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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2013年新年第一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如约来到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位于北京南沙沟小区的家。尽管已是耄耋之年，茅于轼仍在经济领域执着前行——在刚刚过去的 2012 年 12 月 29 日，他发起创立的人文经济学会举行成立典礼，其成员包括张维迎、余永定、陈浩武、王巍等经济学界知名学者。对于学会的目标，茅于轼称是让“所有的人都能懂点经济学”。采访中，他还向记者谈到了对2013年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希望中国经济越来越好。
普通人都能懂的经济学
对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茅于轼做了简单明了的定义区分：“经济学是讲财富生产，人文经济学则是财富和人生的学问。当然，人生的方面很多，人文经济学讲的是跟财富有关的人生问题。”
其实，经济学本身就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还要建立人文经济学呢？茅于轼说：“100年前，数学进入经济学，使经济学获得极大的发展。因此，现在的经济学也称为数理经济学。与此同时，虽然经济学得到大发展，但它过于偏向纯自然科学，失去了应该有的人文精神。数理经济学中有过多的理论知识，一般人看不懂。人文经济学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话来解释经济问题，让那些即便没有学习过专门的经济学知识的人也能明白。数理经济学是从逻辑推导来的，而人文经济学是从生活中推导出来的，所以也能为普通人接受。”
茅于轼向记者解释说，人文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并不对立，而是相互补充。“人文经济学一点也不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且，人文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来自数理经济学。只不过它要回归到普通的日常生活，用生活中的语言而不是数学方程式来说明经济学的道理。”茅于轼给记者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数理经济学经常说一般均衡理论，用人文经济学的
语言来说，就是拿钞票能买一切东西。”
在茅于轼看来，经济学回归人文科学，就不应像数理经济学那样讲求纯逻辑，而要综合其他社会科学。所以它包含了社会学、政治学、史学、伦理学等多学科内容。由于跨学科，人文经济学很容易用于政策研究，而数理经济学只探讨经济学本身的规律。
作为一个普及经济学常识的学会，人文经济学会任重而道远。目前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是从哈佛或斯坦福等大学学成归来，说话动辄夹带英语单词，谈经济必先谈理论，常常让普通百姓觉得经济学“可望不可即”。茅于轼认为，让普通人都懂经济学，不是一个简单且容易完成的任务，但他还是希望，“人文经济学能成为普通人学习和讨论经济的一个平台”，而每年100 元的会费也与学会的定位非常吻合。
半路出家的经济学家
1929年1月14日，茅于轼出生于南京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中国著名的铁道机械专家茅以新，桥梁专家茅以升则是他的伯父。受父辈影响，1946年，茅于轼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主攻铁道机车研究。1950年毕业后，他舍弃上海滩的繁华，远赴千里冰封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在那里，等待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当火车司机。那个时候，茅于轼脑子里总是想着如何节约能源，用最少的煤开动更多的火车，而这与微观经济学的最优化问题不谋而合：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它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配置资源。或许从那时起，茅于轼就开始对微观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55年，他被调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
1958年，茅于轼被划为右派，下放至山东农村劳动。在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他饱尝饥饿的滋味。“所以我分外珍惜粮食，这也是我对中国的耕地特别关注的原因。”“文革”中，他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批斗甚至殴打，最后发配至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茅于轼正式踏上经济学研究之路，便始于“文革”期间。1975年，他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并在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被学界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
“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使我们国家富起来。后来我发现，国家更需要经济学，于是开始转向。”20世纪80年代初，茅于轼申请调入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但遭到拒绝，因为他不是学经济出身的。1985年，他终于被调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主攻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他认为，在社科院美国所的那些年，自己进步很大。
