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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下午，北京地坛医院新闻发布厅，里三层外三层的长枪短炮围成了半圆形，近百名记者严阵以待——北京市首例确诊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患儿圆圆已治愈，将在这天出院。
“最佳表现奖”
门口，圆圆正走进来，忽然，小小的身子顿了一下——连日住院让她习惯了身边充斥着陌生人，但今天这阵势，显然让7岁的她有些胆怯。她本能地看向身后的父母——夫妻俩拉住圆圆的手，给她鼓励。一家三口都戴着口罩，但从眼神来看，圆圆满是好奇，而父母则在微笑。
“为什么还戴口罩？”有记者问。“出于对孩子隐私的保护，大家一致决定全家戴口罩出席，既满足了媒体的知情权，也不会让孩子完全暴露在公众视线下。”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钟东波解释说。
不约而同地静默了数秒后，记者们开始按动快门。一瞬间，闪光灯连成一片。
“现在感觉怎么样？”
圆圆用很清脆的声音说：“好多了。”
“圆圆，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奖状。最佳表现奖。”这是陪伴圆圆数日的主治医生和护士们为她做的。“圆圆是个开朗懂事的孩子，这么小就知道要好好配合治疗。这是为了表扬她！”一直守护在圆圆身旁的杨护士告诉记者。
或许是被闪光灯闪了太久，圆圆低下头，拼命揉眼睛。所有闪光灯又在一瞬间，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现在最想干什么呀？”有记者蹲在圆圆面前和她聊天，语气里满是怜爱。
“回家。”
“回家干什么呢？”
“玩。”
童言无忌让人群爆发出一阵欢笑，圆圆的眼睛也成了两个小月牙。
3分钟不到的见面会一结束，圆圆便跟着父母走出了报告厅。走进地库，坐上车，圆圆的爸爸姚先生吐了口气，这是一家人几天来头一次独处。“咱回家喽！”他大声吆喝了一嗓子。
快，成了治愈的关键
坐车回家的路上，姚先生不时朝后视镜看看——女儿依偎在妻子怀里撒娇，妻子则摩挲着女儿的头发。回想过去的几天，简直像一场梦。
4月11日早上6点，跟往常一样，姚先生叫女儿起床上学，妻子正忙着做早餐。圆圆却懒懒地不肯起，“爸爸，我难受，没劲儿。”
姚先生摸了摸孩子的额头，不烧，但确实是看着没精神。圆圆经常感冒发烧，一般就在家吃点药，烧得厉害了再去医院。但这回，姚先生不敢大意。姚先生一家三口住在顺义区后沙峪镇古城村中心街一间20平方米的门脸房，以贩卖活禽为生。连日来关于H7N9的报道让他多了个心眼，但内心还是存着一丝侥幸，“觉得这事不会落到我们头上”。
8点，夫妻俩把孩子送到了地坛医院，并向医生说明了自家贩卖活禽的情况。一个小时后，圆圆出现了发烧症状：38.2℃，之后逐渐加重，中午12点被推进隔离病房。夫妻俩作为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也被送进病房接受观察。
与此同时，各项化验紧张有序地进行。当天，医生两次对圆圆采集标本进行检测，并发现第二次检测时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12日凌晨1点50分，医院上报朝阳区疾控中心，3点，标本被送至疾控中心。10点，朝阳区疾控中心确认阳性，并送至北京市疾控中心进行复核检测。下午3点半，北京市疾控中心检测发现阳性，再将样本送至国家疾控中心进行复核检测。13日凌晨，圆圆被最终确诊为H7N9病例。
地坛医院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一消息，全城哗然。处于隔离状态的姚先生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一位医生告诉他：“确诊了，但是别害怕，我们对这个病有信心，你也要有信心。”牵挂，成了最重的思绪。为此，护士们当起了“信使”，给一家人“传纸条”。圆圆在纸上写道：“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给圆圆回信：“宝贝，听阿姨的话，过几天我们就回家了。”
“其实，我们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害怕。当时，圆圆已经在医院了，身边都是医生护士，我觉得他们比我还紧张。而且全社会都关注这个事，好像分担掉了我的一些压力。”姚先生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
病房外的气氛则紧张得多。“患儿病情是比较重的”，呼吸科权威专家、此次救治专家组组长童朝辉事后回忆说。圆圆入院后的最高体温达到了40.2℃，呼吸急促，肺炎症状，淋巴细胞检测显示她的免疫功能已经降到了很低的程度。
发病的第十五个小时，圆圆用上了抗病毒药物达菲，以及银翘散、白虎汤等中医治疗方法，病情迅速得到控制，各项生命体征趋于稳定。两天后，圆圆彻底退烧，转入普通病房，之后两次检测结果均显示阴性——这意味着圆圆已经达到了治愈出院的标准。
直到新闻发布会前几分钟，圆圆才从病房出来，一看到爸爸，就搂着他的脖子哭了。
父亲心里最大的顾虑
车进入古城村中心街时，圆圆开始兴奋起来，扒着车窗朝外望。就在几天前，街两边还是卖菜、卖肉、卖水果的小摊，非常热闹。圆圆被确诊为H7N9病例后，这里的小摊都被清理了，显得有些冷清。一张张“莫惊慌 要关注”的宣传广告随处可见，每天按时喷洒的消毒水味道弥漫在空气中。
车子拐进小路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家的大门。家门前，还守着三四个保安，圆圆得病以后，就有几个人天天坐在他家门口，不让外人接近。不过这会儿他们的装束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口罩没有了，制服也换成了便装。姚先生一直盼望着女儿能平安回家；可真的回来了，女儿的处境，又成了他最大的顾虑。“人家说点儿啥，咱大人都过得去。但小孩不一样，你不知道班上的孩子会怎么对待圆圆，圆圆对那些话是不是能接受。”
