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真至诚朱镕基

    2013年，朱镕基从总理职位退下来已经10年。

    10年来，他公开露面的次数屈指可数。除此之外，人们只在一些非官方渠道“抖”出的视频中看到过他的身影：他在英国出书时录制的英文讲话、在上海观看春节京剧晚会时的即席讲话。尽管这些消息只是偶尔闪现，但激起的反响却十年如一日般热烈，网友留言动辄数以万计，乐观者说他“一头银丝，精神矍铄”，伤感者说他“白发萧然”。无论哪种，都包含着对朱镕基强烈的情感和真挚的怀想。

    “伟大的政治人物并不会因为淡出政坛而被人们遗忘。他们以民为本、经世致用的理念，他们光明磊落、敢于担当的政治品格，他们经历挫折和磨难仍然坚持信仰、忠于人民的精神，这一切，甚至可能随着时光的流逝和距离的拉长，反而在人们的心中有一个更加全面、清晰、客观、深刻的认识。”8月12日，北京大学立法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徐晓冬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首发式上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坚持逐篇审阅全书

    这是朱镕基退休后第三次出书。和两年前一样，新书静悄悄地问世，人民出版社只提前两天给新闻界发了条简单的短信，告知首发式的时间、地点。尽管有了《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引起热销、热议的经验，但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还是没有料到参加首发式的记者会这么多，以至于他不得不随时整理面前的一大堆录音笔，以免被不断增加的采访设备挤下去。

    “这本书的选文和编辑，是在朱镕基同志亲自指导下进行的，延续了前两本书的惯例，依然是讲话稿，原原本本地呈现当时的真实情况。”黄书元介绍，2011年底，《朱镕基讲话实录》上市才两三个月，编辑组就投入到《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工作中。“因为《讲话实录》反响非常好，上海的同志就反映：‘这套书收的是朱镕基当总理时的讲话，他在我们上海当市长和书记时也有很多精彩的讲话啊，可不可以再出一本《上海讲话实录》呢？’于是我们收集了近300万字的上海讲话资料，从中筛选出40多万字的初稿。”

    和出版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书比起来，这种方式更有挑战性。“毛泽东、邓小平的书，都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出来交给我们。吴官正同志最近出的《闲来笔潭》，是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写些东西，由打字员送到我们这儿。朱镕基同志的书，挑选难度要大些。他已经85岁高龄，仍然坚持逐篇审阅了全书。”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首印数为110万册，包括100万册平装版和10万册精装版，黄书元说：“我们有信心，不出一周，这本书肯定会上畅销书排行榜。一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二是这本书自身的价值，三是书中很多内容契合现在的社会氛围。”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在中国图书市场上，能卖5万册就是畅销书，“朱镕基的书上百万册，何止是畅销书，简直是‘超级畅销书’。”“超级畅销”带来了“超级稿酬”。黄书元估计，朱镕基3次出书可获得版税收入三四千万元。“但是，直到今天他没有拿一分钱稿费，也没有花一分钱。据我们了解，他成立了‘实事助学基金会’，将所有版税捐给基金会。他会成为我们国家个人捐献稿酬最多的作者。”

    “有时候读他的书都会流泪”

    从第一本《朱镕基答记者问》开始，人民出版社的青年女编辑鲁静就被借调到“朱办”（朱镕基同志办公室的简称），和“朱办”工作人员、专家学者一同进行资料收集、挑选工作。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朱镕基时的情形。“黄社长介绍我是历史学博士，朱总理马上说：‘哦，这么年轻的女博士啊！’一下子缓解了我初来乍到的紧张。”

    人们记忆中的朱镕基，是一个眉头紧锁、言辞犀利、少有笑容的大国总理。但6年下来，鲁静熟悉了一个不同的朱镕基：“他很严肃吗？没有啊！他经常笑的，和我们在一起时基本是谈笑风生，而且很幽默。”

    “他会因为编辑问题对你们发火吗？”

    “不会。他不是说过嘛，他从来不对老百姓发脾气、摔板凳，只对贪官。我也是老百姓。”鲁静笑道：“他平常很慈祥，编书过程中见他的机会很多，我们随时向他汇报工作进度，他也会用多种方式把意见反馈给我们。”

    鲁静目睹了朱镕基为书稿付出的心血。“他在工作上一直细致严谨，追求完美，我们一丝一毫都不敢懈怠。他在上海的照片都是20多年前拍的，做图片注释时，照片上的一些人上海方面都认不出是谁，是他亲自辨认出来的。他会想起来这个人是谁，是在哪个地方拍的，连当时考察的细节都能说得清清楚楚。”

