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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儒家哲学至宋代，发展为格物致知、明心见性的“程朱理学”，朱指朱熹，程指“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
作为“二程”中的兄长，程颢从小聪明好学，十五六岁时，师从道州（今湖南道县）周敦颐，研经习道，发奋钻研，一生不辍，“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终成一代大儒，对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被奉为先贤，祀于孔庙东庑第三十八位。
实际上，程颢不仅仅是一位理学家，还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实干家。
从细节入手断案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程颢参加了科举考试，并考取进士。随即，他被任命为京兆府鄠县（今陕西省户县）主簿，后又任江宁府上元县（今江苏省南京市）主簿、晋城（今山西省晋城市）县令等职。
在宋代，主簿不仅掌管文书、考核、出纳等事务性工作，有时还要负责狱讼官司。程颢刚刚当上主簿，就接了一件案子。
某乡民租赁了自己兄长的房子居住，一住就是20年。一天，这个乡民在宅基地附近劳作时，挖出来一坛“瘗钱”（“ 瘗”音同亿， 瘗钱是用来陪葬的钱币，或是当时所用的货币，或是金、银、铜等材料造的币），真是喜从天降。但侄子却说，这笔钱是他父亲当年埋下的，要求物归原主。天降横财，哪能拱手相送？乡民死活不答应。于是，侄子一纸诉状，将亲叔叔告到县衙。
程颢看过状子，问乡民侄子：“你父亲埋这笔钱多久了？”答曰：“40年。”又问：“你叔叔租赁宅子多久了？”答曰：“20年。”程颢安排小吏，从挖出的铜钱中挑出一些让乡民侄子过目，然后说道：“这些挖出的钱，都是古钱，乃你父埋前数十年所铸。世间岂有选择古钱作为‘瘗钱’埋藏于地下之理！”侄子听后，大惊失色，只得承认自己妄诉之实。
在晋城当县令时，程颢也从细节入手，断清了一桩官司。
一位姓张的富户父亲去世不久，就有一个老头找上门来，对他说：“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张富户听后大骇，父亲刚刚入土，马上来了个亲生父亲，哪有这样凑巧的事情？他不认，人家偏要他认，争执不下，闹到了县里。程颢坐堂，先向老头询问情况。老头说：“年轻时，我以行医为业，长年在外。后来，妻子生下一子，贫不能养，无奈，只好忍痛将儿子送给了张家。”程颢问：“何以为证？”老头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抱儿与张三翁家。”一看纸条，程颢差点没笑出声来，他说：“按照年龄去算，送孩子这一年，张家父亲才40岁，40岁的中年汉子，怎么会以‘翁’相称？”老头一愣，知道讹诈被县令识破，顿时汗流浃背，连连磕头谢罪。
为百姓想新点子
程颢调任晋城县令之时，刚刚30岁出头，年轻得很。但他做事却思路清晰，决策果断，而且善于创新。他在晋城任职3年，其间所做不单是调解纠纷、依法治讼等按部就班的日常工作，还把大量精力花在了探索地方管理的方法上。而这一点，是那些仅仅应付政务、谋取升迁的地方官难以望其项背的。
为政上，程颢想了3个新点子。一是“边境屯粮”。当时，晋城老百姓交皇粮，要直接送往边境以备军需。然而，晋城与边境之间路途遥远，到了催粮之时，家家户户送粮忙，长途跋涉，耗时费力。倘若直接到边境附近购粮交纳，恰逢交粮高峰期，粮价又太贵，往往购粮所费，远远超出实际负担，老百姓怨声载道。为此，程颢推行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动员一些富户、商人，让他们在粮价便宜时购粮储存于边境，待交粮之时，再卖给晋城父老，规定只能略有赢利。这样，富户、商人有利可图，而农民既无长途运输的劳顿之苦，也无粮食紧俏时的涨价之忧，负担大大减轻。
二是推行“伍保”。程颢按照村民居住远近，编成“伍保”，要求“伍保”之间，强扶弱，富帮穷，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孤寡、残疾、流浪者，都责成有能力的亲戚、朋友、乡亲给予照顾，进行救助。于是，乡里之间，奸伪无所容，疾病有所养，风俗大变。
三是“乡必有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程颢深深懂得其中的道理。任职期间，他多方奔走，筹集资金，牵头建立乡校72所，社学数十所。不但亲自为儿童选择、修订教材，连断句之类的小事，都亲力亲为。晋城内外，好学之风，随之而来，甚至出现了宁可田间的杂草疯长没人拔，也要让自家孩子去读书的动人图景。
正是程颢所做所想都是为地方、为百姓，《泽州府志》上才说：“（程颢）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震野。”
絮絮叨叨地数落皇帝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皇帝接受御史中丞吕公著的推荐，提拔程颢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
监察御史是言官，其职责是规劝皇帝、纠察百官。官职低者任监察御史，加“里行”。对于当这个官的人来说，纠察百官还好办，规劝皇帝却是门技术活。不提吧，职责所在。提吧，皇帝脸上无光，万一生点意见、来点态度，这帽子都说不定难保。所以，很多监察御史履职，或碍于情面，或担心权威，或害怕打击，往往形式重于内容，走走过场，不过让皇帝表现一下纳谏的姿态而已，至于纳不纳、纳什么、怎么纳，不予深究。
程颢任御史，却执拗、较真，他常常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絮絮叨叨地在宋神宗面前数落，不厌其烦。问题是他不厌其烦，那些侍从却大厌其烦。有一天，午餐时间都过了，程颢还在那里一二三地摆道理，大说特说。宋神宗饥肠辘辘，又不好明言。侍从便正色对程颢说：“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还没吃午饭呢！程颢这才依依不舍地退了出来。