1993年，退休后的茅于轼与制度经济学家盛洪等人创办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这是个纯粹的民间研究机构，茅于轼也因此游走在主流经济学家之外，半路出家的他一直未能进入能够影响决策层的林毅夫或吴敬琏等人的圈子，他的言论被媒体和百姓熟悉，但决策层未必采纳。
“可能我对有些问题的批评方式不对。对错误的言论和行动一定要批评，但一定要从善意出发，有建设性。不可讽刺挖苦，恶意中伤。可是我们很多人，特别是学术界，往往多的是讽刺挖苦，以损害别人为乐，实际上就是损人利己。过去我也犯过这样的毛病，但自从认识到是损人利己之后，我已经改正了。”茅于轼自嘲地说。
“为富人说话”遭质疑
“不能说，非要说；不能做，非要做。”这是一些媒体对茅于轼的评论。确实，茅于轼这几年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几乎在房地产、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遭遇炮轰，但他依然坚持着他最初的经济理想——“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72岁时，他曾就首都机场商品高物价问题写公开信，惊动当时的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迫使首都机场不得不加强物价监管。由于骨子里对草根阶层深厚的人文关怀，茅于轼被称为“经济学界的鲁迅”。
去年，茅于轼获得了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颁发的2012年弗里德曼自由奖，奖金为25万美元。弗里德曼是美国的经济学家，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主要观点是经济自由化与完全市场化，政府不得干预经济。而茅于轼的主要经济观点则无不体现了“完全市场化”的理念。
2008 年，茅于轼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场的国家粮食储备局一位原局长听后拂袖而去，国务院“三农”问题智囊则明确表示，茅于轼的结论“经不起讨论”，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
“很多人说金融危机是经济自由造成的，建议不要经济自由，要政府干预。但如果我们把经济自由换成经济干预的话，问题就来了。经济危机跟经济自由毫无关系，相反，我们要坚持经济自由。中国改革成功就是因为有了自由保护，有了自由交换。不管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有了自由交换才会有生产权。”
茅于轼关于经济自由化和完全市场化的观点还有很多，也有不少引来争议。比如他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最好的方法，应该是通过提高学费来增加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因此，高校教育的失败源于高校的行政化而不是产业化。”他还曾经说过：“我赞成发展廉租房，但廉租房应该是低标准的，有私人厨房，但不一定有私人厕所。很多人质问我，为什么廉租房没有厕所。我认为廉租房是有厕所的，是室内的，但未必是私人的，而是公用的。”
茅于轼的观点一出炉，便常常遭到网友的炮轰，有些人认为他是在“为富人说话”，对此，茅于轼也毫不讳言，“我确实是为富人说话，但我是为穷人办事。”只不过，他为富人说话，大家都看到听到了，而为穷人办事，却很少为人所知。
比如，茅于轼创办了“扶贫基金”、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等，他还为农民工提供小额贷款，更直接的是捐款。夫人赵燕玲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赚的钱都捐出去了，只要有人打电话说需要钱，他就捐。有时候我怕他上当，不让他捐，他就跑到邮局偷偷给人家寄钱。知道被骗了，也无所谓。”在夫人眼中，茅于轼“性格特别木讷”，“连跟别人吃个饭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一张嘴就说错话，对社会的认识太简单。”
当然，也有很多人质疑茅于轼的基金项目。有人问，同样是为穷人提供贷款，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格莱珉银行的最高利率为20%，要比茅于轼的贷款基金利率低；而存款利率最低为8.5%，也高于茅于轼的3%。对于这些质疑，茅于轼的回答是：“中国的农民迫切需要贷款，而我们基金能够维持运转，就必须要盈利。从这一点来说，我也是被迫的。”
预测2013年的经济形势
环球人物杂志：您如何看待中国2012年的经济发展？
茅于轼：我觉得2012年经济的特征就是“风险”。风险产生的原因在于经济本身偏离了均衡。经济自身有一种恢复到均衡的趋势，如果偏离得太远，它有时就要突然地恢复均衡，这就产生了风险。例如目前的房地产问题，它太脱离均衡了。再比如说收入分配问题，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它要恢复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产生想象不到的风
险。现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呼声很高，这也说明人们对经济发展并不满意。
环球人物杂志：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未来又应如何推进这一进程？
茅于轼：目前是假的城镇化。真正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我国现有的农民中，大部分都要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转变为城里人，这是铁定无疑的。现在的问题是，农村的劳动力到城里来打工，大部分还是农民工的身份，在城市没有固定户口，居无定所，到春节时要回家过年，过完年再进城打工。这不是真正的农民进城，不是我们所要的城镇化。