    对《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鲁静给出了阅读指南：“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朱镕基在上海的真实工作历程及其思想发展过程，它同时真实地反映了那段时期上海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历程。”

    专家学者则对《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出版意义做出了更深刻的解读。其一，改革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说：“如今中国的改革急需全面深化，人民期盼社会公正，发展需要更加持续。在这样的时代，特别需要有开拓锐气和担当精神的改革者，以大智慧、真行动来推动美好中国梦的实现。”

    其二，人民永远怀念爱民者。原上海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兼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郑辛逸说：“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今天，打开这本书，对他展现出来的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感受尤其强烈。他的为民情怀，最值得上海人民敬仰和怀念。” 

    其三，从上海到中央，从市长到总理，其重大决策至今影响深远。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这本书就是朱镕基后来担任大国总理的一个缩影。首先，他为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他在上海开创了服务型政府的先河；第三，我们2003年开始谈民生，而他在上海就注重民生，真抓实干，突出了体制机制的创新。”

    无论改革、爱民，还是重大决策，朱镕基都用极具个人色彩的语言表达出来，或焦虑急切、或严厉怒斥、或坦然剖白……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音同庞）先知所言：“读他的讲话实录，能感到他是在向你交心，常常被他发自肺腑的语言打动，有时候读他的书都会流泪。” 

    “我是一个孤儿，没有见过我的父亲”

    在首发式现场，一段8分钟的珍贵视频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视频以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竞选演说”为主，穿插了他后来践行承诺、开展工作的镜头。

    这次演说发生在1988年4月25日，大会投票选举市长之前。这也是朱镕基首次开诚布公地谈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原定15分钟发言时间，在800多名人大代表几十次雷鸣般的掌声中，延长至一个多小时。

    “同志们要求我说说政绩。这个是难以启齿，不好说啊！当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终相信我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的。”

    演说中，朱镕基还诚恳地做出了自我评价。“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几位前任，特别是比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我讲三条：

    第一条，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刚才讲了我25年在国家计委、10年在国家经委工作，基层工作经验就是在管道局很短的一段时间，既没有当过厂长，也没有当过区县的领导。江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我也不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对人民的疾苦了解不多。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弱点，今后恐怕在这些方面还要犯一些决策的错误。

    第二条，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确实是复杂，确实是难做，所以江泽民同志经常讲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第三条，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宋平同志在我来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谈话，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些都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到我的缺点时，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是你对人家的关心。我确实是缺少领导者这样的一种品质，但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改正。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

    25年过去了，这段演说依然令人热血沸腾。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感慨万千：“作为市长候选人，在选举前不谈优点，而是严肃、认真、郑重地讲了自己三条缺点，这是至真至诚。他曾经因为讲真话而受到错误处理，经历了种种坎坷，但他并没有变得谨小慎微、圆滑世故，始终保持了光明磊落、求真务实的人生锐气。在当下许多地方和单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几乎已经沦为‘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情况下，看到朱镕基的这些话，备感亲切，深受教育。”

    自我批评的精神贯穿了朱镕基在上海的政治生涯。1988年8月6日、1989年12月20日、1990年8月24日，他连续三次在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对自己听取意见不够进行自我批评：

    “对下级有点粗暴，总是不很耐烦……人家正在加班加点地干，你还要去批评、挖苦人家，实在是不近情理。这一点我确实是要很好注意，这与自己思想意识上长期的毛病有关系。我感觉到，如果让我这个毛病发展下去，将来会脱离群众，很多事情会办不成、搞不下去。”

    “现在有些局长反映比较怕我……一个局长，人家也是个不小的官，几十岁了，你当面给人家下不了台，确实使人家以后不愿给你提不同意见了，这样就堵塞了言路，不利于党的工作。”

    “去年我检查说，我在发扬民主、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听取不同意见方面还做得不够。今天检查起来，恐怕我这个毛病自上次检查以来没有改好……我的气量也太小，刚才力平（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力平）同志给我提了意见，我一下子把你打回去了……刚才我给经权（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毛经权）同志提出他缺乏自我批评，实际上我也缺乏自我批评，这要引起我的警惕。”

    “这简直是笑话，要市长买票”

