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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刊谈心路历程

杨钰莹:我这十年

本刊记者 张忆耕 田亮 本刊实习记者 许莎莎 《 环球人物 》(

    “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是因为可爱而美丽。”俄罗斯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这句话,用在杨钰莹身上正合适。白裙子,长头发,低声说,轻声笑,杨钰莹完全保留着少女的神态。10多年的岁月,惊涛骇浪的往事,在她身上仿佛没留下痕迹。

    但交谈久了,还是不一样。你会发现,她从前接受采访时那些活泼的小动作,比如扬扬眉、撇撇嘴、甩甩头发,现在全都没有了。以前的她像一幅动态画,现在变成了一幅静物画。

    在离开公众视线长达10年后,这次回归,她闯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主持人。公众和媒体对她的主持人形象充满好感,那些纠缠不放的负面消息也被人们淡忘了。

    很难想象,她是怎么走过低谷和风浪的。她自己的解释是:“生活中不仅有幸福和快乐,更有悲伤和无奈,都要笑纳,因为它们都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柔软”面对批评

    2013年初,杨钰莹正筹备自己的演唱会,突然接到天津卫视新节目《天下无双》邀约:“来给我们做主持人吧。”对她而言,这是机会,也是挑战。考虑了将近一个月,反复看了这档节目的国外原版录像,终于,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杨钰莹答应了。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会反响这么好。第一期节目播出后,获得了全国收视率第四的好成绩。没多久,杨钰莹和主持界的老前辈赵忠祥同台,也没露怯。赵忠祥夸她“水平比央视有些女主持人都要好,可以推荐她去主持春晚了”。杨钰莹庆幸接了这个工作,“为自己打开了新的一扇窗”。

    环球人物杂志:这3个月的节目,看得出你进步很大。有没有请老师来辅导发声、走台这些技巧?

    杨钰莹:没有呀。我每每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不足,都会说:“哎呀!怎么没有人教我一下呀!”(笑)有时候发现自己在节目中又忘了说“硬口”(指主持人必须要讲的话),就会特别着急。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给自己的主持工作打多少分?

    杨钰莹:我还是多鼓励自己吧,打80分。不过,我给自己的态度打100分。任何时候,工作态度永远比工作能力更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也有一些人批评你主持风格“太嗲”,“气质胜过技巧”。

    杨钰莹:其实我这个人一点都不“嗲”,有时候还挺爷们儿的。至于技巧,我就是没有技巧,不过还算有点气质(笑)。

    对于这些批评,我会非常柔软地去面对。我看到那些中肯的意见,会在心底说:“谢谢你,我会努力地改进。”

    环球人物杂志:谁也没有想到你做主持人这么成功,以后还会唱歌吗?

    杨钰莹:当然会。没有歌唱事业做基础,主持也就不必了。我首先还是歌手,而且说话和唱歌相比,我还是唱歌的水平更好。

    “哪怕只有几千人买我的唱片,我也会坚持”

    杨钰莹从没放弃唱歌的努力。

    2011年底,杨钰莹牵手毛宁亮相深圳卫视,合唱了《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完成她复出的“首秀”。歌声一下子勾起许多观众对过往的美好回忆。

    2012年底,杨钰莹又推出新专辑《遇江南》。专辑的灵感来自于江南水乡的慢生活。她用10首慢歌讲述了相遇、相恋、感恩的故事。她的多年好友、词作者苏拉说:“她比以前用心多了,会为歌词里的一句话、一个词跟我讨论。”

    《遇江南》销售了2万多张,在如今的唱片市场中已算不错。杨钰莹并不指望这张专辑能卖得特别好,“只希望能给一些朋友带来宁静。有人说,这些歌是最好的催眠曲,是一个人在家时最好的背景音乐。这就够了”。

    毫无疑问,这已经不是流行杨钰莹的时代。就在我们采访她的当天,一走进酒店大堂,就发现大堆学生模样的“粉丝”抱着鲜花和玩具,挤满了电梯外的走廊。几名酒店工作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们带到电梯门口。这些“粉丝”,等的显然不是杨钰莹。酒店工作人员笑着说:“她的‘粉丝’大多是中年男士。”

    辉煌已经过去。在上世纪90年代的巅峰时期,杨钰莹一张专辑卖出480万张的销量。从480万到2万,这样的落差,如何承受?

