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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水深流”——黄济人说这是他最喜欢的4个字。这也是黄济人人生的写照：1979年，还是在校大学生的他写出了一部名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报告文学，生动描述了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沈醉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处的改造经过，吸引了海内外成千上万的读者。黄济人自此走入了独特的“国民党题材”创作领域，写下《崩溃》、《哀兵》、《征夫泪》等一系列作品。2013年5月，《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下部和之前已出版的部分合成“完全本”，从国民党战犯们获赦后写起，描述他们如何遭遇“文革”的冲击，经受改革开放的洗礼——当年大学时写出来的那一点“水”，已经被黄济人挖成了一口“井”，厚重而幽深。
2013年6月18日，黄济人在北京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他几乎烟不离手，抽了一根又一根。烟雾氤氲，眼神却是清亮的，低沉的声音诉说着自己的人生和写作，波澜不惊。
一部书改变命运
黄济人自称是“失败者的后代”。1947年，他出生在北京，名字起自“济世救人”。他的父亲黄剑夫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北平和平解放前以国民党第16军22师师长的身份驻守德胜门。
“当时，傅作义一方面想和平起义，一方面也在察言观色，看嫡系部队的反应。结果共产党一下子把国民党第3军打掉了，嫡系部队就剩下了驻守北平的第16军。16军军长袁朴抱病回南京了，群龙无首。我父亲所在的22师算16军的主力部队，傅作义晚上就来到我家，让我父亲接任军长。结果我父亲被吓住了，第二天就飞回南京。后来他在西南继续作战，1950年在川北一个叫阆中的古城打不动了，被迫投诚。投诚时，一个军连一个师的人马都不够了。”
1951年，刘伯承创立南京军事学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被认为是“国民党起义将领”的黄剑夫和其他一些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将领一起，被安排前往任教。黄济人的童年就在那个大院里度过。50年代“清匪反霸”、“三反”、“五反”等运动一波波袭来，这个家庭所受的磨难，大致能够料想。“小的时候不懂事，但已经感受到父辈的忧郁、寡言和那种莫名的惆怅。”
渐渐长大后，黄济人自己也经受着那种痛苦。“‘文革’时，父辈们穿着解放军军装，都不能幸免被抄家的厄运。院子里几乎家家被抄，挖地三尺。”1969年，黄济人当了知青，上山下乡一去就是8年。住在茅草房里吃糠咽菜，最苦的却不是物质上的。“思想上时刻担惊受怕，就怕犯错。我临摹了一幅印度漫画，贴在我的床头。我觉得它画的就是我。一个人拉板车爬坡，车上的货物堆成了小山，拉车人必须像狗一样趴下去，才能把车拉动。漫画的原题叫《生活的重量》，我改成了《精神的重量》。”
这道坡，黄济人最终还是爬上去了。1977年恢复高考，他报名参加并考上了四川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全国都流行写“伤痕”文学、知青题材，刘心武的《班主任》、叶辛的《蹉跎岁月》等出一部火一部。黄济人也在尝试，但总觉得追在别人后面跑，肯定不容易成功。改变的契机很快到来：1978年，父亲黄剑夫获得平反，补办的追悼会上，多年未见的舅父邱行湘也来了。邱行湘是国民党高级将领，1948年被俘，1957年获特赦。相见后，他把自己在功德林改造的经历讲给了黄济人听。
功德林原先是北京德胜门外的一所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为监狱，新中国成立后直属公安部管辖，改为战犯管理所，关押着上百名高级战犯。黄济人于是决定写一本讲述国民党战犯如何被改造的书。1978年暑假，他向家里要了仅够路费的钱，带着一书包的馒头和舅舅的介绍信出发了。在南京、北京和上海，他找了二三十个当年的战俘，其中有几位赫赫有名，如杜聿明、黄维、沈醉、宋希濂、文强、杨伯涛等。
黄维的反应让黄济人最为难忘。“我去他家时淋过雨，鞋上带了很多水印，袜子也湿了。他为我拿了鞋，把新袜子放在我的膝头。看到我的鞋有点破，就问：‘你怎么这么穷？是不是好吃懒做？’我回答不是，他接着说：‘我又有什么资格来问你。都是我们打了败仗，才让你们吃苦。’”当得知黄济人想写国民党战犯时，他很认真地说：“我最看不起的就是文人，不管是封建社会还是现在，歌功颂德都很无聊。你肩膀那么宽，还是去当木匠吧。”即便这样，黄济人还是从黄维等人手中获得了大批资料。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写出了28万字的书稿，定名为《功德林》。
写好后，黄济人把唯一的手稿寄到了公安部。没想到一个月后，居然收到了回信，要他前往北京改稿。1980年，改名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书稿在杂志上连载；1982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卖出200万册，其后还被改编成电影《决战之后》；1983年，黄济人调至重庆市文联并创作至今。
不要说谁对不起谁
环球人物杂志：已经过去30多年了，为什么重新续写《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黄济人：我到北京改完书稿，就被推荐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馆当了一段时间编辑。每天和杜聿明等国民党将领打交道，资料一直在增加。写续篇是很久以来就有的想法。
