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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8月12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这道通知突如其来，如同当头一棒，砸到了正在大张旗鼓筹办的晚会头上。
“节俭令”的成效几乎立竿见影：安徽卫视的“2013亚洲偶像盛典”压缩时长、延期播出，而且改掉了“盛典”这一主题；浙江卫视的改版5周年庆典也停办了；各大卫视都明确表示将不举办今年的中秋晚会；甚至在“节俭令”通知当天，涉及演艺经纪的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传媒股也出现股价下跌。
“节俭令”出台前，办一台晚会究竟要花多少钱、花在哪些方面？一掷千金的大型晚会，究竟谁在埋单，谁在获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走访了晚会导演、演出商等，试图通过他们的讲述，还原一个真实的晚会生态。
全民办晚会，明星赚大钱
业界人士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大型文艺演出之一，就是1964年在人民大会堂首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由许多艺术家集体创作产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共有两个多小时的表演，包括51个歌舞表演节目。不过，由于传播手段不发达，大多数中国人只能通过报纸上的只言片语了解那次演出的盛况。近半个世纪后，演出市场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到一个政府耗资几千万举办的歌舞盛宴，小到一个公司数万元打造的新春年会，说是全民看晚会甚至全民办晚会都不为过。”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目前，全国每年举办的晚会不计其数，其中投资过千万元的，“应该要超过1000场”。
千万巨款都花在哪里？“节俭令”发布后不久，记者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官方网站上看到这样一组数据：“按照原来方案，十艺节开幕式要举办一台大型综合文艺演出，时长90分钟，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举办，演员规模超过1000人，明星出场费、演出制作费、编导创作费、设计制作费、器材租赁费等达5881万元。‘瘦身’以后，拟在省艺术中心大剧院举办16分钟的开场仪式，剧场环境布置总计投资不足100万元，节省开支5000多万元。”在节省的开支中，“明星出场费”赫然排在首位。
“现在办晚会，很大一部分资金都用在邀请明星上，包括歌手、主持人等。比如每年的新年晚会，各大电视台都将60%—70%的钱砸在这个方面。”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
资深电视晚会导演宋延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印证了这一说法：“一般来说，一场成本约为500万元的纯商业演出，要想做大、做好，邀请艺人的费用至少在300万元左右，超过全部费用的2/3。演员阵容越强，这方面支出就越多。如果邀请两三个港台艺人，整台晚会的费用可能就有上千万了。”
宋延根据自己日常工作的经验，列举出一份“不带水分”的出场费价目表：港台一线明星如王力宏、周杰伦等，出场费大约在100万元；内地一线明星如刘欢、那英、宋祖英、谭晶等，则在80万至100万元；邀请内地二线艺人如凤凰传奇、李玉刚等，需要50万至70万元；再往下，类似“中国好声音”等选秀节目的前几名，以及很久没有露面的二、三线歌手，报价也在三四十万元。至于国际知名巨星如拉丁小天后夏奇拉、嘎嘎小姐（Lady Gaga）等，出场费更比港台一线艺人高出数倍，可达到500万元左右。“如果演出商、节目承办方想从中获利，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但浮动基本上在10%左右，太离谱了也不现实。”
除了支付给明星的出场费，明星团队的吃、住、行，通常也由承办晚会的企业或政府埋单。一线明星的团队包括舞蹈、造型、经纪人等，同一趟航班，艺人和经纪人肯定是坐头等舱，其他工作人员则是商务舱、经济舱。入住五星级酒店后，也会按级分为总统房、大套房、普通商务房或者标房不等。
明星身价水涨船高，也离不开晚会筹办者的盲目追捧。在某些节日，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会举办晚会，几家财力特别雄厚的卫视可能会同时相中某位当红明星，都想将其拉到自己的晚会阵营。又或者，某台晚会的主办方领导特别喜欢某位明星，指明了一定要请到他，甚至发话：“只要把他请来，出场费好说。”就这样一来二去，这些明星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身价也自然在众人的追捧中飙升。“还有更离谱的，为了满足某位领导的好恶，根据某位明星的档期调整整个晚会的日程安排。颇有点为博红颜一笑，千里送荔枝的感觉。”宋延这样调侃。
这般挥金如土究竟为晚会带来了什么？2013年新年，全国有13家电视台举办跨年晚会，竞争惨烈。东方卫视请来“鸟叔”和林志玲热舞，江苏卫视更是不惜巨资，打造了台湾偶像团体“F4合体”和“白娘子重聚”两大卖点。“我们后来看到了江苏卫视的收视率数据，基本上就那两个节目的瞬间收视率达到了峰值，过后收视率便迅速回落。”宋延说，这可能是因为不少观众在看完这两个节目后立刻换台，转战到对其他明星的追踪上。由此不难看出，想以明星阵容吸引人气，只能赢在一时，长久来看，意义并不大。