    “先生是在上海非常困难的时期去工作的。”朱镕基带的第一个博士生、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赵平回忆道。1987年底，中央任命朱镕基为上海市委副书记。他到上海工作的第一天，早晨下火车，下午就去听市财政局的汇报。“当时衡量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是看财政收入。1987年上海的财政收入与几年前相比不增反降，经济形势堪忧。”

    面对上海的实际困难，朱镕基开出的药方是“大进大出”，要求上海放眼世界，大量吸引外资进来，生产的产品也要大量出口到国际市场。

    但当时，上海的投资环境并不好。1988年4月，朱镕基当选市长后，多次痛陈上海的硬环境：“现在上海的脏、乱、差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在路上走，到处是垃圾。”“城隍庙是国际知名的……现在连珠海的九洲城和经济特区的好多集市都比不上……人在下面吃东西，上面晾着尿布，这样外国人怎么能去？”“园林景点里的厕所，这是谁出钱啊？有钱没有？厕所都解决不了，怎么能行？”

    更大的问题是软环境，各部门都存在明显的官僚主义作风。1988年7月，在市长办公会议上，朱镕基讲了一件自己“走后门”替外国人买票的事。“现在上海从机场、港口根本进不来，进来以后出不去，买不到票，局长那里留了票，处长那里留了票，科长那里留了票，到窗口根本就没有票了。你要买票，得走好多后门，想种种办法……有个很有名的美国作家，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那个，他上次见我，谈完话以后说，请你给我买一张飞机票，我想回北京，我回不去。这简直是笑话，要市长买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想投资也不会来。”

    一张飞机票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个项目了。据统计，当时上海一家合资企业的项目审批得盖126个图章，历时15个月，涉及14个部门、19个办公室。朱镕基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抽调有关委办局的得力干部，成立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凡是500万美元至3000万美元的合资项目，都由这“一个窗口、一个图章”解决。1988年6月，朱镕基对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斯洛茵详细介绍了“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情况：“如果你们到上海来投资，要找伙伴，找陆国贤先生（上海市外经委副主任），你们一进门就到他那里去。投资伙伴找到了，谈判快成功了，要批项目的时候，你们找吴祥明先生，他是上海市计委副主任。当你们的项目进入实施阶段，要征地、建设，要用公用设施、水、电、煤气等，你们找叶伯初先生，他是上海市建委副主任。你们的项目投产了，如果不能正常生产，又缺电、又缺原材料等，找明志澄先生，他是上海市经委的副主任。”

    “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大大提高了上海市引进外资的工作效率，缓解了上海缺钱的困难，外商形象地把朱镕基称作“朱一敲”。

    “质量是上海的生命”

    外资进来了，还要解决上海产品的质量问题。赵平回忆，1988年10月28日，联邦德国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格里希应朱镕基之邀，一个月里查看了17家上海企业。“格里希发现了很多问题，都是同样的性质：玻璃厂的窗户玻璃都是破的；车间里的工人们把零件扔来扔去；活塞厂生产的摩托车活塞，上面的毛刺可以用来刮脸……先生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让格里希给1200多名厂长开大会，谈产品质量的重要性。”

    朱镕基分析了产品质量下降的原因。“市技术监督局检查产品质量，12种葡萄酒没有一种合格，没有严格执行检验制度嘛。另外就是财贸系统拿回扣，把那些假冒伪劣产品都弄进来……我们生产的煤饼大多是不合格的，对这个我就奇怪透了。上海连火箭也生产出来了，人造地球卫星也生产出来了，合格的煤饼却做不出来，这真是笑话！不认真到这个程度了……这样的产品质量怎么开拓国际市场？质量是上海的生命。”

    对质量问题，朱镕基主张严惩。1989年7月，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部分职工给朱镕基写信，反映在“桑塔纳”轿车零部件国产化工作中，某些处室领导明知启动马达、发动机等产品质量不过关，但为了片面追求指标，暗示厂领导以咨询之名向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送礼，使鉴定得以通过。朱镕基愤怒批示：“请陆吉安同志（时任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严处，此风决不可长。如属实，要‘杀’一儆百，不惜‘牺牲’。”他还亲自在批语后注释：“‘杀’是严厉的行政处分，直至免职；‘牺牲’是推倒重来。”

    朱镕基布置给赵平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研究》。“当时导致产品质量差的原因很多，涉及到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我进行初步研究后，产生了畏难情绪，向先生汇报，希望换个题。先生对我说：‘产品质量对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正因为它很难，才需要有人去研究。你一定要做好，否则，不仅砸了你的牌子，也砸了我的牌子。’”