    环球人物杂志:每个时代流行的歌曲都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流行邓丽君,90年代流行你的甜歌,21世纪流行周杰伦。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是90年代流行你的歌呢?

    杨钰莹:80年代物质贫乏,但大家开始有所追求,特别是精神方面的追求。那是一个“有诗的年代”,中国很多很棒的诗人都出现在那个时期,比如舒婷、顾城,每次读起那些诗都让人觉得情感在燃烧。邓丽君那种细腻的歌声,恰好唱出了大家心里的柔软和情感。到了90年代,经济条件变好了,生活没有那么粗糙了,就需要更甜一点的东西。现在,生活节奏变快,社会更多元化。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家需要一些非常强烈的刺激才能满足。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知道这个时代不会再流行甜歌,为什么还选择复出?

    杨钰莹:我觉得,从人的本性来说,传统的甜美和优雅是最真实的需要。但是轰轰烈烈的时代列车开过去时,这些东西会被灰尘蒙蔽一下。如今,人们离理想太远,离现实太近。但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的节奏放慢时,人最需要的情感会再次浮现出来。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比如怀旧潮、翻唱风,正好说明有些人开始寻找过去简单的生活和情怀。

    环球人物杂志:回到这样的环境里,会觉得无奈吗?

    杨钰莹:无奈还是有的,但社会由很多部分构成,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被裹挟在巨大的社会洪流之中。不过,无奈的同时也有期待,我相信纯粹的音乐会再次得到喜爱。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你不会迎合这个时代,会坚持唱自己的?

    杨钰莹:我是一个真正爱音乐的人。当然,可以有很多形式去爱。以前我站在舞台上唱,后来在乡间、城镇里唱,都很快乐。哪怕只有几千人买我的唱片,么感觉?

    杨钰莹:你看,我也不能免俗(笑)。选秀有存在的意义,中国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实在太多了,他们需要一个平台。当我看到那些年轻人抱着一把吉他上台唱歌,会很感动。这是他们成长的一个渠道。但是,这种节目不要一下子太多。

    有时候很怀念我们那个年代的娱乐圈。电台、唱片公司、歌手拧成一股绳,一起进步。想起那个时候,心里还会充满阳光。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的娱乐圈已经不一样了,浮躁、功利、没有节制,有人批评这是“娱乐至死”。

    杨钰莹:这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年代,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但有时候势头太猛,需要往回拉一拉。

    有个坚强的母亲

    值得杨钰莹怀念的始终是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改革开放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市场经济开始大发展,老百姓能买到的东西不再只有柴米油盐,还有精神世界所需要的流行音乐。杨钰莹正是在这个时候,用一首首甜蜜的歌,唱出了青年一代对美好未来的憧憬。1991年,20岁的杨钰莹推出的首张非翻唱专辑《为爱祝福》卖出20万张。1992年推出的《风含情,水含笑》和1993年推出的《月亮船》销量猛增到100万张。在那个年代,10块钱还可以买到很多东西,100万人都拿着10块钱去买一盘磁带,这是难以想象的数字。

    甜美的声音和相貌是杨钰莹迅速走红的法宝,也正是这两点,让她从小就讨人喜欢。

    1971年5月,杨钰莹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石岗村。一家人原本住在市里,父亲是电工,不幸遭遇意外,在杨钰莹出生前几个月去世了。母亲是一名工厂女工,响应党的号召,到石岗村落户劳动,生下了杨钰莹。为了表达“把石岗建设得更美丽”的心愿,她给女儿起名杨岗丽,小名岗岗。这是她的第二个女儿。

    下有两个幼女,上有年迈婆婆,再算上自己,这位单身母亲要养活4个女人。她一直没有再婚。为了生计,她买来一台手动毛线编织机,工余时间编织毛衣,赚一点手工钱。编织机的声音成了杨钰莹童年最熟悉的声音:“妈妈的手很灵巧,请她编织羊毛衫的人多得数不清。她很少休息,我入睡时听到编织机的响声,清早醒来时机器声依旧。那时妈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我知道她是在为全家编织更美好的生活。”

