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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打响之后，人们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中日两军都在使用日本绘制的中国地图，因为它的精确程度比中国人自己画得还要高。清末以来，日本间谍以顾问、游历者等身份在中国的活动之猖獗和深入，可见一斑。这种深入同样存在于对中国政坛人物的监控方面。在民国初年，相关情报源源不断地以《支那特报》等方式传递到日本政界领导人手中。今天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所保存的旧档案中，便保留了很多这样的历史痕迹。
不过，这些严密的监控大多只针对当权的政界、军界巨头，以失势之身仍被日方悄然关注的，段祺瑞堪称特例。
第一眼看去不似聪明绝顶之辈
在1916年出版的《支那年鉴》中，“段祺瑞”条目下，记录了段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赴德国克虏伯工厂（德国军火商克虏伯所建）深造一年的经历，并描述了他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与担任袁世凯内阁陆军总长后，与袁的长子袁克定的冲突。记述之详细，与今天我们了解的信息几无二致。
1917年，日本思想家、著名学者德富苏峰访问北京时，曾专程拜访段祺瑞，并获赠小照片一枚。德富苏峰称段的相貌酷似日本贵族院议员田中源太郎，是个“肤色黝黑的小个子，颧骨有些突出，双目有神，极为干练。”评价他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是“少有寡言沉毅之人，可托大事。第一眼看去不似聪明绝顶之辈，但相处之后便会感到其意志和自信。”日方对段祺瑞如此重视，关键在于认为他有才能，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日本过从甚密，或可在将来扶植为日本在中国的代理人。
不过，段祺瑞明显让日本人失望了。1919年，段祺瑞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引发学生游行，直系军阀曹锟于次年趁机兴兵，直皖战争爆发。数日内，皖兵彻底失败，段祺瑞自戕未成，黯然离开政治舞台。
在1921年9月20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的秘密文件《支那情报第十三号》中，有一篇名为《最近支那政派人物观》的分析文章，收集了当时中国政坛上几乎所有重要人物的动态。这其中大多篇目冠以“山东督军田中玉”，“直鲁巡阅使曹锟”等名称，段祺瑞则仅有名字，没有头衔——他当时已被迫下野，只是个平头老百姓。但日方仍严密记录其行踪——“段祺瑞，近来在家中与王照、张国英、吴中英以及另外两三名棋手每日对弈，聊以度日。一说他与张作霖有所勾结，试图复辟，但到今天为止，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这种谣言并无根据。段氏近来崇信佛教，与几年前相比颇有一些衰老之态，看起来似乎只关心围棋，对其它事不感兴趣了。在他的宅第附近，也看不到直系和奉系的监控人员。其皖系的旧旅长胡叔麒、旧讲武堂校长陶云鹤等结伴在长江流域进行游历，稍后将赴杭州……”
政客下台后，或隐藏爪牙，一心复出；或颓唐消沉，惶惶不可终日。但如段祺瑞这样醉心围棋的，古之罕见，日方情报人员只怕心中也在暗暗称奇。
行韬光养晦之策
段祺瑞的确对围棋很有爱好，只是棋品并不好，这在中文资料里也有记载。国手陈祖德曾经描述这位爱棋如命的军阀——“他的棋艺不算高明，但却酷爱下棋，且自以为是，仗着他的地位，他只能赢，不能输。当时国内凡有名望的多被他召去对弈，又都知道他非‘赢’不可，于是对弈的结果总是他获胜。每当此时，他情绪高涨，不但要夸奖与他对弈的名手，还要送些钱财。不过谁一旦取胜，那简直如同触犯了皇帝，马上会被轰出去，一个钱也拿不到。那时偌大的中国只有一个人敢胜他而又使他无可奈何，此人乃他的亲生儿子。”
这个“亲生儿子”指的是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此子在棋盘上对老爹从不容情，曾有一次把段祺瑞杀得鼻子都气歪了，需要按摩才得以复位。