    “我们得人心，就是抓了‘菜篮子’”

    除了经济形势上的困难，朱镕基履新上海时，还面临一个艰巨的难题：经济问题加剧了1200多万市民的生活困境。吃饭，物价上涨；出行，交通堵塞；住房，拥挤不堪。衣食住行4件事，3件市民都有怨气，整个城市士气不振。再加上1988年春天，上海暴发甲型肝炎，近30万人感染。市传染病医院里，连停车棚和浴室都躺满了病人。病情稍轻的拎着折叠钢丝床挤在病房外，都不是等床位，而是“等空隙”。面对此情此景，忧心忡忡的朱镕基发出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焦急感慨。

    “甲肝危机”考验了新市长的执政能力。到了夏天，甲肝流行势头终于过去，全市没有死一个人。如果说4月的“竞选演说”让800多名人大代表对新市长有了信心，那么战胜甲肝让1200多万市民对新市长有了信心。一名曾感染过甲肝的纺织工人向本刊记者回忆说：“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市长有两下子。”

    朱镕基把突破口放在“菜篮子”上。他分析，交通堵塞、住房紧张都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欠账，是爆炸性问题；修路、盖房难度太大，都不是一年两年能办好的，但“菜篮子”是老百姓天天够得着、看得见的。“说来说去，只有副食品工作多少具有一定的基础，有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善。这件事关系到千家万户，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办好了，就可以振奋上海的士气，让市民看到市政府还能干点实事，其他的事情才比较好办。”

    1988年6月，朱镕基在和复旦大学师生座谈时，详细阐述了搞好“菜篮子”的一系列思路。“我们要把所有菜场统统开起来，让农民进城，小贩也可以进菜场，让国营菜场、集体菜场有个竞争的对手。另外，要鼓励他们去搞食品加工，把储存、保鲜搞好……我们还要调整食品结构，1斤猪肉要5斤饲料粮，1斤鸡鸭只要2斤饲料粮就够了。鸡鸭靠郊区完全能自给自足，而猪肉有四分之三要从外省调运进来，鸡鸭的营养又比猪肉好，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家禽，改变一下食品结构。”

    与“菜篮子”密切相关的还有物价问题。“我们得人心，就是抓了‘菜篮子’；要是不得人心，就是‘菜篮子’涨价。”当时，上海的物价问题比其他省市更有压力。“原材料涨价，群众感觉不到，谁也不要吃钢材，也不穿棉花。上海的产品主要是消费品，一涨价就不得了。”

    在物价问题上，朱镕基分析得很细：“菜篮子”和19种工业必需品，价格必须稳住。他知道酱油从两毛多一斤涨到五毛多时说：“这个怎么得了！”相反，针头线脑这些本小利微的小商品，必须涨价，再不涨价就没有货了，生活更不方便。他知道街头没有发夹子卖了，马上要求去查一下怎么回事。朱镕基曾奉劝上海商人在企业经营中要学会“决千金者不计锱铢”，但在老百姓的物价问题上，“为大政者”却必须“毫厘皆知”。

    “住户搬进去一年后才算真正竣工”

    朱镕基曾提出“要为上海人民办三件实事”，除了“菜篮子”，还有住房和交通。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住房制度改革。

    中部某省一名退休干部至今都记得1990年到上海出差时，亲眼看到的朱镕基就住房改革发表电视讲话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90年1月3日，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发表电视讲话，很瘦的一个人，说话却很有气魄。他说，房屋质量好不好，住户说了算，先搬进去住一年，这一年房屋包修，一年后住户说合格了，房屋才算真正竣工。还说，这么大规模的住宅建设，不实行这样的制度，质量没法保证。我心想：还有这样的市长呀！讲话这么犀利，办法这么直接。当时信息传播还很不发达，我们回到各自的省市后，把这段话告诉机关和单位里的同事，大家都不相信是真的。23年了，我一直记在脑海里。现在看来，每次买房，都会遇到各种质量问题，也就会想起他当年这番话。”

    这段电视讲话很长，涉及的内容远不止质量问题，还包括房改的方方面面，比如设计问题。“今天我一下车，看到这里有一种房子的式样相当漂亮，但更多的还是过去传统的‘鸽子笼’、‘火柴盒’，这就不行了……可以多搞几种式样，组合在一起，总之要适用、经济、美观……最近市政府决定，选择康健新村，发动设计人员，进行设计竞赛。在这里设计建造一批样板房，然后让全市群众参观，评出优秀奖，再把优秀设计推广到全市的住房建设中去。”