    如果母亲只会没日没夜地做工,杨岗丽就成不了杨钰莹。这位坚毅的母亲还有一副好嗓子。“妈妈唱歌很好听,小时候我们在外面乘凉,我睡在竹床上,她轻轻拍着我的背,给我唱《洪湖水浪打浪》,那个旋律优美极了。”母亲的歌声成了杨钰莹最早的音乐启蒙。

    杨钰莹5岁时,全家回到南昌市区居住。那年的儿童节,街道幼儿园要参加文艺汇演,没有合适的小演员,只好到附近居民家里寻觅。她们看见杨钰莹时不禁惊叹:“好可爱!”就问:“你会唱歌吗?”杨钰莹说:“会啊,我会唱《绣金匾》、《在北京的金山上》……”话还没说完,她就放声唱起来。一看这孩子又机灵唱得又好,幼儿园老师放心了:“就她了!跟我们走吧。”

    这是杨钰莹第一次登台演出,唱得正是《绣金匾》。母亲照着女歌唱家郭兰英演出服装的样式,给她做了一套小演出服。《绣金匾》是一首歌唱周总理的歌,杨钰莹小小年纪,唱着唱着还流了眼泪,“那时懂得不多,就觉得旋律太忧伤了”。台下的人见了都感叹:“这个小孩是天才呀!”最终,杨钰莹获得了一等奖,颁奖时,省长把她抱在怀里合影留念。杨钰莹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自己“很威风”。

    母亲从此注意到杨钰莹的音乐天赋。尽管生活艰苦,她还是给女儿报了市少年宫的声乐班。老师评价杨钰莹:“这是一块有开发价值的璞玉。”每周日下午,当小伙伴们出去跳皮筋、踢毽子、做游戏时,杨钰莹就到少年宫上声乐课,学习枯燥的乐理知识。很快她就受不了了。

    9岁那年的一个星期日,杨钰莹本该去少年宫,却偷偷溜出去跟小伙伴们玩,还聪明地按照放学时间回到家。母亲自然没起疑心。一周后,声乐老师来家访,母亲才知道逃学的事,气愤之下动手打了她,一边打一边哭。母亲的眼泪让杨钰莹一下子长大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逃过课,认认真真地学声乐。 

    小学二年级时,杨钰莹当上少先队大队文体委员,胳膊上挂三道杠的臂章。四年级时,江西省选派10名优秀少先队员到北京参加由共青团、全国妇联等单位组织的“中国优秀少年夏令营”,杨钰莹是其中之一。

    典型的“外来妹”

    1986年初中毕业后,杨钰莹的愿望是继续读高中。母亲想了又想,女儿从幼儿园到初中不断参加文艺演出,已经影响到学习,与其考高中,还不如稳扎稳打学音乐。杨钰莹听从母亲的意见,考入南昌师范学校艺师班声乐专业。

    学校规定住校,母亲生怕杨钰莹吃得不好,经常弄些她喜欢的菜送到学校,同学们抢着吃,都说她有个好妈妈。杨钰莹也很懂得体贴母亲,每次周末回家,总是叽叽喳喳地向母亲报告好的事情,母亲笑她是“报喜不报忧”,她就自誉为“家庭天使”。“妈妈辛苦了一辈子,我不愿再让她担心什么。”杨钰莹经常唱歌给母亲听,有时母女俩还会来个二重唱。

    师范毕业后,杨钰莹的理想是做一名幼儿园老师。“女孩子的母性是与生俱来的,那时觉得,带着小朋友唱唱歌、跳跳舞,多开心啊。”可老师的一句话改变了杨钰莹的人生轨迹:“你不能当老师,你要去唱歌。”

    1989年,中国流行歌曲的前沿阵地在广州,杨钰莹随南昌籍音乐制作人吴颂今南下。起初并不顺利,他们被多家音像公司拒之门外。和其他的“外来妹”一样,杨钰莹跟很多小歌手合住,靠在歌舞厅唱歌维持生计。后来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的主题曲《我不想说》,里面就有她自己的经历和感触:“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

