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禾：“打工女孩是我的榜样”

    “有什么值得如此骄傲？是的，我们没有什么值得骄傲。我们的口袋总是空空，因为我们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打工者。但是我们还有一点值得骄傲的资本，就是我们还年轻，我们的口袋空没关系，只要我们的脑袋不空就可以。因为我们还年轻，我们可以努力去奋斗，去拼搏。朋友，不要因为我们是普通打工者而感到自卑，我们没有理由自卑，成功并没有规定属于谁，成功的大门永远向任何一个人敞开。”

    如往常一样，在中国参加新书推介活动时，张彤禾总不忘在开场时朗读一段春明的日记。

    今年4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美籍华裔女记者，她43岁，皮肤有点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七八岁。“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能够更容易地融入打工女孩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张彤禾告诉记者。她的《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中文版近日出版，敏和春明这两个打工女孩则是书中的主角。

    为写这本书，张彤禾花了两年时间与广东东莞的打工女孩一起生活，和她们一同回农村老家过年；当她们开始找男朋友时，她也跟着去约会；当她们遇到人生困惑时，她是最好的听众；她们也不介意与她分享日记和短信内容……2008年，《打工女孩》英文版面市，广受好评，随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

    在美国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张彤禾说：“中国工人并不是一个零件，他们不是因为要为我们生产iPod才被迫进入工厂的，他们选择背井离乡，是为了挣钱、学习新的技能，以及看看这个世界。”

    和打工女孩一样吃2块钱一碗的面条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正朝着“世界工厂”的方向迈进，张彤禾是见证者之一。她199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历史和文学专业，1993年开始为《华尔街日报》工作，当了10多年驻华记者。

    2004年，张彤禾开始关注中国农民工。“当时，中国农民工数量超过1亿，是100年间欧洲移民到美国总人数的3倍。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他们长年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同时，她也注意到，“几乎所有国外媒体，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民工在工厂里的悲惨遭遇上：手指被机器切断，受到老板的不公平待遇，甚至因为过分压抑而自杀……如果条件真的那么恶劣，并且很难真正成功，为何还有那么多农民工进城工作？”

    张彤禾把关注点放在了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东莞没有记忆，又充满了生机。如果你能受得了这里，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在街头，她和每个女孩搭话，问她们的名字、来自哪里、出来之后的故事。她发现，每个人都记得自己出来那天的事：家人哭着把自己送出门；还有就是被骗的经历，有人说帮她们找工作但拿了钱就走了……

    2004年3月，张彤禾在一位朋友家见到了敏，“她矮小结实，一头卷发，眼睛乌黑，目光敏锐，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敏爽快地告诉她：“我从湖北农村出来，家里5个孩子，我排老二。父母都是种地的，家里条件不好。”

    见面那天，敏“刚从车间里出来”。过去一年，她辞掉了两份流水线工人的工作，在一家工厂的办公室做文员，800元的工资是过去的两倍。在招聘考试中，敏的成绩并不好，但经理觉得她的字写得好，而且很直爽。“老天还是公平的，它让我辛苦了一年，但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始。”敏告诉张彤禾。张彤禾觉得敏不简单，“她刚满18岁，却已经是开创新生活的专家了。”

    为了更深入了解敏和其他女孩，张彤禾在东莞租下一套每月1300元的公寓。平时，张彤禾和打工女孩一样，只坐公交车，吃2块钱一碗的面条。2005年春节，张彤禾随敏到她的老家过年。席间，敏父亲说想买辆摩托车。“多少钱？”张彤禾问。“七八千块。”敏回答。敏的父亲则表示：“2000多就能买。”敏不同意：“那不好，你想把时间都花在修车上吗？”敏对老乡也很热情，遇到同样在外面打工但没她过得好的姐妹，她就会主动邀请她们去自己的工厂上班。

    2005年，张彤禾把自己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几篇关于敏的文章拿给她本人看，敏仔细地看到最后一页，又翻到背面看了看，“完了？我还想继续看下去。”张彤禾答应她会继续写。

    “学会了英语，就能进入新的圈子”

    张彤禾第一次见到春明是2004年秋天，在东莞的一家交友俱乐部。这家俱乐部由全国妇联运营管理，初衷主要是帮助女人在这个女多男少的城市里找到配偶。所有人做完自我介绍后就直接坐下，只有春明自信地加上了一句：“我来这里的目的是多给自己一些机会。”张彤禾对她产生了兴趣，和她攀谈起来。春明当时29岁，在一家瑞典建材公司做销售员，已度过了敏当时所处的初级阶段。她来自湖南农村，做过玩具厂女工，卖过藏药和墓穴，干过传销，拉过广告，开过建材公司……曾经一夜暴富，也曾经蚀光老本、一落千丈。

    春明比张彤禾小5岁，两个人更聊得来。春明去过两次交友俱乐部安排的约会，但最终都以“我们还是做朋友吧”拒绝了对方。她在网上约会，让张彤禾坐在旁边给她当参谋。她还报了个外语学习班，“如果我学会了英语，就能进入新的圈子。”

    一件小事让张彤禾从春明身上学到了很多。有一次，张彤禾乘飞机去深圳看望春明，把行李箱落在了在深圳机场所搭的出租车里。从未坐过飞机的春明得知后告诉张彤禾，机场肯定有相关记录。她们赶到机场后，发现确实有录像记录，并找到了当事车辆。春明通过乘车发票上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出租车公司，最终找到了那辆车，要回了行李箱。“这种智慧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以及‘我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信念，正是春明的特点和魅力，让我受益匪浅。”