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此前，南京市一名H7N9感染者许某的丈夫希望卖房救妻，然而，许某的姓名、住址以及发病和治疗过程被人在微博上公布，他们全家因此遭受歧视，“30多万买来的房子1万元也没人要”。还有一户患者的家属更是遭到了小区邻居们一致、自觉的隔离和排斥。
所幸的是，这样的事没有在圆圆一家身上重演。圆圆所在学校的校长和班主任来了，他们告诉夫妻俩，学校会做好保护措施，尽最大努力避免对圆圆不利的事情发生。
房东和左邻右舍纷纷来家里看望圆圆，而让这一家最感动的是：他们都没戴口罩。“人家不排斥你，不防着你，还愿意和以前一样跟你亲近，对我们刚经历过这件事的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姚先生再次表现了他的乐观，“事情就是这样，要是你觉得很多人在帮你，和你一道儿想主意，那就真不害怕了。”
当地政府送来了米、面、油，圆圆家的生活暂时不用发愁。但这场目前尚无定数的禽流感，让他们赖以生存的营生彻底陷入遥遥无期的搁置中。整个古城村503只存栏活鸡被扑杀，涉及51户村民。未来何去何从，不仅是圆圆家，也是不少人要面对的问题。“我这几天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决定留在北京，圆圆就是这儿出生的，她最习惯这儿。不过，我以后不做这个生意了，盘算着做点儿别的。”姚先生顿了顿，“总能想办法过了这关，养家糊口应该没有问题。”
“说到钱的问题，我想起个事。我还得问问医院，圆圆治病的钱是多少，谁给付的。当初问医院，医院说这事不用我们操心。但是我想着，我们至少得知道，是谁帮了我们这个忙，人家花了多少。”姚先生很坦诚地告诉记者。他或许还不知道，4月17日，北京市卫生局拨付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救治专项经费，其中市疾控中心300万元、北京地坛医院200万元、北京佑安医院100万元，主要用于购置救治工作所需物资及垫付患者救治费用等。
此前，南京、安徽患者家庭为看病倾家荡产引发了公众的讨论：H7N9是个人卫生事件，还是公共卫生事件？用公共财政为患者治病是否合情合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把H7N9加入医疗保险的报销行列，同时，医疗合作基金也提供相应的保障。在抗击H7N9中碰到的实际问题也在倒逼制度改革。
回家的第二天，圆圆一家三口的生活似乎回归了平静。下午阳光很好，圆圆时而跳到门前，围着父亲撒娇玩耍，时而跑出去，还踢起了毽子。不一会儿，父亲又赶紧唤她回屋。
10年换来从容不迫
“我是从圆圆确诊开始，每天就守候在医院了。”在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同行告诉记者，“对我来说，在圆圆出院时看看她，已经不再是从职业角度考虑了，而是让自己心里有个安慰——亲眼看到孩子好好地出院，好像心里才踏实了。”无疑，圆圆以及其他治愈出院患者的平安健康，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是圆满，对于仍在接受治疗的病人而言是希望，对于公众而言则是一种自信的力量——正视疾病，并战胜它。
回顾过去的一个月，H7N9如一团乌云，笼罩在每个人的心上。
2月19日，全国首例H7N9患者、上海87岁的李某发病住院；2月26日，疾控系统进入临战状态，展开对新型病毒的检测工作；3月1日左右，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确认不明病例“是甲流，但不是任何一种已知甲流”；3月10日，H7N9被初步捕获；3月22日，上海市疾控中心将标本送至国家疾控中心；3月29日，国家疾控中心完成病毒基因测序，确认新型病毒；3月31日，卫计委向社会发布疫情。
之后的日子里，每日疫情通报、接治医院新闻发布会等制度化的措施，保证了信息及时公开；4月2日、10日，卫计委相继制定印发两版《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治疗方案得以及时更新；在达菲等抗病毒药物外，4月5日新药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上市……
“与抗击非典时的慌乱无序相比，中国政府抗击H7N9做到了从容不迫。”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刘远立说。
人类与疾病的抗争，永远都是一个从无知到有识的过程。回望10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初春，非典肆虐。消极慌乱的应对措施，最终造成上千人感染，数百人离世。
也正是因为非典，及时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化的程序应对成为这10年来公共卫生事业最显著的变化。2003年5月7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颁布，标志着中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纳入了法制化轨道；2006年1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发布；2007年8月，《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同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今天，我们在应对H7N9禽流感疫情的从容有序，无不有赖于制度的保障。
10年来经验的积累，对防控H7N9的有序进行帮助很大。杭州上城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叶俊杰以口罩为例做了个对比，“10年前非典疫情时，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工作人员将两三个口罩叠在一起戴；但10年后的今天，我们会使用专业的N95防护口罩。”