    再比如规划问题。“我们已经规划了11个住房基地，共可建住宅250万平方米，分布在今年就要开始建设的高架快速内环路的两侧……这样，11个住房基地的交通就十分方便……我们还要把其他配套设施，包括学校、商店、医院等建设好，提高居住环境质量。”

    原上海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兼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郑辛逸回忆，发表这段电视讲话是朱镕基本人的提议。当时，上海居住条件之差全国闻名，老百姓家里，人均住房面积在2.5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为数不少；市委官员家里，连洗澡的条件都没有。为了搞好住房制度改革，朱镕基一年开了12次专题会，提议发动市民参加房改方案讨论，走访棚户区体察民情。

    与住房密切相关的，还有市民用不上煤气的问题。郑辛逸说：“他到上海石化厂检查工作，有位厂领导提出向市民供气有困难，但理由不充分，镕基同志听后生气地说：‘你不给液化气，我拿你是问。’这种严厉的口吻，正说明他为市民群众谋利益的态度和决心。”

    不要“像一筐螃蟹，你咬住我，我咬住你，谁也走不动”

    在朱镕基主政上海期间，解决经济和民生难题有一个交汇点——开发浦东。“以外滩为中心，浦西只有半个圆，另外半个圆在浦东，还没有开发。浦西这一边的老市区有300多平方公里面积、近1000万人口，已经很拥挤。而浦东这一边规划开发的新区也有350多平方公里，但目前只有100多万人，因此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介绍，早在1984年，上海就提出改革开放的一些构想，也报给了中央，但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朱镕基来到上海工作后，一直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认为“开发浦东是上海的希望”。1990年初，邓小平到上海视察一些项目，朱镕基汇报了开发浦东的战略构想。当年2月，邓小平离开上海时，在车上和送行的朱镕基讲了一番话：“我一贯就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又说：“你们搞晚了，搞晚了。”接着又加了一句：“现在搞也快，上海人的脑袋瓜子灵光。”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向中央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建议。

    朱镕基的浦东开发构想包括：第一修港口，城以港兴；第二修路，包括内环线、外环线、南码头黄浦江大桥（今南浦大桥）和宁国路越江工程（今杨浦大桥）；最终，人口和工业疏散到浦东去，外滩变成“银行街”，市中心变成“花园洋房”，上海变成“美丽的城市”。1990年10月，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卡劳斯曼诺古听到朱镕基的方案后，评价道：“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

    在朱镕基任职上海的最后一年多时间里，浦东开发如火如荼地进行。他推出了关税豁免、自由进入、土地批租、开放外资银行等一系列特殊政策，使上海市政面貌为之一变，给市民带来莫大鼓舞。不仅如此，整个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及其带动的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版图上最激动人心的成就之一。汪玉凯说：“如果朱镕基在上海这几年，没有开发浦东，会是什么样子？浦东的开发不仅影响到上海，而且影响到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格局，这是他最大的贡献之一。”

    浦东开发充分展示了朱镕基的改革勇气。据《解放日报》的老同志回忆，当时该报头版大声疾呼改革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就是在朱镕基的领导和支持下问世的：“文章中写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都是出自镕基同志在上海市干部传达会议上的原话。”而呼吁上海市民转变观念、革故鼎新，贯穿了朱镕基的上海政治生涯——1988年2月，他刚到上海，就要求上海人警惕三个问题，“一是满足，有点沾沾自喜；二是埋怨，怨天尤人；三是保守，固步自封”。1991年3月，他即将离开上海时，再次号召上海人努力学习一切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要“像一筐螃蟹，你咬住我，我咬住你，谁也走不动”。

    “我将来是什么下场，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农历戊辰年（1988年）腊月，朱镕基给自己写了一幅字——清正廉明，并特意注明“录以自勉”。他还特别注意保持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到上海后，他给自己立了“五戒”：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但“不登报、不上电视”这两条，媒体不答应，照登无误，于是他经常“犯戒”。后来，他对上海新闻工作者说：“我诚恳地向同志们呼吁，在宣传上海的工作时，不要再宣传我了，突出个人是不好的……为政不在多言。上海的工作有它的连续性，应该把上海现在取得的成绩，同过去的成绩、过去几年奠定的基础联系起来报道……‘菜篮子’、基础设施建设，真正开始实施是泽民同志来上海工作以后。新客站、延安东路隧道，都是泽民同志亲自挂帅搞的。提倡廉政、最早提出‘四菜一汤’的，也是泽民同志。”

