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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青松的人生信条是：“不走寻常路。”这句话，他是从头开始落实的：把左右两侧的头发各剃1/3，只留中间，还把剩下的头发扎起来——与其说是马尾辫，不如说是“扫帚”，一排短发条缕分明地立在那，让程青松极为自豪。
让他更自豪的还有一把“扫帚”——2010年，这位电影杂志主编仿效美国金酸莓奖创办了中国电影金扫帚奖，每年评选一次最令人失望的电影、导演和演员。
前3年，从未有人来领奖。而今年却出乎了所有人意料。3月3日，第四届金扫帚奖颁奖礼上，当主持人宣读完最令人失望导演由《王的盛宴》导演陆川和《河东狮吼2》导演马伟豪共享后，一如既往地随口问道，有人来领奖吗？一个女孩从角落里站起来，替马伟豪领奖。随后，《疯狂的蠢贼》制片人李明阳亲自现身，领取最令人失望的中小成本影片奖，并念了3分钟的检讨书。美国金酸莓奖从创办到有人去现场领奖，走了十来年，金扫帚奖4年，“比我预期的时间早了很多。”程青松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程青松的工作室位于北京电影学院西侧的一个居民区内，既是办公场所，也是他的居住地。书柜上放着3把“扫帚”，一个和书差不多大小，另外两个手掌那么大。“大的是去年的奖品，两个小的是今年的。”程青松说着，又摸出来一兜小扫帚：“我们准备了很多，但只发出去两把，剩下的都用来打扫屋子。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金扫帚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记者问道。“它有3层意义：第一，中国有句成语，敝帚自珍，我希望电影人珍惜自己的作品；第二，用扫帚能扫尘除垢；第三，扫帚在故事里是有魔力的，我希望得奖者日后可以乘着金扫帚飞翔。”
从放映员到专业影评人
刚出生时，程青松的名字是程闯，父母都是重庆的老师。快要上小学时，父母带他去看京剧《沙家浜》，程闯被其中的唱词“俺18个伤病员，要成为18棵青松”打动，自己改名为程青松。
后来，父亲调到电影院工作，程青松跟着他看了不少电影。小学时，在课本里读到地主把毒药倒进村口的井里，加害村民，他就问外婆，地主长什么样？外婆却说，她们村的地主对人还蛮好。“从那之后，我意识到，要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不要随随便便相信。”
中学时，程青松的语文成绩很优秀，但不喜欢数学。1986年高中毕业，由于偏科，他没考上大学，只得在家乡重庆云阳县的电影院当了一名放映员，工作内容是卖电影票、放电影、在电影院内巡逻，一当就是9年。每天他都要放映至少3部影片，9年里他看了上万场电影。“这段经历对我进行电影判断特别有用，让我明白什么样的电影会满场，什么样的只有十来个人看。”他说。
程青松对写作一直没放弃，并在1995年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一篇中篇小说。也是在那一年，他因为文学特长，作为特招生进入向往已久的北京电影学院。就读期间，他创作出两个剧本：《莫斯科的爱情》和《生于1966》，都是对边缘人物命运的思考。
在大学里，程青松认识了姜文、贾樟柯、王小帅、娄烨等导演，经常与他们一起谈电影、聊创作。后来，程青松成为专业影评人。从2002年至2008年，他一直担任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总撰稿，2009年则成为金鸡奖颁奖典礼总导演。其间，他担任编剧的影片《电影往事》、《沉默的远山》分别获得夏衍电影文学奖剧本三等奖、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谈金扫帚：观众对烂片的看法惊人地一致
程青松很怀念当放映员的日子。“那是影评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思想界很激扬、澎湃的时候，像批评家朱大可就敢在谢晋导演最辉煌的时候，发表《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可近10多年来，整个氛围就不正常了：资本可以买断影评；制片商给影评人红包；影评人成了制片商的代言人……影评人应该是文化的看守者和督促者，而不是纵容者。”
程青松不愿“被收买”，他也不怕得罪人，接受采访时，“烂片”、“演得很假”这种词随时挂在嘴边。“2009年，中国电影票房特别高，超过60亿元，但是电影口碑却很不好。”程青松说。为提升中国电影质量，2009年11月的一天，刚创办年刊《青年电影手册》的他，又提出创办中国最令人失望电影——“金扫帚奖”这个概念，并在第二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金扫帚奖颁奖礼。
金扫帚奖由两轮投票产生，第一轮完全交给影迷，再由数十位资深影评人、专家、学者等选出最终获奖者。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的话说：“金扫帚奖是与观众平行的一个奖，不受雇佣，不媚权势，不论亲疏。从电影文本出发，以专业的立场，独立的身份，以电影批判影响电影创造，是鞭策中国电影的一个奖。”第一届时，只有1万影迷投票。到第四届，已经有200万影迷参与。 “影迷选出来的结果和评委会的投票结果基本是一致的。”程青松说。
环球人物杂志：金扫帚奖的评委是怎么选出来的？怎样保证投票的公正？
程青松：评委不能怕得罪人。第一年选评委时，一个影评人说有个导演跟自己关系很好，当不了，我之后再也没有请这个人。评委的投标每年都会公开。