暗藏潜规则，有人捞好处
某业内人士直言，在耗资超过千万的大型晚会中，几乎90%都或多或少地能见到地方财政或国有资产的影子。另有知情者透露，在一些领导看来，办节、办会要有晚会演出才热闹、上档次。于是，他们想尽办法邀请大牌明星参加演出。即便在一些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的地区，政府也愿意花钱请明星助兴。
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办晚会，主要是为了制造影响力，推广城市品牌和文化，树立政绩。在业界，地方政府出手阔绰众所周知。一台成本不过几十万的晚会，演出公司伸手索要数百万都不稀奇。对一些地方政府而言，花一两千万办一台晚会太正常不过了。地方政府之间互相攀比，一场晚会往往请上10多个大小明星，每个人唱两三首歌。明星出场费高，演出时间短。北京星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办人廖四勇曾对媒体称，在外国同行眼中，这都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宋延也告诉记者，有制作团队为了得到更多经费，会拿出此前某台晚会的视频找到某地方政府负责人，把对方煽动起来：“看这台晚会做得多好，我们肯定能做一台比他们还好的！”
如果地方财政不足以支持如此高额的支出，有些地方政府就从宣传费用中拨出一部分，再将剩下的部分转嫁到当地一些企业身上。对这些企业而言，参与晚会的最大收益，在于与政府形成更密切的关系，以便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创造无形的机遇。“当地政府都明确表示让你支持，谁敢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万一影响企业在当地的发展怎么办？就算借钱也要顶上去！”宋延说，一旦企业为晚会提供赞助，地方政府或许会为该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比如企业拿出200万元赞助晚会，当地政府可能会“投桃报李”，通过政策优惠让企业以较低廉的价格拿到一大块地。“得与失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绝对的受益者与‘冤大头’，只是大家的利益诉求点不同而已。”
在这种心照不宣的局面下，晚会筹办中的“潜规则”自然不可避免。一位在演出业摸爬滚打十数年的公司老总朱先生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除明星出场费之外，演出制作费、器材租赁费等也是容易暗藏行业潜规则的重要环节。比如，晚会通常都不是长久的建设项目，只是临时搭建舞台，晚会结束便拆掉。因此，晚会相当于“一次性消费”，即便事后发现不对，也无据可查。“比如舞台灯，国产的和进口的价格相差特别远，但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来；又或者演出服装，300元一套也是做，1000元一套也是做，但具体价位只有经手人才知道；再比如视频的制作，通常是按时长收费的，工作人员按10分钟的视频上报费用，但实际做出来的视频里，可能只有7分钟的独立内容，剩下3分钟不过是在不断重复而已……项目发包不是公开招标，事后又缺少审计流程，猫腻儿自然少不了。”朱先生说，类似的“暗箱操作”，在音箱、灯光、舞美等环节普遍存在，整个晚会也就变成了相关方攫取利益的链条。
宋延也给记者介绍了办晚会流程中的三种利益截流的方式：
其一，层层外包。“比如你是某个市的市长，我是你的亲戚，开了一家文化公司。我们达成协议，市里花500万元办一台晚会，继而我花400万元将晚会转包给另一个专业制作团队。这100万元就由你我或相关人员私下消化了。”
其二，阴阳合同。“比如我和某家设备租赁公司很熟，能以80万元的打包价租到整套灯光设备，但我以80万元和100万元的价格和该公司签订两份租赁合同，一份只有双方当事人知晓，另一份100万元的用于报账。这中间20万元的差价，双方当事人平分。”
其三，信息不透明。“有些地方政府办晚会，谈好价钱后，就把权力交给了演出承办商。演出承办商作为中间人，再去邀请艺人或其他表演嘉宾。有时候，一场晚会都落幕了，掏钱的政府和拿演出费的第三方可能都没见过面，更没人知道地方政府花掉的钱里，到底有多少最终落到了演出商的腰包。”
去掉虚假繁荣，弘扬民族文化
“节俭令”的发布，令百姓拍手叫好，也获得了不少业内人士的称道。“大家都知道这是攀比浪费，但已经形成了恶性竞争，需要行业规范来限制。”一位电视台晚会编导告诉记者。据了解，在通知发布后，许多地方政府叫停了“面子工程”晚会，即便办晚会，也不敢明目张胆地邀请10余位明星出场。没有了晚会这个“冤大头”，明星漫天要价的局面可望缓解。
“像歌剧、舞剧、话剧这样的艺术品，都是艺术家们花了几年、十几年甚至毕生精力去学习、去创作的。晚会则更多只是一种娱乐性、综艺性节目，虽然可以让人们的精神得到放松，但毕竟只是一次性消费、快餐文化，很难产生精品。”宋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他10余年的从业经历中，大多数晚会用在制作上不过耗时一两个月，而且“演完了就完了”，不像歌剧、话剧，可以反复演出，并且根据观众的意见反馈不断进行修改，不断进步。“大多数人办晚会，只要这一夜礼花满天就心满意足了。然而，烟花易冷，这一夜过后，一切归于平静，看着满地的灰烬，尽是用钱烧出来的。为了这一夜，我们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几乎所有的创意、思路，都是在砸钱。”
