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句句是猛药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奔波仕途，屡次被贬，与同僚发生过冲突，甚至他的朋友、同窗、老师对他也颇多苛评。他的仕途推荐人、宰相晏殊就曾责备他“好奇邀名”；另一位宰相吕夷简也说他“务名无实”。但是，在他死后，南宋朱熹评论他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明代方孝孺说他“时屯道难合，谤息名愈全”。在这些人眼中，范仲淹拥有一种勇敢直言，毫不退缩的品格。他的官场生涯是失败的，可人格上，他是当之无愧的楷模。

    为自立而读书

    范仲淹出生在成德军（河北藩镇，治所在今河北正定）节度掌书记官舍。其父范墉，曾任成德军、武信军（治所在今四川遂宁）、武宁军（治所在今江苏徐州）掌书记。所谓节度掌书记，是藩镇里的高级文官职位，相当于现在的机要秘书。范仲淹两岁丧父，家道中落，当时母亲谢氏还十分年轻，贫无所依，便带着儿子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朱文翰，范仲淹也被改名为朱说，并在朱家长大成人。

    朱文翰对这个不晓世事的继子并未冷眼看待，而是辛勤栽培，对他寄予了厚望。这个新组合的家庭最初经济不是很宽裕，范仲淹在青少年时期曾备尝艰辛。朱文翰辗转各地做小官，一家人多次迁居，每迁一地，范仲淹都留下了让人感动的苦读故事。

    在安乡（今湖南安乡）时，范仲淹曾在当地的太平兴国观读书，寒暑不倦。清朝翰林张明先在诗里写道：“荒台夜夜芭蕉雨，野沼年年翰墨香”，以“书台夜雨”的诗意，概括了范仲淹这段苦读生活。1009年前后，范仲淹随父母回到淄州长山，读书于长白山醴泉寺，每天的饮食仅仅是一碗稀粥。他把粥放凉，待其凝固后分成4块，早晚各吃两块，配着盐拌韭菜末下饭。

    如果说长白山醴泉寺读书是范仲淹自觉读书的表现，那么数年后，他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求学，则是为自立而读书了。让他自立的原因有点悲怆——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朱氏兄弟浪费而不知节俭，范仲淹曾多次劝阻，有一天朱氏兄弟被说得不胜其烦了，脱口而出：“我们用朱家的钱，与你何干？”范仲淹听完十分不解，自己不就是朱家子孙吗？惊疑之下，他四处打听自己的身世，最后才知道朱文翰并非生父，自己是姑苏范氏之子。范仲淹是个烈性汉子，他毅然决定自立门户，并立即离开朱家，负琴携剑，求学南京，唯一的目的就是发奋读书、学成迎母。这一年，他23岁。

    由于与朱姓决裂，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求学时，生活一度没有着落。《范文正公年谱》上说他昼夜苦学，夜里倦怠时就用凉水浇脸，饥饿时以稀粥为食。南京留守的儿子与范仲淹同窗，十分同情他，把他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留守很感动，从自己的饭菜中节省出一份来送给范仲淹，但范仲淹婉然拒绝了，说：“不是不感谢您的深情厚意，但我喝粥习惯了，也不觉得苦，一旦享受丰盛的饮食，以后喝粥就索然无味了。”

    还有一次，宋真宗幸临南京，南京万人空巷，应天书院师生倾巢而出，争睹圣颜，只有范仲淹岿然不动，继续读书。有人回来后问他为什么不去一睹皇帝风采，范仲淹说：“将来觐见也不晚。”

    1015年，27岁的范仲淹考中了进士，即奉母侍养，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理想，也开始了赤心报国的仕宦生涯。

    战场上以守为攻

    范仲淹所生活的时代，正处在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吏治腐败，财政亏空，农民与士兵不断揭竿而起。边境上，北方的辽国与西边的西夏结成掎角之势，不断扰犯。

    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中，有两件事在当时影响甚大：一是御边，二是新政。1040年，宋与西夏的战事复燃，范仲淹临危受命，被派去御边。在战略上，他主张：“严边城，使之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羌、孤立西夏，想通过以守为攻的方式争取胜利。但这一方针为许多朝臣所不理解，被讥为怯懦。当朝皇帝宋仁宗急于求成，要求主动出击，结果和西夏打了两次，损兵折将。痛定思痛，宋仁宗决定改而采取范仲淹的守策。在韩琦和范仲淹的主持下，边城日固、士气日盛、军备日精，攻防体系初步建立起来，战局开始有了变化，西夏再也不敢小觑宋军，当时民谣可以为证：“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1043年，宋夏议和。