    朱镕基不仅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在1988年4月25日的“竞选演说”中，他就明确提出：“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这是我的决心。首先，从小事情做起，一定要坚决地刹住吃喝风和受礼风。”

    原上海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兼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郑辛逸对此印象深刻。“上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上‘吃喝风’、‘送礼风’盛行，不少群众写信反映干部吃请受礼的问题。镕基同志明确要求纪检、监察部门严加防范。”

    “我要求市监察局盯住506名局级干部，他们的作风好，不大吃大喝、不受礼，其他人就好办。事实证明，这条措施是非常好的。现在谁大吃大喝、谁受礼，去了几个局长，拿的礼品值多少钱，群众来信写得非常具体，清清楚楚……对上是抓局级干部，对下是抓‘七所八所’，就是基层政权跟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的派出所、粮管所、工商所、税务所等等。这些单位有些人，我不是说全部，‘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的确实相当厉害，比如不送‘外烟’就办不了事，人民群众是深恶痛绝的。”

    郑辛逸还提到，朱镕基对身边工作人员，包括副市长，要求也很严格。“90年代初，家用电器等产品供应还比较紧缺。企业以产品试用名义送领导、送机关。他首先要求各位副市长，有‘试用产品’的都要一一登记，办理清退。”朱镕基的学生赵平也谈道：“我下企业调研，企业也热情招待，我告诉他们，老师有规定，我是不可以吃的。”

    1989年8月1日，中央任命朱镕基为上海市委书记。随后，他在市纪委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了一段话：“对党风问题，我在来上海之前，体会不太深。中央机关干部，素质相对好些，直接接触钱物少些，最多是到地方出差，人家请请客，很大的贪污受贿也不大会发生。到地方后，接触大量群众来信和一些实际问题，确实感到党风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感到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不然的话，群众对你没有信心，在关键时候讲话没人听。”1991年1月，他再次到市纪委讲话：“党内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资产阶级庸俗作风在腐蚀我们党，讲情面，拉关系，‘与其种刺，不如种花’。40多岁的人想着怎样上去，能为自己说好话的人多一些好；50多岁的人考虑自己要下来了，何必得罪人呢，为自己谋一个后路……我们被这种庸俗的作风耽误了。”

    有人问朱镕基，如此严厉地要求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是怎么样的下场？朱镕基答：“我作为第一把手，如果不能严格地要求大家，我不来说话，谁来说话呢？我想应该提倡一种精神，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什么情面、关系也不要讲。我将来是什么下场，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郑辛逸说：“镕基同志的从严治政，对上海的党风廉政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主政上海期间，局级以上干部（含局级）没有出现重大腐败案件。

    “我们下岗职工对他没有怨气”

    从1987年底到1991年4月，朱镕基在上海工作约3年半。离开上海到国务院任职后，朱镕基也没有公开总结过他主政上海的心得感悟。但是，从他1988年10月与日本记者的对话中，可以窥见一二。

    “市长感到最苦恼的是什么？”

    “我感到最苦恼的是上海不是粮、棉、煤产地，原材料都得靠外地，现在计划没保证，市场没形成，一些工厂由于缺少能源、原材料而经常停产。因此，我们要大力深化企业改革……不要没有原材料就找市长，而是去找市场。”

    “市长感到最遗憾的是什么？”

    “市民经常给我来信，反映他们住房困难、上下班等车要花两三个小时。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没搞好，社会服务也没搞好，给市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但我又无力马上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感到最遗憾的。”

    “市长感到最生气的是什么？”

    “我对有的政府干部吃吃喝喝，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工作不热心，办事效率低，感到最生气，有时还要发脾气。”

    2013年8月，一位在朱镕基主导全国国企改革时被“优化组合”、“下岗分流”的女职工，在上海书城看到《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这段对话，沉默良久，给本刊记者打来电话：“我们这一代人，承受了改革开放的许多阵痛，包括朱镕基改革的阵痛。我想，评价一个政治家，不是看从他的改革里获得利益的人怎么说，而是看被他的改革损害了利益的人怎么说。现在，我们这批人已经年近花甲，但至少在我认识的人里面，我们下岗职工对朱镕基没有怨气，反而有敬意。因为我们晓得，他是真正想为国家和老百姓办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