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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父亲1991年离开我们，转眼20多年过去了。6月20日是父亲的诞辰，在这一天缅怀父亲，心中更加崇敬。
我退休前曾任昆明市的副市长，和平年代单纯做行政工作，与父亲在战争年代、经济建设年代所面对的艰辛和挑战简直没法比，因此，更加感到父亲那一代人精神的可贵。
从爱国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
我的父亲程子华，1905年出生在山西运城解州县，这里是“武圣人”关羽的故乡。父亲本姓苏，由于他的姨妈没有孩子，父亲很小便过继给了姨妈，从此改姓程，名世杰。父亲7岁读私塾，12岁进入模范国民小学，17岁考入国民师范。在那里，他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参加革命活动，改名程子华。
父亲从小就非常渴望学习，即便家境再贫寒，他也没有放弃求学的希望。父亲从小就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他幼年时期的偶像是戚继光。翻看父亲的回忆录，越发对父亲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和思想有所感悟。父亲曾在回忆录中记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校长在教室里挂了岳飞、关羽、戚继光等八幅历史军人画像，要同学们各选一人定为学习榜样。不少同学选了关羽，但我选择了戚继光。老师和同学都问我，你为什么不选择关羽？关羽是武圣人，又是我的同乡。那时，家乡的人非常迷信关羽，解州县城里还修建了一座雄伟的关帝庙，不但我们县，就是附近的一些县都要祭祀他。旧历的四月初八，传说是关羽磨刀的日子，要是这一天不下雨，就要抬着关羽的像上街求雨，还传说关羽是中条山常平村人，那地方连军阀和土匪都不敢去抢东西，如果谁敢去那里冒犯关老爷，就要遭到吃枪子打败仗的报应。我当时的想法是：一九一五年日本强迫袁世凯承认了二十一条要求，想灭亡中国，学关羽就只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戚继光是打倭寇的，以他为榜样，将来投笔从戎，打日本、救国家。
“高小毕业后，家里人还是劝我：不要再上学了，学做买卖几年就可以赚钱养家。可我还是想读书。要读书还得找个不花钱的学校，就决定到太原去投考国民师范。程家出不起路费，还是苏家的妈妈给了两块钱，我就带了这两块钱到太原，考入了国民师范，那是1922年秋天，我已经17岁了。太原国民师范是阎锡山在1919年创办的，青年经过培训后可以当小学教员。阎锡山当时是山西省督军兼省长。他还创办了学兵团、斌业中学、斌业大学，为晋军培养士官、军官。他办育才馆，训练县政府承审、县长；还轮训村长。太原国民师范的教学体制受黄炎培办职业教育的影响，每天下午两小时正课后，有两小时劳作，校内设有做木工、纽扣，制造肥皂、粉笔，编织毛线、手套、围巾等各种产品的手工工厂。学生每学期轮选学习一种手工。学校是官费，每个学生每月发3.6元的伙食费。学生自己办伙食，每月略有节余，还可以分到一点零用钱。学习的讲义大部分是学校印发，只有英文和代数用课本，学生付半费。国民师范学生大多数是穷人家子弟，太原曾流行一句话‘国民师范，拉洋车的一半。’学校有军事课，每周还有一次野外演习。我喜欢军事课，认为要反抗侵略就得学会打仗。
“1924年，阎锡山创办了进山中学，录取比一般学校学生水平高的学生，全官费。我牺牲了太原国民师范二年级学历，投考进山中学第二班，考生约2000人，录取40人，我考上了。入学后，我连每月的伙食费都出不起，要求官费，学校当局不批准，我就向国民师范体育教员要求回国民师范，因为我是校足球队的中心队员，体育教员高兴地欢迎我回校。那时正值太原高中等学校秋季足球比赛，国民师范同另一学校比赛，上半场输了一个球，下半场要我上场，我踢进了一球扳成平局。回校后，我领导41班同学驱逐了班主任，鼓励了各班同学反班主任压迫的斗争。我成为闹抗税学潮的领头人之一。成立学生会时，纪秀川被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副会长。我们两人一起闹学潮，彼此了解。有一次他问我：‘你爱国，爱什么样的国呢？封建军阀统治的、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进行军阀混战和压迫老百姓的国，你也爱吗？’他还向我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介绍我看《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史》等书籍，我慢慢地知道了共产主义思想，开始从单纯的爱国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
抗日战争印记
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他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受党委派1927年初考入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编进入伍生第二大队第八队，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红军时代，父亲本在中央苏区任职。1934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和父亲谈话派他去更为艰苦的鄂豫晥根据地工作，经鄂豫皖省委决定父亲任红25军军长。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任军团政委。抗战时期，父亲的经历大致可以分成三段：从抗战爆发至1938年底在山西工作；1939年1月到冀中工作，任冀中军区政委、后兼冀中区党委书记；1943年8月直至抗战胜利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后又代理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抗日战争，国共合作。父亲是山西人，去山西第二战区工作，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国共两党均有人参加。他还有一个职务是不公开的：中共战动总会高级党团书记。等于我党派驻战动总会的实际负责人。
