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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隧道爆炸和苯胺泄漏，受到影响的每个人都是没有记者证的记者，他们在网上的信息传播构成了上级监管者的另一条信息渠道。传统的信息上报制度漏洞一旦得到修正，瞒报、迟报就成了可笑的掩耳盗铃。
这段时间，5天似乎成为一个标准时间差。山西南吕梁山隧道发生爆炸，8条有血有肉的生命销声匿迹，5天后，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才从网上得知这一惊人消息。同样是在事故发生5天后，山西长治才把苯胺泄漏事件通报给省政府，此时，污染已经随着浊漳河流出省外，3个省的数万居民处于饮水恐慌中。
这才刚刚跨入新年门槛，瞒报、迟报事故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东窗事发后，对瞒报、迟报的口诛笔伐蜂拥而至。国务院称南吕梁山隧道瞒报事件“性质十分恶劣”，舆论尖锐批评相关责任方罔顾公共利益，规劝这些人正视瞒报、迟报在网络时代已然行不通的现实。
可是，只要稍稍回眸就会发现，这些口诛笔伐并不陌生。人们记忆犹新，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初，三鹿集团竭尽全力封锁信息，进行危机公关；类似情形在矿难事故中更常见，矿难发生时，一些矿主不遗余力地捂住消息、隐瞒不报。
事故突然发生后，不是立即通报情况、开展救援，而是能瞒就瞒、能拖就拖，这已成为一些企业和管理方应对突发事故的习惯性选择。最近两起事件，正是这种习惯性选择的自然延伸。
尽管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相继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还对《刑法》进行修订，规定不报或谎报安全事故以犯罪论处；尽管三鹿集团因瞒报三聚氰胺事故而轰然倒塌，但高悬的利剑和前车之鉴都未能阻止瞒报、迟报路上的前仆后继。由此可见，瞒报、迟报有其生存繁衍的现实制度土壤——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瞒报提供了可能性。
这个土壤由来已久。打开中国的政治历史纪录，对上瞒报、缓报甚至不报是官场上一个重要的生存策略。有这样一个故事：1896年，李鸿章应邀参加俄国沙皇加冕大典。典礼即将开始，广场上一度失控，发生了挤压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李鸿章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是否要把这件事报告沙皇？维特答“要”，李鸿章笑着跟维特说“不该如此”，并说自己当年任直隶总督时，瘟疫造成数万人死亡，但他在奏章中称直隶平安无事。
李鸿章之所以主张瞒报，是因为在传统的官场生态中，信息的上传是单一的。信息是政治的神经，当信息向上传递只有一个渠道时，这根神经就会错乱。在向监管者通报时，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被监管者自动生成了“信息过滤机制”，夸大有利信息，过滤负面信息。如果监管者缺少其他信息渠道，被监管者的弥天大谎就会缺少参照，就能层层骗上去，很少有被揭穿的风险。
更有甚者，被监管者与监管者结成攻守同盟，垄断信息，对上一级监管者形成更严密的信息封堵。在很多瞒报、迟报事件中，类似“企业—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的欺瞒共同体屡见不鲜。
如今，依然有一些企业和官员试图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制度漏洞，有时候这个漏洞的确大到容纳了许多侥幸的瞒报、迟报。但是，今天的时代场景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进入一个信息高速流转的网络时代，这是信息不对称的天然杀手。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通讯社，你可以收买官员、打通关系、危机公关，你也可以把闻讯赶来的记者卡在半道、带到别处，你还可以对受害人和家属紧盯不放、软磨硬泡、花钱消灾，但是你如何堵住无所不在的手机一拍、按键一发、鼠标一点？如何堵得住网上迅速传播和天下悠悠众口？
网络时代，你在家里吃饺子，满世界都是韭菜味，更何况这些突发事件，怎么可能“长在深闺无人识”？隧道爆炸和苯胺泄漏，受到影响的每个人都是没有记者证的记者，他们在网上的信息传播构成了上级监管者的另一条信息渠道。传统的信息上报制度漏洞一旦得到修正，瞒报、迟报就成了可笑的掩耳盗铃，所以最近两起事件都在短短5天后大白于天下。尤其在南吕梁山隧道爆炸事故中，山西省级监管部门正是从网络渠道获悉真相，山西省领导感谢网民在调查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一个警示：网络时代，瞒报、迟报无异于自掘坟墓，与其怀着侥幸心理瞒天过海，不如迅速公开信息、通报情况，在网络传播中掌握先机、获得主动，消除谣言于无形，挽回公信于万一，这才是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