不可否认的是，仍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反思与改进。媒体人邓海建指出：“首先是权威指导不能语出多门。10年前神乎其神的板蓝根，而今焕发‘第二春’，这是科学理性的尴尬。疫情当前，政府怎么说、专家怎么讲，很可能是重塑抑或撕裂公信的分水岭。其次是疫情之下的成本核算与危难救急问题。家禽养殖户的巨额损失，商业保险等如何常态介入，眼下是个值得思考的契机。”
1957年，美国公共卫生专家勒罗伊?伯尼曾说：“如果流行病没有发生，我们都很高兴。如果发生了，希望我们能说，我们已经在现有科学知识与行政程序的极限下，做了所有的事情并做了所有的准备，以求达到最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0年间，我们一直在进步；而未来，挑战一直会存在。
编辑｜李雪??美编｜黄浩??图编｜傅聪
编审｜张勉
一人已逝，一人被拘，动机依然是谜
复旦高材生的生死劫
本刊记者 | 田亮
“我
来自四川一个普通的小县城，父母在我上高中那年双双下岗，母亲还体弱多病。5年前，当我接过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就下定决心，从此要自己养活自己。5年后，我真的可以很骄傲地告诉自己，我做到了。”2010年6月，黄洋作为代表在复旦大学助学仪式上发言。他不仅靠奖学金养活自己，母亲肝脏手术的费用也基本是靠他的奖学金以及勤工俭学收入支付的。
时隔不到3年，2013年4月16日下午，这个年轻的生命却在上海中山医院飘然远逝。这一天，复旦大学和上海医学院网站首页变成了灰色，校友们则在操场外的栏杆上为他悬挂起上千只寄托哀思的千纸鹤。
一段刚刚开启的人生旅程，一曲刚刚奏响的青春乐章，怎么就这样戛然而止了？而答案更令人心惊、心悸、心寒。
4月18日，警方初步查明，黄洋室友林某因生活琐事与黄洋关系不和，心存不满，经事先预谋，3月31日中午，将其做实验后剩余并存放在实验室内的剧毒化合物带至寝室，注入饮水机槽。4月1日上午，黄洋饮用饮水机中的水后出现中毒症状。
生命最后的16天
让时间先倒转回4月1日。
当天早上，黄洋从寝室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刚喝了一口，发现味道不对。他没有多想，以为是水过期了。为了自己和室友的健康起见，他倒掉了桶里剩余的水，清洗了饮水机。之后，黄洋去了图书馆，准备博士复试。
28岁的黄洋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将近一个月前，他参加了耳鼻咽喉专业博士研究生初试并顺利通过。“时间不够，”黄洋曾对同学说，“我的研究实验还没做完，硕士论文也没写完。”他通常是医院、课堂、实验室三地跑，常常做实验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有时会忘了吃饭。偶尔闲下来，就和实验室的同学聊会儿天。
到上午10点左右，黄洋开始恶心、呕吐。中午，他独自步行前往距离学校仅一街之隔的中山医院就诊。医生听他讲述经过后推测，可能饮水机内的桶装水放置时间太长，导致细菌滋生，进而引发食物中毒，就按照胃肠炎治疗，为他开出了抗感染及解痉的处方。正在输液的黄洋拨通了同学莫某的电话，希望莫某过去看他。下午2点，莫某赶到医院，见到了黄洋。他面色惨白，一直抱怨身体发冷。此时，黄洋已经烧到了39.3℃，医院给他打了退烧针。可是，黄洋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
4月2日，黄洋的师兄弟去看他，发现他的手和脸肿了起来，担心不是食物中毒那么简单。经过检查，黄洋肝功能和凝血功能两大项的几个重要指标都不正常，随后，他开始接受保肝及输血治疗。黄洋的导师也听说了此事，带着1万多元赶到医院，安排他住院治疗。
此后几天里，黄洋的病情迅速恶化：鼻孔出血、陷入昏迷……而他的病因依然不明。从四川自贡老家赶来的父亲，住在每天100元的小旅馆里，期待着儿子的康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黄洋每年春节才回一次家。家人问起学校的事，他总会说，他跟老师、同学相处得很好。
贫困，也让黄洋学会了节俭。他的高中同学王子巍说：“他爱跑步，之前还想买一双跑步鞋，但一直没舍得买；他还爱唱歌，不过我们只是趁KTV下午打折便宜时才去。”
在病中，黄洋还打电话给复旦大学“圆梦墨脱”志愿者项目的负责人，说等自己痊愈后还会参与到志愿者工作中去。2010年，他曾去西藏墨脱支教。而今年暑假，黄洋本计划带队再度前往墨脱，前期的准备工作，他一直亲力亲为。
4月9日，黄洋的师兄孙某收到一条神秘短信，提醒他注意一种名为N—二甲基亚硝胺的化学药物。毒源终于锁定了，却已无法挽救黄洋的生命。
黄洋无法再去墨脱了，也无法参加7日举行的博士研究生复试，甚至没来得及和远道而来的父亲说上一句话。16天，这个自认“算是有些思想、有些能力、有些热情的好人”就这样默默地走了。
乖乖仔的另一面
4月9日的神秘短信却在无意中牵出了另一个人。
师兄孙某接到短信后，查询了校内的医学论文，发现使用N—二甲基亚硝胺后的实验室小白鼠症状与黄洋的症状十分相似，而相关实验论文的作者正是黄洋的室友林某。11日，上海警方称，在黄洋宿舍饮水机弯管的残余饮用水中，找到了少量N— 二甲基亚硝胺。13日，林某被警方刑事拘留。
林某是广东汕头人，1986年出生。从小到大，他一直是大家眼中的“秀才”、“乖乖仔”。2005年，他以780多分（满分900分）考入中山大学医学院，2010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部。他是按照父母的意愿读医学的，后来逐渐喜欢上医生这个职业。在一次自愿献血活动中，他曾表示：“医乃仁术，爱心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必不可少的。”
