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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1954年12月生于江西樟树一个农村家庭。18岁时去内蒙古参军，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4年后获得博士学位。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
何怀宏，就像他的文章那样温和、儒雅，发丝柔软，笑容恬淡，在这炎炎夏日里让人一下子静下心来，很难想象这位学者曾经当过11年兵。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温和低声，却总能拨开云雾，呈现清明。
作为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10多年来，何怀宏一直研究“底线道德”、“伦理重建”等命题，“我一直试图探讨一种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底线伦理学。底线伦理指的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如雨果所说，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是为人的常轨。”
在何怀宏的眼里，“伦理学可以很深邃、很抽象，也可以很务实、很草根。”他的研究则把这种特性发挥到极致——他译过让总理和平民都喜欢的《沉思录》，写过每句话都要费心思去理解的学术专著，也时常在报刊上发表直白明晰的社会时评。2013年7月，何怀宏的新作《新纲常》出版，目的就如同副题所说，是为了“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
为他人也为自己寻找到某种拯救之路
何怀宏从小就喜欢思考一些奇怪的问题，“我曾经非常恐惧，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它会不会毁灭，人会不会不存在……所以，有段时间我晚上必须开着灯才能入睡，家里人都觉得很奇怪。”
何怀宏的阅读经历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收购部门口收过旧书，为借一本书走十几里路……“我与书打交道的才能似乎远胜于与人打交道，我有一种嗅觉，能从人们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书。”
高中毕业后，何怀宏到内蒙古当兵，一片冰天雪地，他夜里常常要走半个小时到哨位，站一个小时岗再回去。即便如此，何怀宏也不愿变成一个“不思不想”的人，他想方设法地借书，还借着去上海空军政治学校的机会学了一年多英语。军中11年，他的知识在阅读中丰富，而性格也在磨练中变得坚定果敢。
“文革”结束后高考恢复，因为所在部队没有考学机会，何怀宏只能干着急。而立之年，他才得到机会，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硕士，并选择了伦理学。“当时，几个年轻人的死让我震动很大：一个是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高才生冯大兴，他晚上潜入书店盗窃被人发现，在挣脱中击伤一位老人致死而被判死刑；另外一个是东北医科大学的学生苏克俭，他因对生命感到绝望而自杀，第一次被救了，但数月之后他再次自杀弃世。为他们感到悲哀的同时，我也试图抓住一点什么，希望能够为他人也为自己寻找到某种拯救之路。”
何怀宏用4年多时间，走了别人可能10年才能走完的路：分别用两年时间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习。“我读博士时，除了一个在职的，何包钢、吴潜涛、远志明和我都住校。当时生活清贫，我们用大家名字的谐音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荷包无钱’，下联是‘何怀远志’，横批是‘三军无后’。我们4个人里，我是空军出身，还有两个人分别是陆军和海军，恰巧我们三人都是女儿，看来是没有男孩接军人的班了。”
何怀宏一直认为自己是思想和心灵上的“迟到者”。“如果‘文革’一结束就能进大学，以当时的年轻和敏感会有怎样的收获呢？我不知道，有些机会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重来。”
活着，就意味着思考
也许就是因为这种遗憾，让何怀宏更加勤奋。上学期间，他自学过拉丁语、法语、德语，并对梁启超所说的“中国欲求现代化的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深以为然。上世纪80年代，何怀宏翻译了《道德箴言录》、《沉思录》等9部书，其中以《沉思录》最为出名。这本薄册子是古罗马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与自己的对话，大部分是他在战争的鞍马劳顿中完成的，内容是对乱世的看法，充满了摆脱欲望，渴望冷静、达观生活的想法。
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访问时，不但引用了《沉思录》中的一句话，还说：“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在温总理的“推介”下，《沉思录》流行起来，光是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为何怀宏出的译本，销量就已达到30多万册。
何怀宏翻译《沉思录》是在1987年11月，当时他92岁的祖母刚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她不识字，没出过远门，认识的人大概也不过百。她抚养而不占有，热爱而不支配，疼爱而不要求回报。翻译《沉思录》渐渐抚平了我心中的悲伤，也使我更深地意识到，德行比知识更可贵。”
如果说在翻译这本书之前，何怀宏是一个有点激愤的知识青年，受这本书影响，他变得温和而坚定，“一方面不那么激烈，怕烧伤自己或者烧伤别人；另一方面又不是无为放弃，仍然坚定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后来无论是遭逢社会风波还是个人不幸，他都会翻翻这本书，“我总能从中读到一些让我沉静下来、继续努力的句子。”