    1990年,杨钰莹通过一家出版社推出首张个人专辑《爱我多深》,尽管是翻唱台湾歌星韩宝仪的歌,但订货量达到18万张,使杨钰莹在南方音像市场崭露头角。一次晚会,杨钰莹在台上演唱,台下坐着词作者苏拉和音乐制作人朱德荣。两人一下子被她的歌声吸引了。朱德荣已经包装了李春波、陈少华、火风等知名歌手,很清楚什么样的歌声能红。他直接跑到后台,找到工作人员:“我要签下她,她很完美。”可惜他晚了一步,当时杨钰莹已经被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看上了。

    1990年10月,杨钰莹正式签约新时代影音公司,成为中国第一代签约歌手,音乐制作人陈珞成为她的导师。公司老总吴建邦信“命理”,对着一本《姓名与命运》的书研究了半天:“你改个名字吧,杨岗丽红不了,叫‘杨钰莹’最好。”从此,“杨钰莹”三个字被越来越多的人写在歌本上,她的照片被贴在窗户上、夹在书本里,直至大红大紫。

    杨钰莹签约后不久,沈阳小伙毛宁也来广州发展,同样签约新时代影音公司。毛宁比杨钰莹大两岁,杨钰莹把他当哥哥,两人亲密无间。杨钰莹回忆说:“毛宁经常饿了就跑到我的住处,二话不说,拉开冰箱就找吃的。我也经常和他吵吵嘴、打打架,一起唱歌时也是你痒我一下,我挠你一下。”两人在台上配合默契,被观众们称为“金童玉女”,很多人以为他们在现实中也是一对情侣,其实不然。

    “你可以没有爱情,但一定要相信爱情”

    杨钰莹的恋情开始于1994年,她到厦门演出,遇见了赖文峰。1996年底,她不顾母亲反对,悄悄退出歌坛,“义无反顾地朝着自己喜欢的人奔去”。

    人生际遇是很奇妙的事,一个人的出现、一个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突然改变原本的生活轨迹。时至今日,仍有人感慨:如果当初杨钰莹没有选择离开,那么今天的她又会是什么样子?可惜生活没有彩排。

    “那时候,我们都是20岁出头的年纪,他比我还小一些,我们很认真,感情也非常好。”这是2002年杨钰莹电视访谈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并披露那段恋情的细节。“我们经常一起去乡下喝羊奶。一个骑三轮车的老大爷把羊奶挤出来,我们在炉子上把它煮一煮,加一点芝麻粉,很香的。我们也会一起走乡下的小路,和村子里的老人家打招呼。那是段很快乐的岁月。”2002年的杨钰莹已经31岁,但回忆起这些往事,她一直在笑,做出各种生动的表情和手势,像个小女孩。

    那段感情维持了3年多,杨钰莹说,“因为性格问题,大家非常友好地分开了”。随后,1999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爆发,赖昌星、赖文峰叔侄涉案。尽管公安机关认定杨钰莹与案件无关,但这个轰动性的社会大案依然把她推向了深深的低谷。

    2012年,杨钰莹再次提及那段风雨恋情。“我并不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人。现在看来,20多岁还是大孩子的年龄,价值观还没完全建立好。最致命的是,青春时期非常懵懂,没有足够的成熟度可以料到自己将会头破血流。”此时,杨钰莹41岁,爱情留给她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好的回忆,还有自省。

    环球人物杂志:不同阶段的女人对爱情的看法不尽相同,现在的你如何理解爱情?

    杨钰莹:20岁情窦初开时,觉得爱情就是童话,一定会有一个白马王子把我带走,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30岁时,觉得爱情是一场迷人的探戈,里面充满了很有魅力的、小小的战斗,你来我往,带着一点点游戏的感觉,却是一场非常认真的双人舞。但是到了现在,我向往的爱情,是两个人看着同一个方向,而不是看着彼此。最好是亲密的朋友、很好的家人,当然,也是甜蜜的情侣。尤为重要的是,要拥有相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环球人物杂志:那就是说,如果现在遇到一个价值观是“金钱至上”的男人,一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男人,你不会接受了?

    杨钰莹:肯定不会。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再多就觉得是负担。金钱够用就好,可以用来做唱片、发展事业,也可以用来买漂亮衣服、打扮自己,还可以把家人和自己照顾好,这就足够了。

    环球人物杂志:今天这个年代,很多人不再相信爱情了,甚至认为你情歌里唱的那种“纯纯的爱”已经不存在,你还相信纯爱吗?