他的旧时同学在案发后对媒体记者回忆说，林某从不争强好胜，放假回家时常找旧友打篮球、聚会；也有同学说，他的脾气确实有点古怪，有时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活在自我的世界中。在林某的母亲看来，儿子从未跟周围的小孩红过脸、打过架，在外面受了委屈，只会回家告诉父母。4月15日，林父接到上海来的电话时，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给室友下了毒，还在电话里笑着说：“我儿子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打电话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者浏览了林某的微博，从内容看，他喜欢运动、电影、历史剧以及热播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有时，他也会感叹高房价、找工作不容易以及青春时光的流逝。谈到为救人而牺牲的武警郑益龙时，他感叹：“英雄的过人之处，常在于他临危不惧，并有舍己为人的潜意识。”元宵节时，他想到了家乡，“家乡肯定是热闹非凡，我仿佛可以看到小区的孩童嬉闹、北路头塞车、老和惠路熙熙攘攘、邻里街坊忙碌拜神明的景象，细细回味，竟有些许喜悦慢慢从心底里涌出，流淌往全身各处，温暖。”一次参加工作面试时，他刚好排在最后，“与前面9位正装出席者相比，我的橙色羊毛衫显得我极其渺小，领导们都不正眼瞧我。”
黄洋生病期间，林某曾前往医院探视，还与同学一起讨论他的病情。“谁都想不到会是他，太让人吃惊了。”黄洋的另一位室友葛某是上海人，很少在宿舍过夜，常住宿舍的只有黄、林二人。葛某称，他们俩没有矛盾，就在3月30日，俩人还在讲笑话。
黄洋的研究方向是耳鼻咽喉，林某则主攻超声，两人在不同的医院实习。林某也没有像黄洋那样打算读博士，而是准备回家乡发展，并已经在中山大学一家附属医院找到了工作。
两个同样学业优秀的年轻人，到底结下了什么样的矛盾？上海警方虽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但并未对外披露林某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手段，同时告诫公众切勿盲目揣测和传播。至今，连他们周围的同学对此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2012年11月27日，林某曾发布一条微博：“上海的冬夜，开着电脑，在小台灯的光照下，看着各种图文，听着电脑的沙沙声，还有黄屌丝的呼噜声，头脑里偶尔闪过各种念头，随即如云烟随风飘散。”很多人猜测“黄屌丝”就是黄洋。然而，现在已经很难判断这个称呼背后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是调侃抑或是蔑视？
对有毒试剂管理不严
复旦投毒案成为新闻焦点之际，另一桩发生在18年前的案件也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多才多艺的清华大学化学系92级女生朱令，在1994年冬和1995年春至少两次摄入致死剂量重金属铊，导致全身瘫痪、100%伤残、大脑迟钝。
如今，朱令与父母住在北京方庄一幢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塔楼里。当年的美丽少女，已经变成一个身材臃肿的重度残疾人，整天坐在轮椅上，生活无法自理，智商只有六七岁。十几年来，年迈的父母会坚持带她去做康复训练。多数时候，朱令会安静地陷入冥想状态，母亲则会细心地为她擦去口水。而残害朱令的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关于凶手的追查也仅限于网上的各种讨论。
发生在校园里的毒杀案绝非个例。1997年，北京大学发生第二起铊投毒案件。化学系学生王晓龙向江林、陆晨光投毒，前者是报复的对象，后者则被当做下毒的实验品。2004年，扬州大学教师贡昌春出于嫉妒，在另一名教师武辉的饮料瓶中放入秋水仙碱。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常宇庆为了报复，向3名同学的茶杯中注入硝酸铊，导致3人铊中毒。
如今，投毒再一次在大学上演。黄洋死后，他的父母已同意进行尸检，并在上海一家宾馆里等待消息。“也有黄洋一些学法律的同学在帮忙，到时候父母会将黄洋的骨灰带回老家。”黄洋的大姑妈说。
夺去黄洋生命的N—二甲基亚硝胺是一种破坏性模型药物，一般化工、化学系的学生不太会用到，医学、医药学专业的学生做实验可能会用。这是一种黄色液体，能快速溶于水，不易被发现。这种物质属严格管理范围，普通医院并无库存，一般是由课题组购买。通常，学校对高毒剧毒化学药品、试剂管理严格，任何老师、学生都不能轻易进入库房。复旦大学校方表示：“实验室对剧毒药物有管理规定，林某不可能从实验室途径获取投毒药物。”
但据知情人透露，案发后学校内部开会指出，半年前以及不久前实验室曾两次丢失过该药物。多名学生也认为实验室的管理不够规范，黄洋被投的毒物很可能就是出自于实验室。实验室每天都要用到无数剧毒试剂，没有办法次次都监管使用剂量，而对此进行严格登记管理要耗费非常大的人力和财力。“你真心想拿走，肯定有办法。”对有毒试剂的管理不严，也是高校投毒案频发的客观因素之一。
从尊重、敬畏每一个生命开始
就在黄洋离去的前后，人们痛心地发现，连日来，发生在大学的暴力事件竟可以用“层出不穷”来形容：16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男生因琐事刺死室友；17日，南昌航空大学一研究生死于宿舍；同一天，张家港市沙洲职业工学院一学生在校园持水果刀刺伤一人……以至于大学同学在网络上的相互问候变成了“感谢当年不杀之恩”。
是什么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丧失了人性？对此，网友纷纷表示：“没有好的人格和情商，再高的智商也没用。”“教育不仅是知识的单纯累积，更是道德修养的积淀提升。”