战动总会的工作环境是异常复杂的，父亲做这一工作却游刃有余，不仅利用战动总会为我军及友军提供物质等后勤保障，还利用这块合法的牌子建立起一大批基层政权，如晋西北32个县的基层政权，就一直掌握在战动总会手里。不仅为120师提供了一块自己的根据地，甚至还抓起来一支武装——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这支队伍里有不少是太原兵工厂的工人，后来发展成工卫旅，这是我党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工人武装。当时中央对父亲的工作是予以了充分肯定的。1938年7月4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曾致电我父亲说：“动委会工作已获得很大成绩，望在各方面进行巩固。”并对他带病工作表示慰问，还说要补贴他100元钱看病。我父亲觉得中央经济上很困难，没有要这100元钱。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决定派父亲到冀中军区任政委。冀中当时是平汉、津浦、北宁（北平—天津段）和石德路（石门到德州）这四条铁路的中心，号称有800万人口，比当年的中央苏区都多，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比海南岛（3.3万公里）都大，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本人想了不少法子来对付冀中，其中一个法子就是“囚笼政策”。日本人在冀中修的公路高出地面，便于居高临下发挥火力，公路圈圈相连、环环相套，便于机动，封锁沟深3-10米，能挖出水来。这么一来，我方人员活动就很不便了。1939年12月，父亲与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专门打电报给八路军总部，虽然父亲一向是很沉得住气，但这次也少见地表现出焦虑说：“绝不能让敌修成”，否则“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接到这封电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领导集思广益，决定联合各军区、各部队大干一场，彻底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这就是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
冀中能够坚持下来，与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分不开。按说冀中的几位主要领导，背景大不相同，我父亲是黄埔生、老红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来自东北军，冀中区委书记黄敬则来自白区，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似乎不易处好，但实际却十分团结，用吕司令的话讲，就是虽有不同意见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个人之间毫无芥蒂”，工作“同心协力，得心应手，心情舒畅” 。冀中的老人们讲，每当老红军与知识干部、本地干部发生矛盾时，程政委总是对老红军要求严一些，说：“要允许人家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嘛。”他抱着这种态度去工作，领导班子才可能团结协力。
1943年8月，父亲被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和刘澜涛一起配合聂荣臻工作。在聂荣臻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期间，父亲出任晋察冀代理书记和代理政委，和军区司令员萧克一起主持晋察冀的工作，以后萧克也去了延安，父亲又代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这两年间父亲不仅主持了晋察冀的政治和军事工作，还全面主持了晋察冀的经济工作，兼任第一任工商局长和经委主任，聂荣臻惊叹道：“没想到你程子华不光会打仗呀！”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直在经济领域工作的原因。
从1938年11月到1945年8月，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领导冀中军民，与日军、伪军、顽军在广袤的冀中平原上，浴血奋战7年之久。1945年10月，父亲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委员、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48年，父亲亲自指挥了著名的隆化战役。
小时候，还记得我们一起看《董存瑞》的电影，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行为深感震撼。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英雄董存瑞是父亲树立的。当年，5月25 日下午4 点多，战斗胜利结束后，父亲来到隆化城视察战果。当走到隆化中学前面时，只见一个班的战士在那里恸哭。父亲上前询问：“为什么打了胜仗反而哭呢？”战士呜咽着告诉他：“我们的班长董存瑞为掩护全连冲锋，只身托住一包黄色炸药炸掉了一个横跨在旱河上的桥形碉堡，壮烈牺牲了。”战士还说，战友们在战场上找了半天，最后只找到了一只鞋子，像是班长董存瑞的，现在大家正对着这只鞋哀悼他们的好班长。