    与西夏的战争僵持3年，不能速胜，使宋仁宗认为国力太弱，强内才能安外。他又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战事刚稳，就不顾功亏一篑的危险，于1043年4月紧急调范仲淹和韩琦为枢密副使，不久又升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命他拿出改革措施。范仲淹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厚农桑、修武备”等10项改革措施，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这些措施中，除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3项外，其余都为改革吏治的措施，下的方倒是对症，但影响了官员群体的既得利益，受到多方攻击，再加上宋仁宗瞻前顾后，不够坚定，10项改革措施只实行了6项就半途夭折，“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范仲淹的施政抱负虽功败垂成，但他忧国忧民的精神和务实的奋斗是持之以恒的。

    早在1021年，范仲淹还在泰州（今江苏泰州）当地方官，海堤年久失修，每到海潮泛滥，农田就被洗荡，百姓不堪其苦。范仲淹不断上书建议修复海堤，一番周折后，最终争取了朝廷的支持。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奋战，一条150里的捍海大堤终于修成。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楚州（今江苏淮安）一带从此水患无忧，当地百姓深深感念范仲淹的功绩，将此堤取名为“范公堤”。

    1025年，范仲淹当上了大理寺丞，他不顾位卑言轻，立刻给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和宋仁宗上书，提出“救文弊以厚风俗，整武备以御外患，重馆选以养人才，赏台谏以开言路”等建议； 1027年，在丁母忧期间，他也“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给朝廷上了一份万言书——《上执政书》，针对贫病交加的时弊，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备戎狄”等6条改革主张。据说，宰相王曾收到万言书后，大为赏识，立即授意晏殊推荐范仲淹应学士院试。

    在《给晏殊并呈中丞》中，范仲淹说：“某连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观民患，不忍自安”；在《依韵酬吴安道学士见寄》一诗中他更是慷慨陈辞：“岂辞云水三千里，犹济疮痍十万民”；在《岳阳楼记》中，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中对天下的悲悯与壮志，由此可见。

    被贬3次也不“收敛”

    范仲淹立身孤高，报国奉行“以言为先”。他早年便立志，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入仕后，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政治上的弊端，不断向朝廷建言。条条都是治弊的猛药，次次都是药石之言，以致危言犯上，屡遭谪贬。

    1030年，范仲淹上疏《乞太后还政奏》，请当时还在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要求21岁的宋仁宗亲政。章献太后被触怒，把范仲淹贬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通判。曾推荐他的晏殊担心连累到自己，把范仲淹叫去严加责备。为此，范仲淹给晏殊写了封长信，说：“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一副死倔死倔的样子。

    1033年，章献太后驾鹤归西，亲政后的宋仁宗希望有所作为，找来一批太后垂帘时受压制的官员。范仲淹也被召还，担任了谏官。当时，宋仁宗因为宠幸尚氏、杨氏二妃，准备废掉郭皇后，范仲淹却率官到垂拱殿门，奏郭皇后不可废，结果被押解出京城，贬睦州（今浙江建德）。

    1035年冬，范仲淹因政绩突出被提拔进京，归来后的他论事愈急。当时，吕夷简任宰相，颇为专权。范仲淹便把一些要员的晋升情况绘成《百官图》上呈宋仁宗，指着上面开列的百官晋升顺序说，“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直言宰相以权谋私，任人唯亲。吕夷简气得七窍生烟，状告范仲淹越职言事，搞朋党，离间君臣。这次，范仲淹又被贬职饶州（今江西鄱阳）。

    历经三度谪贬，范仲淹丝毫不见“收敛”，他那近似固执的坚持，源于忧国忧民的情怀，只是，真正理解他的有几人？在当时的名流眼中，他是个不懂回旋的迂阔之人，王安石甚至指责他“好广名誉，甚坏风俗”。

    1052年，64岁的范仲淹旧疾缠身，感觉大限将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遗表》，说的仍是邦国兴衰。他以将死之言规劝仁宗要体恤民情，赏罚公正；他还对朝廷上上下下固守弊病、不愿变革的心态深感忧虑。至于身后事，只字未提。

    范仲淹去世后，宋仁宗亲书其墓碑为“褒贤之碑”，谥文正。和他曾并肩作战过的韩琦在《范文正公奏议序》中历数他一生坎坷，留下了这样的评价：“识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复沮者，几十四五”，充满了遗憾和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