那么，是什么妨碍了真正的城镇化？
最主要的原因是城里的居住成本太高。不要说买房买不起，连租房也租不起。可另一方面，大中城市里都有数目巨大的空房。一方面房子空着，另一方面许许多多的农民工租不起房，这是资源的巨大浪费。今后如果要推进城镇化，必须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化问题。我昨天刚刚接了一个电话，有一个河北的农民跟我哭诉，他的土地被占，本应该给80万元左右的补偿款，却只给了十几万元，这就是掠夺了。我觉得只要双方自愿，无论给多少钱，只有后
悔不后悔，而没有冲突。只要是经济上的自由交换，就不会带来上访等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说到农民工，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与人口有着怎样的关系？
茅于轼：我曾经在2012年8月联合3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包括梁建章、许小年、陈志武等，发起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建议书。近十几年来，我国人口增长数急剧下降。2010年人口普查证明，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1973年的4.5降到 1.18，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当初提出计划生育政策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收入不到300美元，农业占经济总量约30%，各种商品都紧缺。同时，生育率很高，人口增长很快，面临就业不足。而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今非昔比，总体规模已仅次于美国，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两三亿农民在城里有了工作。在过去的10年中，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 ：2003 年，20 到 39 岁黄金年龄段劳动力开始减少，这一点，已经为近年来逐渐加剧的用工荒所证实。
环球人物杂志：但人口增加会影响到未来我们要实现的收入倍增吗？
茅于轼：收入分配差距大的问题在于特权，不消灭特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改革成功表现为 GDP 的高增长，这些大家都承认，因此，成绩是主要的；但贫富差距大，特权阶层形成，这也是事实。
大家关注收入差距固然不错，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垂直流动性，即人们从低收入阶层向上移动到高收入阶层的机会。如果收入差距大，但是垂直流动性也大，倒也能鼓励大家努力上进。相反，即使收入差距不大，但是垂直流动性很差，社会就显得很不公平。我国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和国有垄断的存在，造成人们的垂直流动性很差。收入差距容易看得见也容易研究，可是垂直流动性看不见，也难于研究，但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曾经说过，改革开始时垂直流动性很高，当时的万元户很多是“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是受压迫的一群人。一旦获得自由，便焕发出极大的创造性。而现在国有垄断集团工资比外面高很多，外面的人很难进入。
环球人物杂志 ： 那该如何取消特权？
茅于轼：保护人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同时保持司法独立。
环球人物杂志： 您觉得今年的 GDP 会是多少？
茅于轼：这个很难讲，要看会不会硬着陆。所谓的硬着陆，就是资产价格突然下降，失业率突然上升，物价飞涨，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如果硬着陆的话，GDP掉到 6%、5%、4% 都可能。其中主要问题是房地产泡沫和银行坏账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发生的话，老百姓到银行提不出钱，只能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让银行破产；第二，多印钞票解决银行坏账，从而发生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危机。如果没有硬着陆，GDP达到7.5％是非常有可能的。
环球人物杂志： 2013年实体经济的发展会怎样？
茅于轼：有很大的机会。如果农民可以自由卖土地，机会大得不得了，GDP可以上升好几个百分点。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如果做不到的话，实体经济的问题就依然存在：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创新乏力以及生存艰难等。
环球人物杂志：土地自由买卖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吗？
茅于轼：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问题，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