众多网友呼吁：当下我们最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的，是从悲剧中反思我们的教育。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初级教育已经异化成了“教育竞技场”。打败对手的教育理念，让涉世未深的孩子感受不到基础教育应该包含的人性之爱，其直接后果便是培养了一群能力超常却没有健全人格的学生。
现行的教育模式，片面强调学生该如何成才，却往往将心理教育置于教育链条的末端。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比例已高达10%，而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进行心理辅导，仍未引起教育者的足够重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从家庭教育入手，树立对于生命的敬畏。“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很多麻烦，有人会选择除掉麻烦，有的人会选择‘忍一忍风平浪静’。做与不做不在于智力，而在于心理上的底线，这个底线和观念、信念有关。如果家长在饭桌上多说些‘伤天害理的事咱不干’这样的话，学校和社会也多进行这样的教育，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就会有一道心理的底线。如果这些统统没有，即便孩子可以达到很高的知识水平，心理底线仍是缺失的。此外，还有对生命敬畏的教育。如果我们的社会对生命充分敬畏，每个人都有一道心理底线，那在犯罪之前就会知道回头。”
黄洋曾在微博中引用《黑暗骑士》的歌词：“善恶的分界，不是对立面，而是每个人那最后纯洁的防线，都逃不过考验。”如何守住最后的纯洁善良？要从尊重、敬畏每一个生命开始。
编辑｜李雪??美编｜黄浩??图编｜傅聪
编审｜张勉
“写字公公”，代人写信20年
张永兴说：“写字，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帮别人写字，更是一件好事”
本刊记者 | 黄滢
昆
明最繁华的正义坊步行街隔壁，有一条拆了一半的破旧小巷，狭窄的道路两旁遍布各种刻章、制售锦旗和门面招牌的店铺。上世纪90年代，这条文庙直街曾是有名的“广告一条街”；今天，它已繁华不再，但仍有不少人坚守着老店。巷子的47号就藏着一处叫做“隆中居”的院落，门前挂着这样一块招牌：“写字公公，为你写申请、诉讼、答辩、遗嘱、感谢信……”76岁的张永兴已经在这里坚持了20年。
写家书也写诉状
提到写字先生，许多老一辈的人都不陌生：一位老者，坐在闹市的一角，为目不识丁的人写家书、写诉状、立字据……但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幕似乎只留在戏台上，现实生活中哪儿还有呢？
4月15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隆中居。这个地方，以及这里的主人张永兴老人都有一种古朴和现代“混搭”的气质，真像是从戏台上走下来的。
隆中居是一座二层建筑，外带一个天井小院。院子中间撑着一把遮阳伞，伞下是一张方桌，桌上摆着纸墨笔砚，还有钢笔、墨水瓶、《现代汉语辞典》、《百姓常用法律知识问答》等书。张永兴老人个头瘦小，脸上布满了老年斑，但穿着牛仔裤、旅游鞋，看起来精神矍铄。
记者进门时，张永兴正坐在桌前招呼一位50多岁的女顾客。见到记者，女顾客有些不好意思，起身告辞，记者再三挽留，她却执意要走。“她要告自己的儿子，觉得很丢人，所以不好意思呢。”张永兴告诉记者，这位女顾客是从郊区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大巴才来到这里的，之前已经来过两次，都没有找到，今天才得见。她告诉张永兴，儿子结婚时，她和丈夫掏钱给他买了房子，现在儿子还赖在老两口的房子里不走，想要把这套老房子也划归到自己名下。
“她问我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去法院告自己的儿子，如果可以的话想请我帮她写诉状。但是又担心这样影响不好，面子上挂不住；还怕儿子受惩罚过重，心疼。”张永兴说。写字先生不仅代人写字，还负责法律咨询吗？他笑着回答：“当然。”
“过去我写的最多的是家书、感谢信，现在基本没有不识字的了，网络也发达了，通讯手段越来越多，写信的越来越少。这几年，来找我的基本上都是写申请、诉状、遗嘱。”为了能够写好一份诉状，张永兴自学了一些法律知识和文本格式。每次，他总是要先仔细听顾客讲述自己的情况，然后将内容写成草稿，与顾客反复商量定稿之后，再认真誊抄一遍。一般来说，写一份诉状的收入是100元，但张永兴却不太爱接这样的活，“兄弟姐妹、父母儿女之间反目成仇的越来越多。”他摸了摸手中的笔说，“这年头，亲情越来越少了。”
张永兴还是更愿意和记者讲一讲代写家书的事，尽管半年多来，他只接到了一单家书生意。那是2012年11月，有个老太太拿着一摞纸找到他，要求他帮忙誊抄一封给侄子的信。老太太写的家书密密麻麻有5页纸，病句错别字很多，誊抄加上修改估计要写3个小时。接这个活时，张永兴有些犹豫，可看到对方这么大年纪给侄子写封信不容易，只好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地修改、誊抄。最后，他收了30元，因为“老太太经济条件不太好”。
挂烂了3块招牌
“别人都叫写字先生，他给自己起名叫写字公公。一是比较新颖，二是说自己老了，但老有所为。”张永兴的儿子告诉记者，门口那块“写字公公”的招牌已经挂了10多年，“挂烂了3块”。
张永兴祖辈都是文化人，从小，父亲就要求他看历史书、练毛笔字。年轻时，他当过一段时间会计，后来，到了昆明燃料公司从事汽车修理工作。张永兴写得一手好字的事，在单位尽人皆知，经常有人找他代写报告、家信，他都爽快应允。 1992年退休之后，他还参加了老年大学书法班。
