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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王永的电话，80%的时间都处于占线状态。自今年4月下旬，他提出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以来，就不断被采访、被质疑，被“推上风口浪尖”。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王永的声音中满是疲倦。作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和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王永认为“郭美美已经成为红会负面形象的代言人”。“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或许不足以重塑中国红会的公信力，但只要郭美美的事情一天不说清楚，红会就一天无法让自己恢复公信力。”
尘封两年旧案重提
“滚。”
这是今年4月20日四川芦山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发微博称将派工作组赶赴灾区考察灾情时，数万名网友整齐划一的留言。
“邮局没有郭美美，赈灾捐款免邮费。”
这是广州的一家邮局在自己的电子屏上打出的口号。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壹基金等民间公益组织的救灾行动在微博上收获了普遍的支持和赞扬。红会遭遇信任危机之严重，民众对红会的抵触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4月23日，地震发生3天后，红会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王永表示，社监委内部已经就重查郭美美事件达成共识。
红会社监委成立于2012年12月7日，是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由16名委员组成。所有委员和中国红十字会均无隶属关系，也不从红会领取任何形式的报酬。坊间普遍认为，郭美美事件导致红会遭到巨大压力，这一诱因，推动了红会社监委的成立。但社监委成立半年来，红会的信誉依然徘徊在历史最低点。
令王永没想到的是，他对郭美美事件的质疑，非但没有得到预想中的支持，反而招来了更大质疑。
第一个质疑是社监委的目的。2011年7月，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经给出过调查结果：“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会（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没有任何关系”。这次的调查，还能调查什么？
很多人认为社监委重查郭美美之举，并非履行监督作用，而是在为红会辟谣。甚至有说法称，王永在此时提议重查郭美美意在转移视线，淡化民众对红会的不满情绪。
“我能说什么呢？”王永无奈地反问了记者一句，随后又耐心解释道：“我已经3次提出重查郭美美事件了。第一次是这件事刚出来的时候，调查结果并不为民众满意；第二次是今年年初，我遇到红会相关负责人时口头表达了这一意向；第三次是芦山地震后，我与另外两名委员正式提议重查，怎么会是想为红会辟谣呢？”
第二个质疑是社监委的独立性。社监委不隶属于红会，但监督和调查产生的费用由红会承担。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对此，王永反复解释“被监督方支付监督方的工作经费符合国际惯例”，比如有机构找德勤做审计，并支付审计费用，这并不影响德勤的独立性。 “监督所产生的费用无法预支，而是事后凭票报销。事实上，目前社监委没有使用红会经费，而是由一位委员捐赠。”王永说这位委员不愿意透露姓名和捐赠数额，但款项使用情况将在6月19日社监委年中会上公布。
第三个质疑，也是王永目前无法给出完美解释的，是社监委的一致性。4月25日，记者采访王永当天，社监委原定要举行全体委员大会，会上王永将就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正式提交提案，经表决，半数以上委员同意即可开启调查程序。然而，因多数委员赶赴救灾一线，当天碰面的社监委委员只有4名，表决没有进行。王永当时告诉记者，社监委将在5月上旬救灾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就重查郭美美事件进行表决。
王永承认，社监委内部对重新调查郭美美一事意见并不统一。目前，公开支持重查郭美美事件的只有王永、刘姝威、黄伟民3位委员。多数委员都还没有公开表态，有些委员甚至在媒体大面积报道社监委拟重查郭美美一事时，尚不知情。而委员白岩松更是直接表达了反对意见。白岩松说：“是不是重查郭美美事件不是问题的关键，一来查过，而且有结论，再查也很难发现什么新东西，二来指望重查郭美美事件就可以让红会形象大转，属于太过一厢情愿也太过天真的想法。”
5月5日，王永给记者发来短信，提醒收看央视《面对面》节目对他的采访。节目中，王永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并透露，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将在6月19日的上半年年会中表决是否重查郭美美事件。
炫富明星一直很高调
如果将两年前的郭美美事件看作一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堪称集合了所有卖座因素。当“郭美美Baby”这个微博账号成为网络热点时，人们很难预料到，一名20岁的女孩，会将中国红十字会的社会公信力推入深渊。“百年红会，毁在了郭美美身上。”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的这句感慨，并非夸大其词。
