了写作。北京有种文化性、严肃性，能碰到各种奇人异事。我想多写几部反映当前中国的小说。”

    追求真相和正义的人才是知识分子

    虽然20多岁就已成名，但陈冠中一直很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私生活。访谈中，他的谈话始终围绕写作和对社会的观察、对人性的思考。“年轻时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在是有理想的实用主义者。”陈冠中说。

    在陈冠中看来，内地现在的年轻人，和他们那代香港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龙应台曾概括香港的价值观为“中环价值”：“最有钱的人是在中环上班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群人。”“她很精准，钱是唯一的价值观，现在内地也差不多是这样。”1998年，陈冠中在香港出版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主人公张得志出身于香港破落户，长年漂泊海外，成长为顶级职业经理人，即所谓那代香港人的代表。“赚钱，住五星级酒店，享受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美食、红酒、女人。”“我们是国际资本的港籍雇佣兵。为谁？无所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爱自己。”“10年前，内地人不理解这种人物。前两年这本书在内地也出版了。”说到这儿，陈冠中很感慨。

    “中环价值”在内地正逐渐蔓延开来，在香港却遭遇了挑战。“以前大家的信念是，政府不要作为，都依靠市场来调节，现在大家更关注环境保护、社区保护，不要把旧社区都拆掉。从1998年金融风暴开始，香港才醒过来，不断在反思，但是也没有找到答案。”

    “如今这代香港人的机遇，不如上两代。当然香港现在已经够好了，但焦虑的情绪让大家很不愉快，担心以后会怎样。我们那代都相信明天会更好，现在这一代却在担心，因为他们的时代没有提供那么好的机会给他们。”

    今年7月在香港书展上，陈冠中作为“年度作家”受邀出席。“在香港，我是公共知识分子。相对于台湾和大陆，香港的公共知识分子大概最不受重视，虽然香港一直以来都存在各种文化小圈子，但主流社会并没有把这些人当回事。”而在内地，公知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陈冠中在北京和很多公知、学者都打过交道，他认为，“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现在我们所谈的知识分子是19世纪才有的概念，是从法国作家左拉开始的，他为身陷冤案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争取平反。追求真相和正义，这才是知识分子。中国传统上有‘士大夫’的概念，中国的‘士大夫’是服务朝廷的，我们现在说的是有道德责任的‘士大夫’，这是比较当代的一个概念。”

    除了道德责任，陈冠中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一定要体现好“公共”二字——在公共领域发表意见、遵守公共伦理。“没有一个行为规范，大家就没办法交流。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基本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