评委之间不能交流。我当过很多次电影评委，评委们坐在一起互相讨论，其实会受别人影响，尤其是被表达能力强的人影响。我们发邮件给每位评委，要求他们保持独立性。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近年来最烂的一部影片是什么？
程青松：我不是评委，我觉得没有最烂的，是有很多很烂的影片。比如《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张柏芝演得真是很烂，而且情节、节奏陈旧，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水平。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烂片？
程青松：最根本的原因是被资本收买了。大家都想着拼命抢钱，而不是把产品生产好，有的小成本电影甚至十来天就拍完了。很多大片的成本、票房虽然高，但是靠忽悠得来的。长此以往，就会产生信任危机，观众不再信任，最后伤害的还是中国电影事业本身。你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第二周比第一周票房好很多，就是因为口碑好，导演李安用了多年的心血在里面。
环球人物杂志：从第一届到第四届，得金扫帚奖的影片中有不少是古装片、历史片，这是为什么？
程青松：首先是这类片子本身的基数就大。现实题材可能在审查方面有很多限制，很多人只好避开这个题材。另外，很多片方认为观众对所讲的故事大致清楚，不用去费劲铺垫了。比如花木兰、白娘子，他们认为有这名字，就值5000万元的票房，可以拿来套钱。中国电影为什么不敢面对现实，解读这个时代？由影迷自己投票选出这个奖，就是想让中国电影人集体面对现实。
环球人物杂志：影迷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电影的真实水平？似乎每部影片上映，都会有人出来吐槽，甚至开骂。
程青松：好影片是黑不掉的。《王的盛宴》一上映就惨败，当时有消息说归罪于竞争对手给他们打低分，然后他们又花钱给自己打高分，最终分值还是下去了。《战国》和《关云长》联合发声明，悬赏10万元捉拿网络黑水，说他们的电影是被黑的。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吗？那两部片子正是上届成千上万影迷选出的最令人失望的电影。
好电影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观众对烂片的看法惊人地一致。
谈电影：中国缺3种类型片
办杂志、写剧本、当影评人，程青松也算是一位圈中人。他并不担心举办金扫帚奖会影响自己。“这个奖只是就事论事，并不针对某个人的整个艺术生涯。”对他来说，每天劳累的工作之余，最开心的事就是和4岁的程托托一起玩，给它梳梳毛、洗洗澡。程托托是一只黑色的雪纳瑞，见生人来了，它总是主动上前抬起前爪打招呼，非常热情。程青松的朋友和“粉丝”，给他写邮件或打电话时，问候他之余都不忘问候程托托。
环球人物杂志：你自己也写剧本，会不会担心将来得到金扫帚奖？
程青松：我觉得我不会。我看到过一些电影，编得那么不合理，表演那么浮夸，我觉得我写不出这种烂片。秦海璐曾公开说，她要是得金扫帚奖，就来领奖。我当时就笑了，她怎么可能得这个奖，这种演员不可能接演烂片。
环球人物杂志：烂片不一定票房就差，有人还是会偷着乐。你如何看待票房和作品质量之间的关系？
程青松：票房特别好的电影，不一定艺术价值能达到最高点，但它至少不会太差，没有说特别烂的电影能成为票房第一名的。有两种类型的电影容易得到高票房：拳头和枕头，也就是暴力和情色，只要拍得好，永远有市场。电影其实是满足了人类的偷窥欲，我们透过银幕，可以很安全地去集体窥视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但就是这两种类型的电影，如果拍得烂，也很难实现高票房。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中国电影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程青松：就像我一位老师说的，电影的叙事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比如美国，电影创作相当大胆，任何类型的电影都会产生。我们的综合国力有一定差距，体现在电影上，也有距离。
环球人物杂志：你曾说，金扫帚奖只是中国电影生态的一个链条。那么，一个良好的电影生态系统是什么样的？
程青松：评价上要有批评、有赞扬。类型上要丰富，有喜剧片、青春片，也有惊悚片、文艺片，各种类型共同构成一个系统。观众可以各取所需，就像超市里什么产品都有。如果一进电影院，看到的就是《战国》，或者总是那几个人翻来覆去地演，观众就不愿意去了。现在我们的电影形态太单一，尤其缺乏3种电影：能够传承中国人梦想的、写现实题材的和有想象力的。
一部影片很难达到大众都喜欢，有的注定只是艺术品，但它有固定的观众。国外有专门播放艺术电影的院线，能让做艺术片的也不至于亏本，顶多不会赚。但在中国，艺术片要被扔进电影院跟商业片竞争，怎么竞争得了？
环球人物杂志：听起来你对中国电影挺悲观的。
程青松：这十几年来，中国电影数量上升了，质量却在下降。今年并没有比去年好，明年也难说比今年好。有转变的话，我觉得是中国电影人在态度上的转变，更加重视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了。美国影星哈利?贝瑞得过奥斯卡奖，她也敢于去领金酸莓奖。领后者并不是什么丑事，重在鞭策。这次来领奖的李明阳只有24岁，我想这对他以后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另外，有人领奖之后，那些正在做项目的人也会考虑，我们的选材是不是真的好，可不可以把它做得更好。中国电影人需要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