与此同时，张永兴也发现了自家门口的变化。改革开放后，文庙直街逐渐有人做起了生意，到上世纪90年代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一条街上开了100多家做招牌的门市。当时招牌上的字全靠手写，有的店家手上功夫不行，就得靠写字先生。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写字先生汇集到了文庙直街上。
1994年，张永兴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腾出家中临街的房子，挂起了“写字公公”的名号。在他看来，写字先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文化、只能写字誊抄的技术人；另一类是读过书、能帮忙拟诉状等稿件的文化人。而他自誉为有文化的写字人，能把别人口述的内容整理成文字，还要保证不背离原意。
每天早上9点，张永兴准时搬出桌子，开始一天的代写生意，直到下午6点收工。第一个月，他就接到了数十单业务，一封家书收三五元钱，最多时10元一封，写一副对联30元，面积稍大的50元。当然，价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碰到有经济实力的，他就多收点笔墨费，没有收入的老人就免费。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永兴渐渐觉得每天不停地写有些吃力。1997年，他把写字摊位从街边搬到了院子里，并在门上挂了一块牌匾，上书“隆中居”，寓意追求淡泊宁静。
2000年之后，电脑逐渐普及，写字先生生意锐减，慢慢的，做这行的人都走了，只剩下张永兴一个人。面对新潮流，他处之泰然，“写字，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可以养性；帮别人写字，更是一件好事，也算是老有所为；何况我有退休金，不用以写字为生。”但张永兴也一度撤下了“写字公公”的招牌，只在一些老顾客上门时，偶尔写副对联。
笔墨落在纸上才踏实
200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促成了张永兴的“复出”。当时，云南省京剧院的一位老人找到张永兴，希望他能帮自己写一份增加退休金的申请。张永兴仔细询问了对方情况后，专门去书店买了参考书，琢磨了一个晚上，帮他写了一份申请书。第二天，老人拿着申请书走了。几个月后，老人又一次来到隆中居，兴奋地告诉张永兴：那份申请书发挥了大作用，他的退休金从原来的800元长到了1600元。
这件事情传开之后，来找张永兴写申请和其他公文的人越来越多。很多老人家身体不好，大老远跑来，又因为找不到地址无功而返。这样的事情多了，张永兴觉得很愧疚，犹豫再三，把“写字公公”的招牌又挂了出去。
人们都说张永兴写的申请，成功率特别高。张永兴告诉记者，他没什么秘诀，就是实事求是，抓住重点，把问题说清楚，同时还得字迹工整。“一般来说，一份申请字数不宜过多，大约占一张信纸的2/3就够了。写的时候，要简练，多余的字一个也不要写。”
现在来找张永兴的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识字不多，希望通过张永兴的笔把自己的想法、诉求，甚至是遗嘱写成文字。“空口无凭啊，笔墨落到纸上，看着就踏实。”张永兴说，“过去的老人总是说‘一字千金’，代书人要对写在纸上的每个字负责任！”
虽然张永兴也会用电脑上网，但他更喜欢写字。“写字是门艺术，研究各种字体结构，能学到很多知识。”张永兴说，日后想成立一个字画收藏社，鼓励年轻人学写字，“留住咱的老传统”。
采访结束时，张永兴的孙女从屋里跑出来，站在爷爷身边，静静地看爷爷挥毫写下“读环球人物，获人生智慧”几个大字。看到记者在拍照，小姑娘羞涩地躲到了爷爷身后，怯生生地说：“我以后也要写字。”张永兴欣慰地笑了。一阵风吹过，墙角盛开的大叶子花轻轻摇曳，一朵枚红色的小花随风飘落在祖孙俩的脚下。
编辑｜李雪??美编｜黄浩??图编｜傅聪
编审｜张勉
顶级俱乐部，不提供应召女郎
创始人艾略特为确保服务质量，有时为了一个小细节，不惜反复“折磨”自己
本刊特约记者 | 沈湘
富
豪、派对、奢华、淫乱、嫩模……近日，由三亚“海天盛筵” 高端生活方式展而生发出的这一系列热词，让公众对所谓的富人派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人反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富人群体日益扩大，不少展览、俱乐部成了披着“高品质生活方式”外衣，实则是炫富、荒淫的场所。还有人痛斥：“海天盛筵”喧嚣背后，是少数富豪阶层的精神迷失，更是一些人急功近利、投其所好的思想再现。
在国外，也有不少专为富豪精英们服务的顶级俱乐部，运行多年且口碑极佳，本?艾略特创办的国际精英会（Quintessentially，缩写为Q—Club）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和中国热闹高调的富人派对相比，国际精英会显得保守而务实。
曾被认为是“花花公子”
要说国际精英会，必须先说说艾略特。37岁的他是一名典型的英国绅士，出身于贵族家庭，母亲是英国王妃卡米拉的妹妹安娜贝尔。艾略特口齿伶俐、长相帅气，曾就读于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毕业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拿到了政治及经济学学士。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艾略特谈到了一件让他至今难忘的事情，“我曾担任校刊的编辑，在撒切尔夫人不再担任首相后，我设法第一个采访到了她，并尽一切努力卖出每本杂志。”
读大学时，艾略特已是英国一位爵士的顾问了。后来，他与其他人合伙成立了拥有7家夜场的K酒吧娱乐有限公司，并担任市场经理。此外，他还是伦敦Kabaret会员俱乐部的合伙人，该俱乐部被麦当娜誉为“欧洲最酷的俱乐部”。
因为工作需要，艾略特经常出入各种酒吧、俱乐部，曾有媒体据此嘲讽他是典型的“派对男孩”、“花花公子”。 对于这类报道，他向来都不屑一顾，“完全就是胡说。如果我真是那样的人，那我的生意就会很难做。”
