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重视”舆论的总统,非奥巴马莫属。作为首位非洲裔总统,在种族等敏感问题上,奥巴马一贯谨言慎行。正因如此,当他7月19日在白宫突然以激动的口吻谈起“马丁—齐默尔曼案”时,立刻引起媒体关注。他说,案件的判决令非洲裔美国人“深感痛心”,“倘在35年前,我本人也可能遭受和马丁同样的命运。”
“马丁—齐默尔曼案”发生在去年2月。当时,佛罗里达州某社区的协警齐默尔曼追逐17岁少年马丁,并开枪将其击毙。齐默尔曼是成年白人,带着武器;马丁是未成年黑人,手无寸铁。这一事件立刻成为舆论观察美国国内种族平等现状的窗口。事后,齐默尔曼辩称遭马丁反抗,开枪是“正当防卫”。当地警方最初认可了这一说法,但有色人种群情激奋,抗议不断。奥巴马当时在演讲中说:“如果我有儿子,他看上去或许会很像马丁”,呼吁美国社会“应检讨一下自己的良心”。这客观上推动了对齐默尔曼的起诉。但开庭后,7月13日,6名白人女陪审员还是一致裁定齐默尔曼“正当防卫”,可无罪开释。这一判决再度引发轩然大波。80万人参加了7月20日在全美100座城市举行的和平抗议。奥巴马在抗议前一天对马丁的命运明确表达同情,直接鼓励了更多人参加示威。
奥巴马能说出倾向于马丁的话来,已经实属不易。“种族平等”、“三权分立”是美国政治中“绝对正确”的两大要素,奥巴马对一个案件一再表达意见,势必让自己背上“行政干预司法”的致命包袱。但他什么也不说,在有色人种中苦苦积攒的民望和口碑又将大打折扣。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奥巴马也只能含含糊糊地说上几句,以保住自己的形象。
近来让奥巴马尴尬的不止是代表种族不平等的“马丁—齐默尔曼案”,埃及更让他骑虎难下。奥巴马在第一个任期赶上了“阿拉伯之春”,在埃及,他迫于无奈牺牲了“老朋友”穆巴拉克,帮助埃及实现政权更迭。今年7月3日,埃及爆发政变,军方又推翻了民选总统穆尔西,这让奥巴马左右为难:他不能表态支持军方,因为那意味着支持政变,反对民主;但也不能反对军方,因为它一直是和美国合作最密切的政治力量。奥巴马不想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因为它是原教旨色彩浓厚的政治团体,登台后排斥异己,推崇教法治国,影响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也威胁美国盟友以色列的安全;但他也没法反对,因为它毕竟产生了一个民选总统,做了“三权分立”的努力。
7月27日至28日,军方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冲突导致72人死亡,奥巴马不得不表态。他仍选择了含糊其辞:一方面,白宫副发言人强烈谴责流血和暴力,强调埃及政府“有尊重示威者的道德和法律义务”;另一方面,五角大楼秘书发言,坚持不将埃及事态定性为“政变”,这意味着美国不会中断对埃及军方一年高达13亿美元的援助。
很显然,奥巴马的用意是“埃及可变,但需可控”。既要“一人一票”,又不能出现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执政团队。但这样做的后果,却是“埃及在变,且失控”。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埃及现在没有一个能左右政局的亲美政治势力,埃及副总统巴拉迪、财政部长阿赫迈德、外交部长纳比尔都比较亲美,但这些人在埃及势力不够,缺乏民众基础,硬给放在执政位子上,很难坐得长久,美国或埃及军方也很难在幕后坐享其成。
奥巴马这个夏天遭遇的尴尬境地,根本原因是他无法抚平所谓的美国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人不分种族,生而平等,这样的“美国梦”遇到残酷的现实,一再破碎,美国社会深层次的种族矛盾,他很难改变。把美式民主推向全球,历届政府都有些“标志性工程”,也因此得罪不少人,但常常事与愿违。阿富汗、伊拉克、埃及的乱局,都源于美国输出的“民主”水土不服。但奥巴马同样不能放弃这些“普世”的价值观,不能在这些“原则问题”上说错半个字,否则位子难保。是进亦忧退亦忧,难怪奥巴马这阵子老是眉头紧皱,他是真的乐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