2011年，重庆本来有套《打黑丛书》要出版，我也被分了写作任务。那套书的原定出版方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守文过来和作者们沟通。见面后问我：“能不能找个时间单独谈谈？”我答应了，结果一见面，他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其实我对打黑题材不感兴趣，我是奔着你来的。你当年那本书没在我们社出，我一直觉得很遗憾。”他背了很多我书里的内容，我当场就答应和他合作。
环球人物杂志：两次的写作状态有何不同？
黄济人：虽然写的内容都是胜利者如何对待失败者，失败者如何接受失败，但顾忌越来越少。如果说30年前，有些语言的表达还是羞羞答答、语焉不详，现在就能说得直白一些。比如当年出书前，我请杜聿明先生题了字，原本想做成封面，结果出版方认为杜聿明是使用过毒气的战犯，坚决不同意。最后只好把杜先生的字放在扉页上。
环球人物杂志：当年这本书写的算是“禁区”，王蒙曾评价它“参加了思想解放的大合唱”，但也有人觉得不能接受。比如东北一个部队以“全体指战员”署名，寄信给你说“国民党800万军队都被我们打垮了，想不到你作为他们的后裔，还胆敢用笔继续与我们作战，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估计这次写完，还会有这样的来信吗？
黄济人：以前常讲国民党对日本人“一枪不放”，还说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期间逃到峨嵋山上，不给桃子挑水，一胜利却把手伸得老长，要下山摘桃。这种思想灌输了很多年，那封信上的话其实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观念。不过现在时代真是变化了，以前人们都骂我把国民党写得太好，现在也有人会说我把国民党写得太坏。我自己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失败者不是鬼，胜利者也不是神。
环球人物杂志：你与杜聿明、沈醉等都有过亲密接触，在你眼中，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黄济人：我不敢去评价历史的是非功过，只能谈我接触到的。沈先生死时唯一的要求是把自己的遗体捐了。我与杜先生访谈较多，整理出来的大概有10万字。因为经常去他家，也亲眼见到一些事情。他去世前，在医院对老伴曹秀清说：“我警告你！我死了以后，你别到杜致礼、杨振宁（女儿、女婿，当时在美国）那儿去，也别去香港（其他子女处），去了人家就利用你。共产党待我不薄，不要给共产党添麻烦。”
杜先生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也来了，我就站在他身后，看到他向杜聿明深深地鞠躬。当年淮海战场上的两个老对手，恩仇都化作历史。
环球人物杂志：台湾那边怎么看待你的作品？
黄济人：1993年，我在大陆出了一本《重庆谈判》，台湾致良出版社也出了，因此去了一趟台湾，开了个座谈会。会开不久，就有人很不客气地说我为中共涂脂抹粉，这个人当年是军统负责稽查报刊的，说中共总搞阴谋诡计，等等。但大部分人会觉得“大势已去”，谈什么都无聊。有的人也会大骂国民党，骂得很狠，认为国民党不亡，没有天理。
我一直想通过写作让人们关注，为什么一度那么强大的国民党会失败，这也是写《崩溃》等作品的初衷。
环球人物杂志：时代虽然在发展，大陆和台湾的史观仍然有很大差别。怎么化解这种差异？
黄济人：我对周恩来的一段话印象很深。首批战犯特赦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他们。他等了一会儿，干脆出来到院子里等。当车开进来时，隔着玻璃，他就叫“扩情”、“扩情”。这个叫曾扩情的人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曾经在政治部任少校科员，跟随周恩来参加过第一次东征。曾扩情面红耳赤，半晌才说了一句话：“周先生，我走错路，对不起你！”周恩来的回答是：“等一下进去，你不要再说谁对不起谁。”
功过是非当事人是说不清楚的，只能让时间去评判。
环球人物杂志：这部作品对现在的官员腐败等问题是否有警示意义？
黄济人：我没考虑这个问题。写昨天的故事是为了给今天的人看，至于读者看的时候想到什么，作者也很难控制。我能保证的，只是事实的真伪。
能立在地上的才是好作品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重庆当过多年市文联主席，在你眼中，什么才是好作品？为什么现在好作品如此少？
黄济人：马克思说：“商品是诗歌的天敌。”这话套在文学上也一样。我们现在每年出书不是几万本，而是几十万本。可绝大多数是垃圾。
大环境是一方面，以前人们对文学、精神的追求就像追逐空气和阳光一样，一本佳作往往能不胫而走，尤其是“文革”结束，思想刚刚解放的时候。
书和写作者自身的问题是一方面，大部分人的生活环境在那里摆着。
环球人物杂志：重庆作协曾因吸纳明星作家刘晓庆、9岁的儿童作家徐毅等饱受争议。吸纳他们出于什么考虑？
黄济人：刘晓庆本身是中国作协会员。按规定，中国作协会员申请加入地方作协，是不需要讨论直接通过的。至于儿童作家，其他的我不清楚，我自己任职期间吸纳过一个17岁的孩子。他写关于问题少年吸毒、斗殴的小说，我看了之后很受触动。他说：“我就是想让大人们看看，现在的孩子都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地步。”在我眼里，他的写作不输于郭敬明。这才是立在地上的东西，更可信，更实在。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作家都是在困顿中写的作品更经典，作协这种体制对作家来讲，是种束缚吗？
黄济人：创作环境非常糟糕的时候，更容易有一些真情实感。老作家们喜欢说一句话：住五星级酒店可写不出好作品。它有一定的道理。饥寒交迫、生存危机中产生的东西总是让人感觉更悲壮。现在我们创作时，视作文学生命的真情实感好像越来越少了。
至于作协，外国作家们常开玩笑说，你们中国作家最幸福，事实上，他们是对这种体制感到莫名其妙。作家应该是自由工作者，把作家变成公务员其实是很荒唐的，虽然我本人也是作协成员。养大批作家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思想的停滞，亵渎了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