父亲听后十分震撼，他让秘书连夜到董存瑞所在的部队里去，搜集有关董存瑞的事迹，并亲自写下《董存瑞同志永垂不朽》一文，表彰他的英雄事迹，要求《群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还要写一篇社论颂扬。董存瑞从此被树立为全军学习的榜样。
严于律己朴实勤俭
父亲一生转战南北，历经各个革命战争时期的严峻考验。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于1950年2月赴家乡，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从此，他结束了长达22年的戎马生涯，步入建设新中国的激情燃烧岁月。
1978年，父亲任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这年父亲已经73岁高龄，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把民政部组建起来。1980年8月，父亲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1983年6月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创办之初任务十分艰巨，父亲出任同学会常务副会长、顾问长达7年多，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1991年2月19日，父亲接见台湾四海同心会执行长张琦，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两岸联谊活动。在他与世长辞的两周前，还坐着轮椅出席了同学会理事扩大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3月30日傍晚在弥留之际，他仍然魂系台湾黄埔同学，梦萦访问团校友，“台湾同学可能到广州了吧？我不能陪同了……我见不到他们了……”当夜父亲飘然远行、令人心碎。享年86岁。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几乎没有追求，一辈子朴实、勤俭。我很少见到父亲为自己添置什么新衣裳。印象中，只有一次父亲和吕正操相伴逛北京百货大楼，两个人各自为自己买了一件很不适用的的确良背心，成了我们的话柄。除了工作，父亲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打台球，他和邓小平、段君毅、张廷发等打了十几年的台球，父亲打台球讲究精益求精，听说他很少输球，所以很少钻桌子。父亲年轻时是很好的足球运动员，他一生都对中国的足球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毕生的希望就是能够看到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1982年，在父亲担任中国足球协会名誉主席期间，那年中国队和香港队的那场比赛，是决定中国队能否冲出亚洲的关键。赛前，父亲特地把全足球队的队员请到家里来，在客厅里铺开战局商量对策，赛后总是认真总结经验，鼓励教练员和运动员们。那时宋任穷是中国排球协会的名誉主席，宋伯伯经常调侃父亲说：怎么我的排球队总赢，你的足球队老输，而父亲总是报以笑容。
父亲和吕正操伯伯感情深厚，很看重战友情。当年战争时期给父亲牵马的马夫，父亲也留在了身边。父亲一生严于律己，从不愿意给别人和组织增添麻烦，就是他双手残疾，他也是能自己干的就决不麻烦其他人。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常常笑眯眯地说，“《红灯记》里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体会平和与平衡
父亲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要求我们学好数理化。在他的教导下，家里的几个孩子都是搞理工科的。
我出生于1946年9月。1970年大学毕业后，先在南京无线电厂工作，1973年回到北京，进入航天部工作，后调入国家科委。1989年，我被调入国务院研究室文卫局。
1994年，我来到昆明任副市长。从一名科研技术人员，逐渐成长为多方位的政府管理人员，走上从政之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体会到父亲的不易。
在异常忙碌的时候，父亲认真、严格的做事风格常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即便工作再忙，我也给自己定了一个要求，所有的会议稿件必须亲自修改。我后来负责文教口，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这些彼此没有联系的系统，怎么做到整体规划，是我的职能所在。我参照国外各种项目的实施方法，花小钱办大事，先科学调研，设计整体实施方案和步骤，再科学地进行阶段落实。在我的建议下，昆明的重点大学恢复了课题研究，比如滇池水源地怎么保护，固体废弃物怎么处理，村庄怎么来发展，都先有课题研究，再去科学开展，避免盲目拨款建设，浪费国家资源。
如今，我到了退休的年龄，很想更多地参与到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中，当我见到父亲的老战友、战友子女，同他们交谈，获悉有关父亲的更多信息后，我似乎离父亲更近了。在我看来，父亲的一生是平和与平衡的。从政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人的一生要做到平和与平衡是多么的不易。父亲做到了。他给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我希望不仅是我，更多的中华儿女能沿着父辈们的足迹前行！（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