陈祖德先生对段祺瑞看法不佳，多半是因为他的老师顾水如经常被段请去下棋，中间只怕也难免有捏着鼻子给老段让棋的经历。其实段祺瑞对中国围棋事业是颇有贡献的，无论顾水如还是吴清源，到日本学棋都是段出资赞助的。
日本那篇段祺瑞赋闲后下棋的情报，没做分析，但仔细看就会明白，段祺瑞只怕并不甘心，借着下棋，行韬光养晦之策，目的仍是东山再起。因为文中提到陪他下棋的几名高手，不但是围棋名家，更是段祺瑞最忠实的幕僚。
王照，年轻时参与戊戌变法，后来参与新军训练，成为段祺瑞的心腹。值得一提的是，王照还是汉语拼音的发明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才子。
张国英，本人的事迹乏善可陈，但他是王辑唐与段祺瑞之间的联系人。王辑唐则是皖系军阀的重要人物，曾担任内务部长、众议院议长等职。
吴中英，是段祺瑞的老乡和得意门生，曾执掌国防部。不过，他的价值并不在于军事才能，而在于他是段祺瑞与冯玉祥之间的桥梁。吴中英曾在辛亥革命中营救过被清廷所抓的冯玉祥，后来穿针引线，促使段冯合作。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冯玉祥倒戈，搞垮了如日中天的吴佩孚，段祺瑞才得以重新出山。
至于那几位段祺瑞旧将在杭州附近的活动，更不是“游历”二字可以说得过去的——只要知道浙江督军卢永祥部是皖系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这些人去浙江干什么，就昭然若揭了。
100万的缓兵之计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段祺瑞一度重掌北京政权，但很快失势，心腹大将徐树铮也被冯玉祥所杀，段离开政坛，一蹶不振。然而，日本关于段祺瑞的情报，却在1933年前后又形成新高潮——这年1月到2月日本驻华机构给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密电中，1227号、1730号、2264号等，连续对段祺瑞的行迹进行密集追踪，焦急之情跃然纸上。其主题为“段祺瑞南下”问题。
根据日方情报，段祺瑞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屡次参加张学良在顺承王府等处召开的会议，显示了其仍然具备重要的影响力，这引起了日方的兴趣。在日方的拉拢下，段祺瑞一度虚与委蛇。中方资料显示，到1932年年底，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数次到天津秘密会晤段祺瑞，请他出面组织华北政府。然而，1933年1月，段突然摆脱日方纠缠，出走上海，让日方拉段下水当汉奸的企图顿时破灭。
段祺瑞南下前，日本本已有所觉察，但在1227号情报中，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不无得意地传达了一个错误信息——南京政府向北平方面提供100万元，用于转移段祺瑞等北洋政界人士南下，但在北平的东北军却将所有款项挪作军费。日本方面的分析是，段祺瑞等既然拿不到这笔钱，应该不会轻举妄动。
然而，到了1月27日，形势急转直下，段祺瑞突然前往上海，让监视的日方人员措手不及。在1730号情报中，以驻北平领事馆书记官身份为掩护的间谍中山不得不承认在段祺瑞南下过程中，张学良力请蒋介石向段发出邀请信，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看来，桑岛是被段张的缓兵之计所迷惑了。
而此前和日方虚与委蛇的段祺瑞，这时也坚决亮出了爱国立场，一方面果断地与曾追随其数十年的亲日派王辑唐等断绝关系；另一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
实际上，这时的段氏处境颇为艰难，他不置私产，收入有限，南京政府财政困难，也照顾不到他。日方所谓用百万元收买北洋政客的说法当属子虚乌有。到南方后，段的生活一度十分困窘，但他却甘之如饴，每日以礼佛下棋为乐，在生命的最后时段真正远离了政治和权力，过起了归隐林泉的生活。
1936年，段祺瑞病死于上海，遗言仍有“勿忘巩固国防”之语。几十年后，看到日方对段祺瑞拉拢、期待直至失望的记录，不得不感叹这位评价复杂的北洋枭雄，在关键时刻还是能够作出正确抉择，也捍卫了自己的政治大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