2000年，24岁的艾略特和朋友亚伦?辛普森建立了国际精英会。在艾略特看来，它应该像一个触角可以伸向世界各地的管家，为富豪会员们提供一年365天24小时全天候服务。刚起步时，国际精英会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认为他们在为富家男孩们提供“玩物”，并且预言它会很快倒闭。不过，这一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
唯一没拿到的是梅西的签名
“国际精英会出售时间。时间，是一种我们都感到匮乏的东西；而最难给予他人的东西，也是时间。”艾略特这样定义国际精英会的价值。实际上，说“出售时间”不过是个噱头，作为一个为世界顶级富豪们服务的机构，它提供的就是私人定制化服务。
麦当娜在英国巡回演出时，国际精英会帮她找到了只有美国才有的香草茶叶；当她希望有4只活的企鹅出现在生日宴会上时,国际精英会真的空运来了4只。有人想聘请一位资深埃及学者作为导游，有人想以爱人的名字命名银河系的一颗星星，有人看中了《007》电影中用水貂皮制成的按摩手套，有人想把世界板球起源地洛兹板球场的草皮种植到自家庭院，有人和朋友在摩纳哥的游船上打赌，想看看国际精英会能否一小时内将非洲特产的羚羊手鼓送到船上……各种天马行空的愿望，国际精英会都能满足。
2007年，一位沙特公主计划到马尔代夫度假，而那里的酒店早已预订一空。这时候就该国际精英会出面了。它选中了某家豪华酒店，掏钱让已经预定房间的372名旅游者到别的地方住宿，为这位沙特公主和她的117名随从解决了难题。
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一个会员的孩子希望在生日时得到一个梅西签名的足球，我们没有办到。”艾略特略带遗憾地说。
曾有记者问艾略特：“如果客户提出要你们提供应召女郎，你们如何处理？”“我会建议他去找斯皮策(因嫖妓案被迫下台的前纽约州州长)，”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到目前为止，还没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假使有，我们也会拒绝，这可不属于我们的服务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艾略特不但口才好，文笔也很好，曾为《金融时报》、《卫报》、《纽约时报》撰写生活日记，潜移默化中消弭了人们对富人的坏印象。
手机一直放在耳边
在艾略特的通讯簿上，有许多别人接触不到的名字，从欧洲、中东的皇室贵族到世界顶级歌星、影星，从工商精英到各国政要。说到底，国际精英会的最大优势并不在于遍布世界各地的60多个分部，而是背后的人际网络和纽带。毕竟，很多事情不是有钱就能办到的。每当这时，很多人都会提及他的另一个身份：卡米拉的外甥。而艾略特总在刻意淡化阿姨在自己事业上的影响：“我成立精英会的时候，我阿姨还不是王室成员呢！”
其实，艾略特本人的生活同普通商务人士没有太大区别，甚至算不上很精英。创业初期，艾略特整年忙于自己的事业，“我从来不吃早餐，每天要抽40支烟。”国际精英会刚建立时，算上艾略特只有4个员工，一台电脑，他甚至没有自己的汽车。凡事艾略特都亲力亲为，有时为了一个小细节，他不惜反复“折磨”自己和同事们。即便是现在，他们也不会外包任何服务，以确保最高的标准。“上大学时，我曾在哈利酒吧（注：意大利威尼斯的一家酒吧，2001年被意大利文化事务部宣布为国家地标）打工。至今，我都记得那个眼光独到而且异常挑剔的老板，以及员工又是如何充满热情地努力工作。”
高强度的工作和不健康的饮食让艾略特大病一场。“这场病来得很凶，我真的被吓到了。所以，现在我早上都会吃点面包和水果，而且，我还戒烟了。”
2011年，艾略特与英国音乐家史蒂夫?温伍德的女儿结婚。现在，两人有了一个儿子，一家三口的生活静谧而温馨。艾略特无比幸福地说：“我的清晨通常是在与爱犬散步中度过的。”
但对于一名资深工作狂来说，工作带来的满足感是爱情和亲情都无法取代的。“你还会24小时把手机放在耳边随时待命吗？”曾有记者问他。“是的。就像过去一样，我喜欢那样。”艾略特回答得毫不犹豫。
富
豪、派对、奢华、淫乱、嫩模……近日，由三亚“海天盛筵” 高端生活方式展而生发出的这一系列热词，让公众对所谓的富人派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人反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富人群体日益扩大，不少展览、俱乐部成了披着“高品质生活方式”外衣，实则是炫富、荒淫的场所。还有人痛斥：“海天盛筵”喧嚣背后，是少数富豪阶层的精神迷失，更是一些人急功近利、投其所好的思想再现。
在国外，也有不少专为富豪精英们服务的顶级俱乐部，运行多年且口碑极佳，本?艾略特创办的国际精英会（Quintessentially，缩写为Q—Club）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和中国热闹高调的富人派对相比，国际精英会显得保守而务实。
曾被认为是“花花公子”
要说国际精英会，必须先说说艾略特。37岁的他是一名典型的英国绅士，出身于贵族家庭，母亲是英国王妃卡米拉的妹妹安娜贝尔。艾略特口齿伶俐、长相帅气，曾就读于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毕业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拿到了政治及经济学学士。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艾略特谈到了一件让他至今难忘的事情，“我曾担任校刊的编辑，在撒切尔夫人不再担任首相后，我设法第一个采访到了她，并尽一切努力卖出每本杂志。”
读大学时，艾略特已是英国一位爵士的顾问了。后来，他与其他人合伙成立了拥有7家夜场的K酒吧娱乐有限公司，并担任市场经理。此外，他还是伦敦Kabaret会员俱乐部的合伙人，该俱乐部被麦当娜誉为“欧洲最酷的俱乐部”。