对于“节俭令”，一些老艺术家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表演艺术家秦怡回忆起数十年前自己参加的晚会：“我们都不怎么谈钱，基本演完了就走。有时候主办方是很熟的朋友，会自掏腰包请我们吃个饭什么的，但也仅此而已。”从前，她经常参加中国文联举办的晚会，“基本也只给两三千元劳务费，不会太多。”
秦怡告诉记者，现在每年都搞大型晚会，刚开始觉得还挺精彩的，但时间一长，就觉得不是那么新鲜了，也很难做出亮点。“有些地方，到了某个节日还会开好几个不同的晚会。比如新年，某个市的市政府开一个，政协又开一个。我们每年都要参加好多个晚会，有的热门人选赶来赶去赶场子，差点都忙不过来，但表演的节目却总是差不多的。一些重要的节日，比如新年或者国庆节，全国人民都在看央视，其实有这么一台大型的晚会也就够了。其他地区、其他单位根据自己的特色，以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不一定要花多少钱，但是更活泼一点，也许效果会更好。”
在秦怡看来，晚会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种文艺享受。“如果节目本身确实精彩，从题材到表演都很好，那舞台背景是否豪华真的不太重要。看着别人有了，自己也一定要有，而且要比别人的更豪华、更好，这样的心态下，必然会费钱，而且容易忽略艺术本身的价值。”
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也表示：“我们有时候在跟风攀比，其实，拼命投钱也未必就能将晚会办好。因为创作者的心态只是炫耀，而不是从文化角度出发。”
一位资深媒体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央这次下发的“节俭令”“非常好，非常得人心”。群众对这种豪华的晚会早就审美疲劳，对于花费巨资举办晚会也早就感到荒唐，甚至很愤怒。“一台晚会到一些单位、地方去，请一帮明星，一花就是几百万、上千万，大笔一挥，把这些人民的财富给了明星。”他认为，明星固然也有过奋斗和付出，但付出和所得的比例已经严重失衡，身价虚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平均工资数据显示，教育业的年平均工资不到4.8万元；在北京，2011年社区医生的平均年薪也只有4.2万元。与普通百姓相比，明星的收入显然高得离谱，与其对社会的贡献不成正比。
他还指出，“节俭令”能否落实下去，将是这项政策面临的重大考验。“一段时间内，这方面的管理比较松懈，管理者应该有担当，在其位谋其政。”他表示，花费重金豪华办晚会，是长期以来众所周知的事情。媒体常常报道地方卫视为博取收视率比拼花钱，但有关部门却一直没有介入管理。
在他看来，遏制目前的这些豪华晚会，也有利于提升我们的文化档次。实际上，很多豪华晚会总体上“品位不高”，既没有传播知识，也没有传播正能量。“晚会闭幕，观众在台下回想，什么收获都没有，没有获得审美的享受，对自己的生活也没有任何指导。像这样的晚会，企业、政府浪费了金钱，观众浪费了时间，社会浪费了资源。”这些晚会上，也很少见到真正能代表中国文艺最高水平的艺术家、歌唱家，“缺少文化趣味，没有素质的演出最终会培养一批没有素质的观众，这对文化事业是个讽刺。”
他表示，杜绝这种虚假的文化繁荣，才能让我们的文化事业更加朝气蓬勃。“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晚上回到家中拿起电视遥控器，一个台一个台地看下去，最后失望地发现，唯一愿意看下去的是《动物世界》这类纪录片。最后，只好转而再到网上看电影、看美剧。与此同时，电影、电视剧制片商又把大量精力和金钱用在重拍名著，拍穿越剧、戏说剧、抗日雷人剧上。这是对民族文化、对下一代教育的破坏，我们应当警醒！”
钱花到该花的地方，社会才能更稳定
与文艺界的铺张浪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今中国还存在着大面积的贫困。在豪华晚会光鲜艳丽的表象下，老少边穷地区群众的贫困生活，往往被掩盖了。
在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根据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适应扶贫开发转入新阶段的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国家新的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的1196元的标准提高了92%，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到2011年的年底预计是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的13.4%。
还有一个数字更能说明问题，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国农村地区能够确保60%的人饮用到洁净的水。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有40%的农民没有办法饮用到洁净的水。据水利部初步统计，全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将近3亿。