郭美美成为网络“红人”，始于2011年6月。她在微博上大肆炫耀名牌包、豪车和奢侈生活，引起网民侧目。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她的微博认证身份居然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一时间，郭美美的财富和红会到底有没有关系，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当时郭美美在微博上辩解，称自己的公司和红会仅仅是合作关系，但在几个小时以后，这条微博就被删除。此后，郭美美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自己的微博身份认证是被表妹修改的，但后来又改口说自己是出于虚荣心修改了身份认证。说辞前后不一、破绽百出。
当年8月，郭美美在一档电视访谈栏目中承认，自己的“干爹”是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王军。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企业，主要业务是关于红十字会相关公益、服务项目的投资、运营和管理。郭美美称，她的奢侈品，包括玛莎拉蒂跑车都是王军所赠，不过她否认了王军赠车的钱与红会善款有关，据她说，王军是个地产商人，有自己的事业。访谈中，郭美美的母亲提到自己曾在上世纪90年代炒股，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赚了几百万”，网友因此讽刺称，郭母“堪比巴菲特”。
随后，郭美美又与当时的中红博爱负责人翁涛展开了一场互相揭丑的口水战。郭美美指责翁涛私下包二奶，还坐过牢，为了争夺股权诋毁王军。翁涛则信誓旦旦，称自己有证据证明郭美美就是王军的女朋友。
当年12月31日，红会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结果，称从来没有“红十字商会”这个机构，也没有设立过“商业总经理”这个职务，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会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份声明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有网友戏言，红会的声明不是3个“没有”，而是4个“没有”，因为“什么也没有说清楚”。
在那之后，红会的声誉一落千丈，“红十字”变成了“黑十字”。而身为事件核心人物的郭美美，却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以更加彪悍的姿态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在“成名”后不久，郭美美就试图进军娱乐圈，成立了名为“郭美美工作室”的团队。她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模特、演员、歌手”，2011年8月底，郭美美推出了首个个人MV，不过反响惨淡。
2012年9月，郭美美再次高调炫富，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坐在宝马车上的照片。不久之后，她又就自己心爱的玛莎拉蒂跑车被撞一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今年4月初，她在网上晒出了自己500万的赌场筹码，并引起了一场网上炫富竞赛，惹得北京超跑俱乐部的富二代晒出37亿的银行余额与她“斗富”。
面对此次准备重新启动的调查，郭美美5月6日再度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声称：“我很好，造谣者毙！”
副会长立下“军令状”
“毁掉”红会的真的仅仅是郭美美吗？一件又一件被曝光的丑闻证明，郭美美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清华大学NGO（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所长王名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曾受红会委托做过一份《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发展状况评估报告》，报告显示2008年前，社会捐赠只占红会资金来源的小部分，红会在善款规范管理上也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当年，汶川地震发生，触发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慈善热潮。在各类慈善公益组织中，红会成为募捐的主力军。由民政部主办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每年都会对外发布上一年度的《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根据报告，2008年全国各级红十字会系统共接收捐赠约214.4亿元，而当时全国共接收捐赠1070.49亿元，红会占了总额的20.4%。
但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红会的负面消息接踵而来。最早引起人们关注的是 “天价帐篷”。2008年5月，网上传言，红会某位官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将送往灾区1000多顶帐篷，价值1300万元”。这样算来，每顶帐篷的价格高达1.3万元。一时间质疑声四起。红会随即澄清，向灾区发放的帐篷平均价为1174元，“几乎是全国价格最低的帐篷”。
2011年4月，一张数额为9859元的餐饮发票被网友上传至微博，很短时间内便有上万网友转发。开出这张发票的餐厅名叫“惠公馆”，是一家人均消费500元以上的高档餐厅，而发票显示的付款单位是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捐款的钱都成发票了？”“你们吃的是饭还是血？”网友们愤怒了。
事隔一天，红会公布了调查结果：当天的消费是卢湾区红十字会与企业协会商洽工作的公务活动，资金开支渠道为工作业务经费，并不是社会各界捐赠的救灾救助款。但此次公务活动的人均消费高于150元每人的标准，超出的数额由个人承担，并退回至卢湾区红会财务。但这场由“天价餐饮发票”引发的风波并没有就此平息，大量网友不满意红会的通报，甚至表达了对整个中国慈善公益的失望。