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第二，地价和房价会大幅度下跌。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土地的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了。第三，城市里的房价下降，农民的收入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有机会进城租房买房，变成真正的城里人，中国城镇化可以大大地加速。第四，农民真正进了城，家庭团聚，社会安定。现在两亿多的流动人口造成农村婚姻的不稳定，不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而且纠纷增加，社会成本上升。第五，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纠正 GDP 中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中国 GDP 结构极度扭曲，其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又占人口的40%多，这部分人的低消费使得宏观上消费不振。不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消费永远是低的，投资永远是高的，产能永远是过剩的，结构永远是扭曲的，而且扭曲的程度将越来越大。
环球人物杂志： 明年房价还会上涨吗？
茅于轼： 除了上面讲的原因，房价上涨的原因还在于，收入差距扩大了之后，特权阶层收入高得不得了，这些人有钱没地方投资，于是就去买房。如果土地供给没有放开，土地少，房价就会继续高涨。我最近刚刚去荷兰，荷兰百姓的收入差距不大，那里的房价很便宜。一套 100 平方米左右的公寓房卖20万欧元（1欧元约合8元人民币）。而当地人的平均月工资大约是税后2000欧元。但是租房价相当高，4 个人合租一套公寓房，月租金3200欧元，每人分担800欧元。也许今后的中国就是这样的房价水平。
环球人物杂志： 股市呢，今年会不会重新“牛”起来？
茅于轼： 股市现在掉得很厉害，所以今年很可能会涨。股市我不是特别有研究，所以只是猜测。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专家预测，2013年的通胀水平会达到 3％以上，您怎么看？
茅于轼： 目前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有可能。还是前面说的那样，如果经济硬着陆的话，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2013 年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改？还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吗？
茅于轼：这个方法基本上是对的，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前无古人，从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学习苏联不成功，只能自己摸索。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不要迷信什么东西，该怎样就怎样，这条路基本上是对的。
具体到如何改，我认为应该朝着市场自由化的方向改，取消各种交换的障碍。现在谁有自由？特权阶层有。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是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而目前的很多资源都被特权阶层占有，任何对自由的制约都降低了自由使用资源的效率，都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比如说，设置了 18 亿亩耕地红线，这就降低了地尽其用的效率。所以，说千道万，都是这一个原则。
经济学家把脉2013年经济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下滑，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出现结构性变化，潜在增长率下移，同时，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内部应对危机的稳增长政策力度偏温和。
我认为201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比2012年稍高，会进入一个在新的经济结构环境下寻找可持续经济增长动力的时期。另外，通胀压力会稍高于2012年，特别是2013年下半年会较为明显。关于改革，总的来说，十八大后的改革方向应该着眼于降低管制行业的准入门槛，激活民间投资，打破垄断，推进利率、汇率、资源价格等市场化改革。
胡祖六
春华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
现在我们确实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中国未来必须走向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别无他路。我们国家在过去高速发展，现在，各种挑战都爆发出来了。公平地说，过去30年，从极端低收入的水平发展起来，政府力量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集中资金办开发区、投资基础设施，政府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要向高收入体迈进，就要更得多地靠创新，靠发挥民营企业家的活力，靠企业家精神。所以归根到底，我们要认准走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这是我们新一代领导人、我们每一位企业家、每一个普通公民都应该凝聚的共识。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谢国忠
独立经济学家
世界金融危机下，整个世界就是两个字：“滞胀”。因此，中国在2013年会有通胀现象。眼下中国经济很大一个问题是前期投资过多，产能过剩，资本回报率非常低，不但盈利能力不强，还威胁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对股市而言，熊市或震荡才是正常现象。股市想要在2013年有较大的改观，就必须要在货币、收入、分配上做出调整。比如大规模减税，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降低消费税来刺激家庭的消费能力，提升企业盈利能力，这比任何其他“救市”政策都要利于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