    杨钰莹:爱情是人类的信仰,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爱情中诞生。你可以没有爱情,但一定要相信爱情。一个女人对爱情的憧憬能让她顾盼生辉。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太多“闪婚”、“闪离”,甚至为买房子去假离婚。看到这些,不会失望吗?

    杨钰莹:有一点悲哀啊。当人们把物质看得比精神重要的时候,爱情信仰就缺失了。但我相信,经过这样一个物质至上的年代后,大家会回归,会回望。哲学家周国平说过一句非常棒的话:人类最美好的享受就是最原始的享受。爱情就是人类最原始的享受。

    环球人物杂志:有一首英文诗说:“去爱吧,像没有受过伤一样。”在经历过伤害后,你还能做到吗?

    杨钰莹:工作只要努力就会得到回报,但爱情不是,它变幻莫测。就是这种捉摸不定让它更具吸引力。我身边很多爱情非常甜蜜的朋友,他们说自己并没花多少心思,就“遇上了”,他们是很幸运的。对我这个没那么幸运的人来说,爱情需要不断去学习。女人应该在爱情中加入“理性”。这很难,对吧?就因为难才要练啊。一点点理性,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拥有更长久的幸福。如果你有很快愈伤的能力,那就勇敢去爱吧。

    环球人物杂志:都说爱情是女人的保鲜膜,你现在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是不是正在享受着爱情?

    杨钰莹:享受生活比享受爱情更滋润。当然,爱情是生活中最玄妙的一朵花,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抓住它,让它一直保鲜。

    在这场爱情讨论的最后,记者轻声触及了她那段“义无反顾”的恋情。

    “现在还害怕被提起吗?”

    杨钰莹微微一愣,原本注视记者的眼神开始游离飘忽。显然,对于这个话题她依旧有所抗拒。不过,她还是淡淡地回答:“过去经历的一切都是对现在最好的滋养,不必太在意,只要做一个更好的、更本真的自己就够了。像佛教所说,这朵花会开得更美……”

    “后悔吗?”

    杨钰莹依然继续着关于“一朵花”的讲述,只是下意识地微微摇了摇头。

    “这个时代更需要端庄大气的薛宝钗”

    2000年,经历风雨后,杨钰莹第一次复出。但她失去了曾经的好运,没有人留意她改了歌路,没有人留意她的新单曲,人们更热衷于关于她的各种传闻。

    这次复出,杨钰莹与姐姐杨晨丽掌管的深圳一家公司签约,同年推出专辑《故事》,其中的同名歌曲《故事》唱道:“不懂爱,别在乎太多。”这既是她的内心独白,也似乎在告诉所有人:你们并不了解我的爱情,请不要随便猜疑了。

    环球人物杂志:曾经所有媒体都“捧”你,后来所有媒体都“踩”你,批评你谈了一场错误的恋爱。那么多的非难,你觉得委屈吗?

    杨钰莹:这就是成长的过程,也是媒体成长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唱片业刚刚兴起,还是幼苗,媒体对我们更多的是保护,给我们非常好的土壤去成长。直到现在,我仍对那时的媒体心存感激。后来,经历的大多是媒体的批评。如今,我成熟了,媒体也成熟了。我做得好的,他们赞扬;不好的,他们批评。这样很好。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经历了媒体如此大的转变后,会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你为什么还有勇气面对媒体?

    杨钰莹: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和观众。当我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自己欢的名人访谈时,常常会从他们的表达中获得一些启发。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能力有高低,但我把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希望对一些处在成长阶段的年轻朋友有帮助。

    环球人物杂志:从你的外表看,真是我见犹怜,一点都看不出你这么坚强。

    杨钰莹:我这个职业,坚强是必需的。我说过,我心里可以很爷们的,像个“女汉子”。要感谢妈妈遗传给我的坚强。她们那一代女性,经历了太多艰辛、坎坷和动荡,但妈妈依然保持着美丽和坚韧。这粒种子在我身体里生根发芽,长成我后来战斗的盔甲。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遗传,也需要后天的锤炼吧?