从上世纪80年代末，何怀宏开始思考中国的伦理重建问题，以一种清冷的心境开始阅读中国古籍。但他又绝不是个困守书斋的书虫，陆续出版了《良心论》、《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公平的正义》、《生生大德》、《中国的忧伤》等著作，思考传统社会伦理秩序和价值体系，探讨东莞工厂自杀工人、聂树斌杀人案等热点话题，研究当今社会道德及社会重建之路。
无论是读书、翻译，还是出书，在何怀宏看来，都是思考人生、社会的一种方式。“在我的词典里：思，丝也，思乃我生命的游丝或触须，在风中试探，试试看能抓住什么。思，乃对生命的执着和对死亡的抗拒。活着，就意味着思考。也可以说，思考的人才是有尊严的人，人在思考时最能表现出他的特性。”
有共同的底线，才能有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平台
虽然探讨社会道德看来是老生常谈，但何怀宏提出的“新纲常”却有些石破天惊的味道，因为“纲常”这个词早就被作为一个负面词汇基本被社会忘怀了。他以儒家思想框架为依托，将旧三纲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改造为“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五常德中“仁、义、礼、智、信”不变，五常伦则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5种人伦关系变为天人、族群、群己、人我、亲友5种关系。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文化向来尊崇礼教，为什么在近30年来，道德崩塌的情况会如此严重？
何怀宏：这与我们现在处在“三种传统”的影响之下有关：即2000多年来以“周文汉制”为关键词的“千年传统”；100年来以“启蒙革命”为关键词的“百年传统”；最后是近30多年来以“全球市场”为关键词的“十年传统”。
第一，从千年来看，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和陌生人打交道比较少，所以这方面的规范比较少。但到现代社会，大规模的与陌生人的交往成了主流。现代社会的伦理要求平等地对所有人，而传统社会这方面的经验不足。
第二，和近百年的传统有关，包括革命、斗争和造反的传统，它把人们分为势不两立的敌我两大阵营，而不是把人都当作平等的社会人。直到现在，这种意识依然没有消失，语言暴力、肢体暴力仍然随处可见。用斗争解决问题，而不是用妥协、谈判、对话、宽容来解决，这依然是我们当下沉重的负担。
最后就是这三四十年的社会转型影响。当前，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个人也以求利为追求，但求利多少算够？即使手段、方式都合法，它的终点在哪里？大家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又互不相让，不正当的手段迅速蔓延。这些都是造成诸如食品安全等问题的原因。
环球人物杂志：您主张的“新纲常”怎么让它重新回到生活中呢？
何怀宏：提出“新纲常”的确是基于近百年来的社会大变，而道德根基旧的已破、新的未立，所以，这是个重建工作。为此，我想首先是要提出一些依据传统、直面现实的道德建构和设想，另外，也可以诉诸我们的信念、感情、本能。我相信“人皆有恻隐之心”，但它们也容易被遮蔽，需要以各种方式去唤醒人们心中本有的道德良知，让人们意识到：个人生存的前提是共存，而个人自由的要义是自律。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可以让所有人平等、自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平台；而同时，这个平台上，人们的生活追求又是多元的。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新纲常”能够起到重建社会底线伦理的作用吗？在这方面，它会比政府的法规和制度更有作为？
何怀宏：道德只能起道德的作用，不能代替法规、制度，但它可以影响制度制定者，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一个多元社会如何才不会分裂呢？这需要社会成员达成某种共识，比如不互相伤害、有分歧不应压服而应说服、社会成员之间要互相诚信等。“新纲常”就凝结着社会的一些共识，有了基本的共识、共同的底线，我们才能进一步合作谋求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和美好的生活。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现实和未来最担忧的是什么？
何怀宏：我对现实最担忧的是政治。“新三纲”的第一纲是“民为政纲”，而“新正名”的第一条就是“官官”，意思是说官员应该像个官员的样子。中国本就有“官本位”的传统，今天由于经济和技术手段的加速发展，官员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更大大超过了传统社会，人们一方面羡官求官，同时又骂官仇官，这说明了官员的德行和人们的心理落差之大。所以，约束和限制权力是当务之急，这需要政治制度的配合，靠法治和民主。而从长远来说，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环球人物杂志：现今社会，“戾气”随处可见，摔婴、杀人、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另外还有很多人，包括部分愤青或公知，在谈论时事或与人辩论时，总是观点激进，言辞尖锐甚至国骂不断，对这些人、这些事我们该怎么看？
何怀宏：我相信许多激烈者的态度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关。在一个有点昏昏欲睡的社会里，我们希望听到一些激越的声音，希望思想空间因此而扩大。但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平衡，比如说，更多地借助中间力量、中间态度，让温和成为一种主导力量。另外，还要加上“坚定”，我一直说温和而坚定。社会肯定会有两端人物，一端是激烈者、暴力者；还有一端就是完全放弃者、逆来顺受者，最好是中间的占多数，温和、理性但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权益，也关心别人的权益。当这样的一种力量占到主流，我想，这个“新纲常”也就建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