程颢在京任御史期间，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熙宁变法”。当时，凡与改革有关的机构调整、法令推行等，王安石皆全权负责，甚至官员任命这样的大事，宋神宗也让他根据改革需要便宜施行。而王安石忧心于大宋王朝的经济衰落、军备薄弱，以矫枉过正的态度推行改革，甚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态度在以祖先崇拜和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无异于离经叛道。所以，“熙宁变法”一经铺开，便立刻激起众多士大夫的反对。
士大夫里即使是反对变法者，态度也不尽相同。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翰林学士范镇，御史中丞吕诲等人对新法明确表示反对，其中司马光最为激烈。他曾对宋神宗说：“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说自己和王安石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颢作为反对者阵营中的一员，态度上却温柔敦厚多了。王安石对程颢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尽管王比程还年长11岁。
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大家思想上想不通，王安石声色俱厉，暴跳如雷，就要摘人家的官帽。恰巧程颢受命前来议事，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如果是其他人，王安石又要大发雷霆了，但见是程颢，“为之愧屈”。
程颢说话做事，有理有节，不动真气，但他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是一贯的。他任御史期间，多次上书宋神宗，指出不可变法的理由。见劝说无效，最后说了一句：“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意思是反对者太多，总有反对的理由，天下没有反对者过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对改革人数的多寡来预测改革的成败与否，这倒与当时其他士大夫以王安石的长相、品格贬低改革有所不同。不过程颢这一反对的理由，最终也确实一语成谶。
因为宋神宗坚持让王安石改革，程颢打了辞职报告，请求解职外调。王安石对程颢反对变法的坚定态度感到失望，但仍然推荐他为提点京西刑狱，主管京西路各州的刑狱监察，在职位上没有降，反而升。程颢认为这个任命“恩典过颁”，过于隆重，坚决推辞。王安石又推荐他为签书镇宁军（治所在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市）判官，程颢这才卷起铺盖赴任。
洪水前临危请命
宋代地方一级的行政区划包括州、府、军、监4种，程颢去的镇宁军，便是其中之一。签书判官是幕职官，职责是辅助长官处理政务。虽为一介幕府属官，人微言轻，但在面对国家大事和百姓安危之时，程颢依然勇于挑重担，敢作敢为。
当时，内臣程昉受命治理黄河，征用澶州厢兵（承担各种杂役的军队）800人，夜以继日地赶工。时值严冬，大雪不止，寒风刺骨，厢兵们饥寒交迫，不堪忍受，集体逃归澶州。澶州的官员们赶紧开会，是大开城门让他们回来，还是堵在城外拒绝呢？因为程昉是皇帝派来的治河官，让厢兵进来，无异于同程昉过不去、同治河过不去、同朝廷过不去，如同现在袒护逃犯一般，是要担政治责任的。因此，拒开城门成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有程颢说“厢兵冒死逃归，拒之门外，必然引发事变。不如开门放入，好生安抚”，才能把事情圆满解决。
劝服大家后，他亲自前往打开城门，与厢兵对话，约定3日后复役，才把他们放归澶州城。3日后，体力和精神得到恢复的800名士卒，果然如期赶赴治河工地。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夏天，澶州连降暴雨，河水猛涨，黄河曹村段堤岸因不够牢固而决堤，农田、村庄眼看就要淹没。程颢临危请命，对澶州知州刘涣说：“请让我率人前去抢险，即使用身子去堵，也一定要把它堵住！”刘涣深为感动，立即把澶州城内的厢兵悉数调拨给程颢，还把将印郑重交付于他。有同僚说水势太急，人力去堵，不过是徒劳罢了。程颢不为所动，迅速调配堵河物资，携兵火速赶到决口之处，派精干而又素知水性的士卒从堤岸两边泅水填堵，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奋战，决口终于被堵住。
在镇宁军之后，程颢还任过扶沟（今河南省扶沟县）知县、奉议郎之类的小官。虽然在地方上政绩不俗，然而再未得到过朝廷的重任，大材一直不得施展。
程颢之所以大半辈子仕途不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有关系的。他的盛年时期适逢“熙宁变法”，改革者受重用，而他反对变法的态度一直很坚决。不过，程颢与一般士大夫不同的是，纵然不被重用，一直做小官，他也没有因为不得志而自怨自艾，反而做出很多成绩。看他在那些县、州所做的工作，真有一种“若烹小鲜”的自如。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程颢逝世，终年54岁。他逝世后，宰相文彦博为其题写墓碑，送他“明道先生”4个大字。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评价他：“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