    杨钰莹:当然。小时候我很喜欢《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因为她身上有一种凄美。现在才发觉林妹妹太柔弱了,这个时代更需要端庄大气的薛宝钗。女人在必要的时候要拿出点男人的气度,刚柔并济才能更好地生活。工作这么辛苦,如果不向男士们学习一些坚韧和果断怎么办?每天晚上哭吗?

    环球人物杂志:你还说过自己要像王熙凤?

    杨钰莹:那是我对主持人的形容,从头到尾,要在台上招呼每一个人,掌控全场,有点像管家婆王熙凤。但是作为女人,她有点太狠毒了,我学不了她。我理想的女性,就像我最喜欢的珍珠一样,光泽虽然柔软,质地却很坚硬。

    “做了10年闲云野鹤,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2002年之后,身心俱疲的杨钰莹再次选择离开,开始了10年“隐居”。有人说在澳大利亚见过她,有人说在深圳见过她。采访中,杨钰莹用“闲云野鹤”来形容那段生活,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把向往很久的地方都走了一遍,从欧洲、南美洲、大洋洲到东南亚。

    她孤身一人,一边旅行一边参加各种短期学习班,在每一处停留的时间都不同,有的半个月,有的一个月,有的甚至更长。“喜欢一个人,会希望多待在他身边,多感受真实的他。喜欢一座城市也一样。”

    杨钰莹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一年。在她看来,那里结合了欧洲与中国的气质,现代又不失淳朴,可以稍稍缓解自己对家乡的思念。在悉尼,她参加学习班,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听着“南腔北调”的英语,不再为自己的口音感到尴尬。她会和一群朋友结伴去看烟花,或是穿几十块钱的T恤,和同学们牵着手在街上逛,走上几个小时,球鞋都走破了好多双。

    有时,外国朋友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你唱歌这么好听?”杨钰莹带着小小的得意:“因为我是天才啊。”那一瞬间,仿佛穿越了时光,变成了很多年前的自己。

    有时,走在异乡的街头,当地的华人会认出她,反而比国内的人们态度更友善。这让她感觉温暖而自在:“不认识的人,却像老朋友。我很享受那一刻的小幸福。”

    偶尔回国,杨钰莹就和定居在深圳的妈妈、姐姐一家住在一起,过着简单的生活。

    环球人物杂志:媒体曾用“急切”形容你2000年的那次复出,2012年再次复出,你看起来很从容。是不是10年隐居生活改变了你的心态? 

    杨钰莹:是。这10年,把自己放逐在天地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带给内心的新鲜感、冲击感非常强烈。

    当我面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时,首先会想到是什么样的文化抚育了我,让我成了现在的样子。我在卢浮宫看到那些西方油画,就会想到中国的国画和水彩画,它们完全可以和卢浮宫的画媲美,甚至更美。我走过的地方越多,越留恋自己生活过的地方,越爱自己的国家,因为那是根。

    环球人物杂志:在这样悠然的状态下,对以前那些想不开的事情,是不是也就想开了,不计较了? 

    杨钰莹:我解开内心疙瘩的能力还挺强的,出国前就解开了。这10年看了很多书,其实从一个人看的书中,就能发现成长的轨迹。少女时期,我喜欢看小说,最初看琼瑶、张爱玲的小说,后来看内地作家池莉、陈染、林白的小说。再大一些,就爱看哲理方面的书,比如南怀瑾的、周国平的。现在,开始看一些宗教方面的书,比如星云大师的,还有印度人克里希那穆提的书。这个印度人被公认是20世纪最伟大的灵性导师,看他的书,有很多感悟。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你现在会转向看这样的书?

    杨钰莹:为了寻找智慧。所有的一切都在智慧之下。

    采访过程中,杨钰莹一直带着甜美的微笑,极尽礼貌、周到,中途还取来两盒精美的巧克力与记者分享,试图让彼此看起来更像朋友。但对于一些问题,她表现出的“警觉”过于敏感,选择用答非所问的方式“保护”自己。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位曾采访过上千位名人的记者对她的评价:“人品不坏,但你就是没法跟她正常交流。”岁月的痕迹和人生的风浪没有刻在她的脸上,但毕竟刻进了她的心里。

杨钰莹:我这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