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链接
日 报周 报杂 志 人民网

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当了30多年美国记者

吉米:中国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选择”上

本刊记者 | 田亮 《 环球人物 》(

    “我想请一位老朋友提个问题,我们好久没见了。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吉米,希望你的问题客气一点。”3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快结束时,大会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打破由主持人挑选提问者的惯例,亲自点名,把最后一个提问机会留给了老朋友——CNN北京分社社长、首席记者吉米?福罗库兹。

    “我们认识20多年了,当时,她是一名年轻的外交官,我当记者的时间也不长。”20多天后,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吉米如是说。他和傅莹虽然见面不多,但时常通电话,“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意见分歧,但是基本上能谈得来,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外交和国际事务。”

    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吉米提了一个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傅莹说:“我与一些国家接触,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现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困难,不比中国的困难小,但是没有听说他们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要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对这个回答,吉米感到“满意”,值得进一步探讨。他不只对这一个回答满意。当有记者问到环境污染问题时,傅莹说:“我家也有两个口罩,我女儿一个,我一个。”吉米对此评价是“很人性化”,“中国的官员要更多地展现出人性化的一面,避免一些套话、官话。”

    吉米是中美建交后最早的驻中国记者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两会对外媒开放,就开始参与两会报道。教育、医疗、贫富差距……他的关注点总能切中要害。

    吉米的办公室很局促。摆在房间对角线上的办公桌——一张中国老式四腿高脚桌,把办公室分成两部分,里面的三角区是休息区,外面的三角区摆放了两把木椅子。这些桌椅都已跟了他20年,连同窗台上的10多尊毛泽东、周恩来、列宁等人的塑像,以及七八个有三四十年历史的钟表,都是他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来的。与这些充满历史感的陈设比起来,窗外则是另一番景象。办公室地处北京东二环建国门桥东北角,透过窗户正好能看见CBD一座座现代化高楼大厦是如何拔地而起的。鲜明的时代对比,让他对中国寄予厚望,“中国会很快壮大,不光从实力,而且从内心。”

    北京是他的福地

    形容吉米,有3个词组不可少:菲律宾人、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当了30多年美国记者。1971年,20岁的吉米与另外14名菲律宾青年学生受邀来到中国参加交流学习活动。没想到,这次出国有去无回。因为反对菲律宾时任总统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吉米被勒令不得回国,在中国开始了流亡生活:在湖南种水稻、喂猪,在山东帮人捕鱼……攒下了一些积蓄后,1974年他又回到了学校,先是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后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历史和我的兴趣——新闻能够联系起来,想当中国问题专家,了解中国历史很重要。”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媒体陆续在北京开设分社。1982年,吉米大学毕业,成了美国《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的一名记者。2001年,他又到了CNN。

    回顾30多年的记者生涯,吉米说,起初他的工作既简单又困难。外国媒体的采访往往由中方组织,“两会将在几月几日开幕”就可以成为外媒关于中国时政的最重量级报道。“没人通知我们开会的日期,更不用说会议的内容,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猜。有时,我们还会看谁跟领导人坐得近,猜测谁会升迁。”在吉米的印象中,最初参加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一般就念念稿子,20分钟左右,发布完新闻就结束,不回答问题”。

    那时,吉米的采访机会和能做的报道少之又少。“住什么地方是指定的,出去活动也有指定的工作人员陪着。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躲着我们。最早的报道主题是北京烤鸭、中国熊猫,中国没有广告、没有送比萨的,这些都是可以当新闻写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闻发布会越来越密集,老百姓也越来越愿意接受采访,“与中国人交朋友比较容易了,选题多了”,外国媒体报道中国的敏感问题也多了。2008年,中国网友指责CNN对西藏暴力事件存在不实报道, 为此义愤填膺,“做人不能太CNN”成为当年的流行语。对此,吉米说:“中国人有权利对我们的报道做出评价。但我也希望大家不以个别报道来判断CNN的所有报道。”他把中国比喻成一幅马赛克画,每个故事、每个报道就像其中的一块,要想看清楚马赛克画整体传达出的信息,必须站得远一些。

    吉米说,北京是他的福地,不但成就了他的事业,也成就了他的姻缘。吉米的妻子也是菲律宾人,她到北京探亲时认识了吉米。他们有一双儿女,男孩24岁,在美国洛杉矶半工半读,女孩22岁,刚大学毕业,也在美国当记者。“有时候,我半开玩笑地和她说:‘你应该学法律或是商业,当记者很辛苦,也不会发财。’但她不听话,可能或多或少也受到我的影响。她经常跟朋友们说:‘我爸爸采访过姚明。’”

    接受国新办邀请,给官员做培训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中国40多年了,您觉得,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吉米: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算是个奇迹。但是对我来讲,更值得称赞的是社会变革。我来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文革”时期,一开始还觉得挺新鲜,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别,也几乎没有腐败。现在的中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很多东西是40多年前想象不到的。我觉得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选择”两个字上,你可以选穿什么样的衣服、交什么样的朋友、住在哪个地方、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以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提问时,问到了关于改革的问题。作为一名中国问题观察者,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进程?