    随着了解的深入，张彤禾觉得打工对这些女孩子来说，并不是悲情经历，“是自尊，而不是恐惧让她们留在城市。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你的命运。”再后来，她发觉自己和这些女孩在情感上有着那么深的联系，“我也离开了家，了解在举目无亲的地方孤独漂浮的感觉，也能理解那种开始全新生活的快乐和自由。”

    现在，张彤禾仍然和春明、敏保持联系。“春明仍然未婚，过着独立的生活，还在执着地寻找着真爱。敏在惠州一家工厂的采购部门工作，嫁给了一个打工的男孩子，两人攒钱买了一辆二手别克汽车和一套房子，婆婆帮他们看孩子。”

    与丈夫各写各的

    《打工女孩》扉页是一张手绘的中国地图，除了有一些大城市的名字之外，还标注了3个村子的位置，分别是敏的家乡、春明的家乡和张彤禾的祖籍地——吉林一个名叫“六台村”的地方。她们3个人有共同之处：都经历了迁徙。

    “我的祖父离开了吉林老家的村子，改了名字，决心重塑一个新时代的自己。他先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又去了美国。在日记里，他抄下一行行英文单词，激励自己努力学习。7年后，他回到中国，我的父亲和4个兄弟姐妹都出生在这里。多年后，他们又一一去了美国。”张彤禾在书的序中写道。她的祖父张莘夫是民国时期的地质学家，父亲张立纲是著名物理学家。“我家的故事和打工女孩的故事，都是中国在经历长期封闭之后，年轻人离开家乡的故事。正是早期的动荡和悲剧赋予了当下深刻的意义。”

    张彤禾的丈夫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叫何伟，同样热衷于对中国的研究和报道，以“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广为人知。她独自在东莞奔波，偶尔感到孤独，就给何伟写一封长长的邮件，把所见所闻告诉他；他则回复一封长长的邮件，把他的看法和反馈告诉她。“有时，只要有一个人对你做的事感兴趣，就会让你有信心坚持做下去。”

    2007年，张彤禾与何伟各自带着一大堆调研材料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建新家。“我在写这本书时，何伟在另一个房间写《寻路中国》。”张彤禾说。两人虽然同时写关于中国的著作，甚至题材相近，但都是各写各的，不互相掺和。

    2011年，张彤禾与何伟带着1岁的双胞胎女儿到埃及开罗定居。“离开中国之后，我们希望去另一个发展中国家生活，并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我们也希望写一些关于埃及的故事。”张彤禾说，他们准备在埃及生活5年，然后返回中国。“等女儿大一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对中国进行深入报道。”

    属于人的故事能够超越时间和地点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特别关注打工女孩？

    张彤禾：我对迁移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很感兴趣。在我看来，迁移对妇女的影响可能会比年轻男子更深远、更复杂。在农村，年轻妇女地位很低；但在工厂，她们是更受青睐的工人，价值有时会高于年轻男性。我想看一看这些妇女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过渡，如何从“地位低”转变到“有价值”。我也希望了解这种过渡过程中，她们与家人以及与自己发生的冲突。

    另外，我自己是一个女人。这个共同的身份，可以让我更容易和她们沟通，也能更好地了解她们。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希望通过一个个打工女孩的微观故事来反映一个宏观的中国吗？

    张彤禾：是的，我觉得，她们的故事就是当代中国的故事。中国社会在机遇和压力双重夹击下，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全球化社会转变，而她们的经历就是所有中国人的范本。现在的中国，生活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社会各阶层似乎都独处在各自陌生的世界，他们必须学会如何竞争，如何创业。一个中国律师朋友告诉我，敏的故事，也是她的故事，“我感觉敏就像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和她之间没什么不同。她行动、思考、努力，我也一样。”尽管这位律师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她的生活也依然存在不确定性，随时会变化。

    环球人物杂志：《打工女孩》这本书记录了女孩们们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将近20年的人生故事。在你看来，中国这20年来有什么变化？

    张彤禾：这2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随着经济增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这些变化迫使他们放弃过去的稳定生活，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人们开始买房买车，成为全球商品的消费者。另一方面，这个时代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婚姻易碎，代沟加深，价值观和道德发生改变。这些变化在流动人口的生活中都有深刻体现，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他们的故事。

    环球人物杂志：这本书完成于5年前，现在才出中文版，你会不会担心有些材料已经过时？5年足以让中国有很大变化。

    张彤禾：如果你仅仅围绕一个话题来讲，就有过时的风险，因为话题会变。而我着眼于人，不仅写她们的迁徙，还有她们与老板、同事、朋友、家人的关系，以及商业世界的腐败和她们吸收外来观念、学着认识世界的情况。这些属于人的故事能够超越时间和地点。

    环球人物杂志：敏和春明两位主角的故事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可以说她们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这能代表中国打工女孩的整体状况吗？

    张彤禾：我想写的是具有典型流动人口特征的年轻女性，敏和春明都符合要求：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没上过高中或是大学，十六七岁走出家门。很多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也都是农民工生活中的典型事例，比如春明差点被骗去卖淫，敏跟第一个老板吵架才促使她跳槽……虽然她们每个人都有独特之处——敏是勇气与韧性兼顾，春明则始终在追寻幸福和生命的意义，但她们的雄心和百折不挠的劲头是中国农民工普遍拥有的特质。

    环球人物杂志：和这些女孩在一起这么久，她们对你有什么影响？

    张彤禾：很多人觉得打工女孩是弱势群体，她们无力改变命运，但实际上她们根本就不这么看待自己。她们敢挑战老板的权威，自己找课外班学习英语和电脑……她们总在和自己的弱势做斗争，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生活。她们是我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