因为工作需要，艾略特经常出入各种酒吧、俱乐部，曾有媒体据此嘲讽他是典型的“派对男孩”、“花花公子”。 对于这类报道，他向来都不屑一顾，“完全就是胡说。如果我真是那样的人，那我的生意就会很难做。”
2000年，24岁的艾略特和朋友亚伦?辛普森建立了国际精英会。在艾略特看来，它应该像一个触角可以伸向世界各地的管家，为富豪会员们提供一年365天24小时全天候服务。刚起步时，国际精英会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认为他们在为富家男孩们提供“玩物”，并且预言它会很快倒闭。不过，这一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
唯一没拿到的是梅西的签名
“国际精英会出售时间。时间，是一种我们都感到匮乏的东西；而最难给予他人的东西，也是时间。”艾略特这样定义国际精英会的价值。实际上，说“出售时间”不过是个噱头，作为一个为世界顶级富豪们服务的机构，它提供的就是私人定制化服务。
麦当娜在英国巡回演出时，国际精英会帮她找到了只有美国才有的香草茶叶；当她希望有4只活的企鹅出现在生日宴会上时,国际精英会真的空运来了4只。有人想聘请一位资深埃及学者作为导游，有人想以爱人的名字命名银河系的一颗星星，有人看中了《007》电影中用水貂皮制成的按摩手套，有人想把世界板球起源地洛兹板球场的草皮种植到自家庭院，有人和朋友在摩纳哥的游船上打赌，想看看国际精英会能否一小时内将非洲特产的羚羊手鼓送到船上……各种天马行空的愿望，国际精英会都能满足。
2007年，一位沙特公主计划到马尔代夫度假，而那里的酒店早已预订一空。这时候就该国际精英会出面了。它选中了某家豪华酒店，掏钱让已经预定房间的372名旅游者到别的地方住宿，为这位沙特公主和她的117名随从解决了难题。
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一个会员的孩子希望在生日时得到一个梅西签名的足球，我们没有办到。”艾略特略带遗憾地说。
曾有记者问艾略特：“如果客户提出要你们提供应召女郎，你们如何处理？”“我会建议他去找斯皮策(因嫖妓案被迫下台的前纽约州州长)，”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到目前为止，还没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假使有，我们也会拒绝，这可不属于我们的服务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艾略特不但口才好，文笔也很好，曾为《金融时报》、《卫报》、《纽约时报》撰写生活日记，潜移默化中消弭了人们对富人的坏印象。
手机一直放在耳边
在艾略特的通讯簿上，有许多别人接触不到的名字，从欧洲、中东的皇室贵族到世界顶级歌星、影星，从工商精英到各国政要。说到底，国际精英会的最大优势并不在于遍布世界各地的60多个分部，而是背后的人际网络和纽带。毕竟，很多事情不是有钱就能办到的。每当这时，很多人都会提及他的另一个身份：卡米拉的外甥。而艾略特总在刻意淡化阿姨在自己事业上的影响：“我成立精英会的时候，我阿姨还不是王室成员呢！”
其实，艾略特本人的生活同普通商务人士没有太大区别，甚至算不上很精英。创业初期，艾略特整年忙于自己的事业，“我从来不吃早餐，每天要抽40支烟。”国际精英会刚建立时，算上艾略特只有4个员工，一台电脑，他甚至没有自己的汽车。凡事艾略特都亲力亲为，有时为了一个小细节，他不惜反复“折磨”自己和同事们。即便是现在，他们也不会外包任何服务，以确保最高的标准。“上大学时，我曾在哈利酒吧（注：意大利威尼斯的一家酒吧，2001年被意大利文化事务部宣布为国家地标）打工。至今，我都记得那个眼光独到而且异常挑剔的老板，以及员工又是如何充满热情地努力工作。”
高强度的工作和不健康的饮食让艾略特大病一场。“这场病来得很凶，我真的被吓到了。所以，现在我早上都会吃点面包和水果，而且，我还戒烟了。”
2011年，艾略特与英国音乐家史蒂夫?温伍德的女儿结婚。现在，两人有了一个儿子，一家三口的生活静谧而温馨。艾略特无比幸福地说：“我的清晨通常是在与爱犬散步中度过的。”
但对于一名资深工作狂来说，工作带来的满足感是爱情和亲情都无法取代的。“你还会24小时把手机放在耳边随时待命吗？”曾有记者问他。“是的。就像过去一样，我喜欢那样。”艾略特回答得毫不犹豫。
链接?世界著名派对
世界各地有不少著名派对，有以社交为主的伦敦社交季、巴黎社交名媛成年舞会，也有以慈善为主的戛纳抗艾滋病慈善筹款派对、美国纳帕谷葡萄酒慈善拍卖会，还有充满文化气质的维也纳歌剧节舞会、巴黎大皇宫古董派对……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不要紧，你可以参加纽约拥抱派对。
伦敦社交季
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伦敦社交季每年4月开始，止于8月。这段时间里，各种社交活动层出不穷，其中包括切尔西花展、温莎马术比赛、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亨利赛艇会、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歌德堡夏季歌剧节等各种舞会、晚宴、慈善活动以及赛事。
巴黎社交名媛成年舞会
这是介绍名门女儿进入上流社会的活动，有资格参加舞会的小姐们年龄必须在17—21岁之间，漂亮且身材苗条，出身名门望族，本身具备高学历和聪慧的头脑。往年被邀请的名人后代包括克林顿和布什的女儿、海明威的孙女、托尔斯泰的重孙女、戈尔巴乔夫的孙女、贝聿铭的女儿。
维也纳歌剧院舞会
始于1935年，以高雅、奢华和名流荟萃著称，被称为“欧洲最后一个上流社会的盛大节日”。依照传统，186对青年男女在悠扬的音乐伴奏下翩翩起舞，女士身着曳地白纱裙、头戴嵌水晶的小皇冠头饰，手持花束；男士则身穿黑色燕尾服，白领结，戴白手套。它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马术学校盛装表演并称为奥地利“三大国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