    吉米:中国的改革发展带来了不少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希望能够继续中国现有的改革政策。但同时,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该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它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说腐败、污染、社会公平、贫富差距等。中国未来应更多地把重点放在社会公平和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上,不要光顾发展速度。我想,“美丽中国”也是这个意思。作为一个外国观察者,我只能等着看。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一个媒体人,您怎么看信息化带给中国社会的改变?

    吉米:对这点,我体会是比较深的。过去,中国老百姓获取的信息无论是内容还是渠道都比较少,也没有及时沟通或交流信息的工具。但现在不一样了,老百姓获取信息不但快,而且多,发言机会也比以前多了。那么,到底怎么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恐怕需要有新的做法。这就像你买了一台电脑,换了硬件系统,如果还是用那些老的软件,恐怕它就运行不了。我想中国的各级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很多政府部门现在自己也有微博,以及各种新闻发布会。一个好的政府发言人,要自然、自信、有说服力,但这需要培训和训练,我知道中国近几年来也经常给一些官员进行培训。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您也给中国官员培训过?讲了些什么内容?

    吉米: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我接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邀请,是跟一些中外记者一起去的。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官员如果想和媒体打好交道,最好把自己放在媒体人的位置上考虑问题。先得了解新闻媒体的工作是什么样的,记者需要什么样的题材,为什么那么写。就像做饭一样,你得知道他需要什么佐料,然后提供给他,这样双方才能有效沟通。有的人听了之后恍然大悟,也有的官员还和我做了进一步的沟通。

    听江泽民谈上海的西瓜皮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当中,不少外国媒体喜欢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

    吉米:所谓的负面,哪个国家都有,而且哪个国家的媒体也都报道,中国媒体也报道,媒体人只是想做职业要求他做的事。我想我们也不是专门找所谓负面新闻报道。实际上,我看微博上的新闻,大部分是负面的,就连几个中国人一起吃饭,也是谈问题的时候多。

    但可能对中国人来讲,自己说是一回事,如果外国媒体报道同样的东西,就算抹黑中国。其实,同一件事,外国媒体报道和中国媒体报道有什么区别呢?我希望中国人可以包容一些,不必那么在意,应该显得自信。

    我最担心的是,如果外国媒体把中国理想化了,那一旦发生问题,外国人反而会觉得问题比想象的严重。中国人不用把外国媒体的某个负面报道看得太重,也不要把外国记者当成是敌人,他在中国这样做,在别的国家也会这样做。外国媒体并非想要妖魔化中国,而是指出问题,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中国人不够自信?

    吉米:在某些领域里,恐怕是这样。中国发展太快,而某些领域的发展可能还是跟不上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是好事,但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挑战。就像一个小孩,他长得很快、很高,但他可能没有社会经验,这可能会影响他的一些行为或者是自信心。我想这是各个国家在崛起时都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也有一些人把中国比喻成一个演员,他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但是已经被推上舞台。你不能让人家先等着,说我先准备好再表演。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需要尽快适应这种新环境、新挑战、新角色,思考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权利和义务。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同行?

    吉米:30年前,中国记者还比较拘谨,因为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可能思维还比较闭塞;20年前,中国记者在发布会上还很少提问题;但现在,中国记者学习新的东西非常快,他们变得积极了,而且提的问题比较尖锐。我希望中国同行能够更好地起传播信息、暴露腐败以及替老百姓说话的作用。

    环球人物杂志:能说说您在中国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采访吗?

    吉米:江泽民刚担任上海市长的时候,我代表《时代》周刊采访他,当时是就世界各地大都市做一次报道。江泽民是在办公室接受采访的,而且他允许摄影师一同前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个地方:一是他很痛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因为当时还是上世纪80年代,这很不容易;二是除了谈到上海面临的挑战和工业化,他还谈到下决心解决上海的西瓜皮问题。当时上海大街上有好多西瓜皮,影响了这个大都市的形象。那一次我们谈得很放松。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现在,您最想采访的是什么问题?

    吉米:我把记者比作消防员,哪里有火情就马上去哪里,这是记者的义务。但除此之外,我个人最想采访一下中国航天员,了解他们的生活、家庭和日常训练。美国宇航局我也想去采访,因为这些都很神秘。虽然我上了点年纪,但还有一颗好奇心。我想每位新闻工作者都有一颗好奇心,如果记者的好奇心能得到满足,一定也能让观众或读者得到满足。

吉米:中国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选择”上
法国“黑帮律师”最会操纵媒体
博物馆创始人,请间谍当顾问
黄荣华,为故宫修复龙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