财政部农业司有关负责人介绍，2013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专项扶贫资金地方专款390.43亿元，比上年增长18.86％。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下拨地方专项扶贫资金371亿元，达到年初预算数的94.8％。据财政部消息，今年8月2日，中央财政下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1.46亿元，支持农村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然而，这笔钱平均到每个贫困家庭的手中仍然是杯水车薪。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陈开枝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踏上广西革命圣地百色市的情景。在瑶族山寨梅林村，贫困户班成连家的茅草屋摇摇欲坠，刺骨寒风一阵阵吹进来，班成连的两个孩子都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连裤子都没穿。５岁的小儿子发着高烧，躺在地上瑟瑟发抖。陈开枝掀开早就见了底的米缸，眼泪滚了下来。
在田东县作登瑶族乡陇接村，陈开枝看到小学不同年级的孩子们挤在一间仅用４根木头撑着油毛毡的教室同堂上课。老师教完一年级的拼音，转过身又教三年级的数学。陈开枝当即请随行的同志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东拼西凑了４万多元，交给村支书盖校舍。
1996年底，百色市有16万人生活在缺水少地的地方,住的是四面透风的茅草房，吃的是水汪汪的玉米糊，盖的是鱼网一样的棉絮;近86万人缺水喝，成千上万适龄儿童没钱上学。如今，百色的扶贫工作有了很大的突破，但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仍然难以消除。据介绍，百色市农村基础设施还很薄弱。在1015个重点贫困村中，不通四级路的566个，不通邮的251个，不通广播电视的176个，饮水困难的有45万人，茅危房还有61883户。
17年来，为了百色的脱贫致富，陈开枝多次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到百色帮忙。他每次清晨5点钟起床，乘７点多的飞机赶到南宁，出了机场就坐汽车颠簸300多公里赶到扶贫点，常常下午2点钟以后才吃午饭，晚上8点以后才吃晚饭，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乘最晚的航班回广州。每次去百色考察，陈开枝和考察的同志们常常在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后吃份快餐盒饭了事，他特别规定到各县市考察时一律不许上酒水。看到现在很多演员出场费就好几十万，陈开枝常会觉得心痛。
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主席、原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对扶贫也有特殊感情。为了帮助贫困学生上学，她曾亲自到街头设点募捐，手中的募捐箱里连一块钱面额的钢镚都有。吴桂贤说：“献爱心不在有钱没钱。一块钱也是爱心。”每次出席活动，主办方为了表示感谢都会送她一些礼物，吴桂贤每次都再三推辞，实在推托不了，她就告诉对方：“如果真要感谢我，那就把买东西的钱拿来资助困难孩子上大学吧！”
对于当下常见的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现象，吴桂贤非常气愤。“我们小时候，一粒米掉在地上都要捡起来。现在的人有了钱就到处挥霍，不知道在中国还有多少人吃不上饭，上不了学。扶贫工作不能光靠政府，全社会的人都得参与进来，尤其是演艺明星更加有责任。”
在云南，2009年入秋后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情。由于云南的主要缺水形式是工程性缺水（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导致的供水不足），云南省启动了“爱心水窖”建设工程，每年要建设40万口，到2015年建成160万口水窖，扭转山区农民生产生活用水困难局面。为了配合“爱心水窖”的建设，云南共青团发起了大型募捐活动。“在云南共青团历史上，2010年是我们接受全国共青团系统捐款最多的一年，是大兴‘共青团希望水窖’援建工程、资助困难学生最多的一年。”团云南省委的一位负责人说，为了筹集善款，工作人员长年无休，顶着炎炎烈日在街头巷尾宣传、劝募。截至2010年年底，云南共青团已援建“共青团希望水窖”16004口、水池223口、水井38口、引水工程22个，耗资821315元；全省92个县（市、区）重灾家庭大中小学生27278名得到资助，其中中小学生每人一次性资助500元，大学生每人一次性资助2000元。
“当时为了筹得这些善款，我们的工作人员付出了辛苦劳动，可是很多明星在晚会上唱两首歌就能拿到同样的钱，这真是让人很不平衡。”这位团云南省委负责人说：“如果这些钱能拿出哪怕1/3用到扶贫工作上，就能改善不知多少个家庭的生活水平。”
豪华晚会的铺张浪费，与贫困地区的贫困相比，两者的落差之大令人心惊。歌舞升平的泡沫掩盖下，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有评论指出，奢华铺张，把晚会异化为“烧钱大比拼”，让节庆流变为“明星嘉年华”，纵然能制造视觉盛宴，满足好大喜功的心理，却劳民伤财，也终将失去民心。停止一掷千金办晚会，把钱用在更加需要的地方，扶助有困难的人群，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让更多的人享受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才能让整个社会更加和谐、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