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中共十八大闭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吹响。拉开这一新时代序幕的，是不出意料的两个关键词——“改革”和“反腐”。尤其在“反腐”方面，无论是顶层设计、顶层推动，还是基层实践，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中央高层就反腐问题频频发声，言辞之激烈前所未有。中共十八大报告称，反腐问题不解决，“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提出要“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则在就职演说中犀利批评贪污腐败，称“打铁还需自身硬”，誓言要下气力整党治吏。
与之相呼应的，是地方政府在反腐问题上的主动突破。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因不雅视频和贪腐遭微博举报，2天后，这位有着30多年官场经历的局级干部被免去书记职务；广东，40天内4名高官涉嫌严重违纪，因网络举报被查；黑龙江双城市，女记者微博举报人大代表，当日，当地立即成立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制度层面的探索。十八大期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表述“一石激起千层浪”；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明确表示，顺德将是官员财产公开的试验田——明年起，当地凡拟提拔为副科级以上干部，一律接受审计调查，并向公众公开家庭财产信息。
上述来自各方的积极信号显示，中国反腐正朝着法治化的方向努力推进。
反腐败是全球性难题，难在哪里？难在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新上任的埃及总统穆尔西就面临着权力欲的折磨。这位竞选期间承诺打造多元化、包容性政治体系的革命者，上任后却力主扩充总统权力、加强对司法干预。面对国内外反对声浪，穆尔西说，“我们在学习如何自由，我们以前没有过自由”。权力集中的确能让穆西尔更自由地做他想做的事，可是一旦总统权力过分集中，就会影响人民的自由。公权力自由了，公民必不自由。公民无自由，就很难谈得上国家自由。
公权力过大，权力缺乏制衡，必然通过寻租的方式掠夺民众利益，令腐败丛生。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依法制约和监督权力，是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只有依靠法治才能遏制“权力自肥”，有效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真正落实“权为民用”；也只有法治，才能打破垄断利益，突破经济发展瓶颈，让社会经济在健康轨道上安全高速运行。
这一点上，几乎与中国同时聚焦反腐的另一大国——俄罗斯已然走在前面。2008年，俄罗斯确立了《反腐败法》；今年春天，俄罗斯公布了包括梅德韦杰夫、普京在内的2011年政府、议会及各联邦区政要家庭收入；11月中旬，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监督官员开支及其配偶子女花销的一系列反腐败法案。
中国的另一个近邻，曾头顶“亚洲第三腐败国家”帽子的越南，也在上周通过了《反腐败法（修正案）》，以此作为眼下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反腐败风暴的注脚，该法律要求越南高级官员公开个人财产。
厉行法治，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才能遏制腐败。早在1946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如何找到一条新路跳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的提问时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今天的中国仍然时时面临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的拷问。反腐，是其中最严峻的考题。十八大前夕，媒体民调显示，公众眼中，未来10年最有可能阻碍中国发展的3个问题分别是：“贫富分化严重”、“权力不受制约”、“利益集团坐大”。而公众最期待的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居首，“反腐机制改革”紧跟其后。反观现实，频频爆发的地方群体性事件，无论起因如何，舆论最终都会发酵成反腐议题。
回到1946年延安窑洞那场著名的对话，黄炎培说，“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这样的结论易得，但对掌握绝对权力者而言，实施起来却需要莫大的勇气，这是个艰难的自我革命过程，除此，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