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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我们报社驻美国记者站夹在华盛顿两条大街交叉的锐角处，这种地理位置使它在住户相对稠密的那片地方显得很特别：我们只有一家邻居。
这家的男主人叫诺里斯，是华盛顿某政府机构的职员，女主人玛格丽特在一个职业学校当老师。我去驻站的时候，他们的3个孩子中，大儿子已经工作，二儿子在读研究生，小女儿正上大学本科。已工作的大儿子还住在家里，两辆低档汽车是按年度租用的。这显然是一个传统的不算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
美国人爱搬家，平均不到5年就会倒腾一次，而我到任时，记者站已与这家人为邻14年。我觉得很奇怪，有一次就问诺里斯先生，他笑道：“因为有个好邻居，不舍得离开。”这倒不全是客套话，无论按美国还是中国标准衡量，我们两家都可以称得上是互谅互助、友善相处的好邻居。
华盛顿冬季常下大雪，马路上的积雪由政府的扫雪队清理，人行道上的则要住户“各扫门前雪”。这事还真马虎不得，倘若清扫不及时，行人在哪家门前摔伤，其医疗费、误工费全得由这家出。每逢夜里降大雪，诺里斯先生总是起得很早，清扫人行道上的积雪，并从两家的分界线上往前多扫好几米，我们常想投桃报李，但总是一出门，便看到他家已经又扫好雪了。
在马路和人行道之间有一块草地，虽是公共地界，但当地规定由临近住家负责修剪。我们两家“越界修剪”已约定俗成，“越俎代庖”也是常有的事。
我们两家每年至少各宴请对方一次，春节他们到记者站来，圣诞节或感恩节我们则去他们家，这已成惯例。说实话，我对普通美国百姓的人情、人性、家庭生活、审美情趣等具体认识，多半来自邻里间这种无拘无束的交往。
到美国的第一个深秋，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却无意中测出了我们邻里间交情的深度。我的住房与邻居的厨房、客厅和他们家大儿子的半地下卧室隔窗相望，中间横着一块不到10米宽的草坪，草坪两边各放置一个粗重的空调压缩机。天热时，室内旧空调轰轰作响，压缩机的噪音尚可充耳不闻，天凉了，室内空调关了，压缩机刺耳的隆隆声让人难以忍受，尤其在夜深人静时。我多次以抱怨加揶揄的口吻对同事说：“美国人怎么这么怕热？天都凉了还开着那个破空调！到这个份上也不换换。”不止一次，我都想把这种看法告诉邻居，但后来又打消了念头——也许他家大儿子住的地下室很闷，真的需要开空调；要换一个中央空调对他们家也是个不小的经济负担。一天，华侨老沈来记者站帮着整理草坪，他惊诧道：“这么冷了，你们怎么还开空调？”原来，那台隆隆响的压缩机是我们的。记者站中央空调系统早就出了毛病，室内的空调和室外的压缩机“各司其职”，要分别开关才行。真相大白后，我对自己诿过于人的念头很是自责，也顿时对这家人增添了敬意。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3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在全中国激起了抗议浪潮，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此事在美国也家喻户晓。炸使馆事件的第二天，玛格丽特给记者站送来一盆白花，神情凝重，连说：“我们很难过，实在对不起！”
和中国人比邻而居10多年，诺里斯先生后来还真去了中国。一天，他告诉我，他要到北京出差。我对他说：“请务必去我们报社做客，曾在华盛顿工作过的报社同事一定会热情欢迎并盛情招待你。”从中国出差回来的第二天，他老远就向我打招呼：“你们在这里受苦了！”见我一怔，他忙解释：“你们单位太漂亮了，就像一个公园，里面还有一个有山有水的小花园！”一向谨慎的诺里斯先生还谈起政治话题：“除了在你们大门口站岗的，我在北京没见过一个警察，哪儿像我们这里，到处是警察！”
几年后，我离开了美国，回到了那个“有山有水的小花园”里，但万里之外这家邻居，却一直在我心中，住了很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