两个月后，郭美美事件爆发。红会彻底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从一组来自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红会在这场信誉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接收捐赠总额约845亿元，红会系统受捐约28.67亿元，仅占总量的3.4%，是近年来百分比最低的。
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红会在中国慈善领域的地位。红会曾是中国规模最大、认知度最高的慈善公益机构，前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现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告诉记者，2008年以前，遇到救灾募捐，民政部最多公布3个账号：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和民政部。而这一次芦山地震，政府并没有公布募捐账号，投入到救灾中的各大慈善公益组织都可以接受捐赠。
“红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的变化。中国慈善领域从一家独大逐渐发展成百花齐放、多元共治。”在王振耀看来，这种变化符合中国慈善领域发展的总趋势，郭美美事件作为偶发事件，“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如果两到三年，还是不能翻转‘黑十字’印象的话，我自动请求辞职！”4月28日上午，在中国红十字会召开的四川省芦山“4·20”7.0级强烈地震救灾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立下了“军令状”。一些人赞扬赵白鸽的勇气，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红十字会的美誉已经一落千丈，在人道救助的问题上，民众更相信民间组织，红会已无存在必要。
不改革，便淘汰
在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是国际红十字会运动的成员，主要职责是备灾救灾、卫生救护、宣传和筹资、青少年教育、国际合作和台港澳事务；经费来源包括会员缴纳的会费、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以及政府拨款。
1993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使得本应定义为“民间组织”的红会，名正言顺地成为“体制内”机构，甚至比一般事业单位更加“行政化”。此外，它的业务模式不透明，运作方式也不为外人所知。有网友指出，“红十字”之所以“红”，正是因为“公开透明”；而“黑十字”之所以“黑”，就是因为“暗箱操作”！
2012年8月，中国红十字主动接受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组织能力评估。评估结果暴露出中国红会存在4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是红十字系统的治理结构不畅；二是工作效率不高；三是对志愿者的管理不畅；第四是宣传倡导不够。
一定程度上来说，红会公信力缺失也和“参公管理”（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有关。一个靠政府信用背书的红会，怎么可能在公益之路上走得长远呢？
中国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公益组织不止红会一家。它们曾经和红会一样高度行政化，但如今，有的已经完成改革，有的已在改革中迈出大步。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例，它的改革始于1996年，基金会取消了原有的政府行政级别和国家事业编制，具有独立的人事权和财务权，更不用行政权力去募捐，成为了纯粹的非政府组织。在2013年4月27日基金会网络中心公布的芦山地震募捐统计中，中国扶贫基金会募得2.3亿元，在115家基金会中排名第一。此外，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也取消了财政拨款，核心领导外的工作人员都取消了事业编制。
在这场势在必行的改革中，红会已经远远落在了后面。制度的落后，无疑滋生了诸多问题，如捐赠信息和财务管理不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此外，与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相比，红会对大众的感知不够敏感，专业化项目服务的程序不够精细。有记者在芦山震区做过统计，红会发放救灾物资需要9道程序，而民间组织一般只要2—3道就能完成。这正是过度行政化的缺陷。
那么，红会是否真的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认为，这个想法目前不现实。“红会不能倒，在泼脏水时不要连孩子一起泼出去了。”王振耀也表示，捐赠数额仅仅是衡量慈善公益组织的一个数据。此外，项目、智库、志愿服务、倡导以及社会创新等方面也是重要指标。红会目前开展的很多慈善公益项目都非常具有影响力，比如造血干细胞捐献服务、艾滋病预防与关爱项目等等。
对于一棵生了虫的百年老树来说，不能砍倒，只能治病。那该如何治？杨团给出的答案是“去行政化”。但这一步的阻力很大。杨团说，“有些红会人怕改革，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当时让地方政府报谁愿意做试点，没有一家报，还有人说，你让谁改革，就是让谁去死。红会内部的情绪和公众对它的要求的反差特别大。”一位红会内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治理结构上，红会总会和分会是“两张皮”，财务、人事、业务等是分开管理。改革是红十字总会“一头热”，地方红会的危机感并不强。
至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地方红会、地方政府与国家发改委之间，仍然没有就红会的改革达成一致。也许正如杨团所说，“改革需要勇气，需要时间，更需要技巧。”但不改革，等待红会的，只能是被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