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四选接班人

    1956年召开的八大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年的执政经验表明，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中央领导集体。因此，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指出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应该改变，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政治的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的中央委员会。

    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中央领导集体未来的建设方向了。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接班人的选择。这一人事问题贯穿了党的八大、九大和十大。

    刘少奇做八大政治报告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八大在北京召开，由刘少奇做政治报告。28日，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6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刘少奇在副主席中排名第一。事实上，在最初的方案中，就只设一个副主席，由刘少奇担任。为什么改为多个呢？毛泽东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防风林’就有好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

    刘少奇做的八大政治报告，毛泽东也是满意的。为了起草报告，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刘少奇找国家机关、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到他那去汇报，一个一个地听，一直到1956年3月9日，连续听了37个部门的汇报，常常从白天听到次日凌晨。将近尾声时，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得知此事，说这个方法很好啊，让人帮他也组织这样的汇报，有时还叫上刘少奇一起听。这样，刘少奇心里对国家经济建设状况有了数，开始起草报告。9月14日，在宣读报告的前一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刘少奇送来的部分清样，并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不要送我看了。”

    八大前后，毛泽东主张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他摆脱“一线”的繁杂事务，集中精力思考大事。因此，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1961年9月，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主席现在是否已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党的经常性会议，党的日常工作和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大事才向毛泽东请示。

    但是，在此后一系列工作中，毛泽东和刘少奇逐渐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很生气，认为中央“一线”不让他放心。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江青操办了寿宴，生日宴会上，毛泽东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不满，指责中央有人搞“独立王国”。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一周后，刘少奇在党内排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失去接班人资格。1969年11月12日被迫害致死，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他恢复名誉。

    在八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是新人。他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归国后投身中国革命事业。1932年，因抵制“左”倾错误路线，邓小平被撤职缴枪、下放“改造”，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落”。直至1934年10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才完成第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担任中央秘书长。八大只前，毛泽东评价说：“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和厚道……比较有才干，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犯了错误时对自己很严格。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邓小平成为常委的原因。

    对出任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邓小平一开始是婉拒的。据刘少奇秘书刘振德回忆，八大期间，有一次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内容就是动员邓小平当总书记。邓小平一再推辞：“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毛泽东说：“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周恩来说：“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邓小平，刘少奇说：“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泽东一锤定音，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定了！”邓小平没有再推辞。

    当时，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很大，有时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高于中央副主席，因此，邓小平作为中央“一线”领导，1966年和刘少奇一起成为“炮打司令部”的对象，失去一切职务，这是邓小平的第二“落”，直到1973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才第二“起”。

    九大党章确立林彪为接班人

    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大常委。但这段时间，由于身体原因，林彪没做多少实际工作。“文革”开始后，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发生重要人事变动，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11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增了陶铸、陈伯达、李富春3人。延安时期担任过常委的康生此次也趁“文革”之机东山再起。

    陶铸1908年出生于湖南祁阳，早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广东省经济建设中都有重大贡献。他当选常委后不久即受到迫害，1969年含冤病逝，终年61岁。

    陈伯达1904年出生于福建惠安，在延安时常和毛泽东讨论古代哲学，成为毛泽东秘书，前后任职共达31年，被称作毛泽东手下“一支笔”。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后，由于陶铸很快被打倒，陈伯达跃居“第四号人物”，先成江青亲密伙伴，后做林彪“军师”。

    李富春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是早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色领导者，也是根据地和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当选常委后，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协助周恩来主管经济，随后遭迫害，1975年忧病而逝，终年75岁。

    八届十一中全会带来的最大人事变化，是林彪名列政治局常委第二位。这次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中央副主席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副主席实际上只有林彪一人，这标志着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确立。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在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5人，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唯一副主席，其“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地位甚至写进了党章。

    林彪1907年出生于湖北黄冈，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长征、平型关战役，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成为接班人后，1970年3月，林彪突然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要求四届人大讨论设国家主席，“建议仍然由毛主席兼任”；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以不设，特别表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从刘少奇被打倒后，国家主席一直空缺，林彪的建议看似合理，但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表明，他是另有所图。毛泽东听到林彪的建议后，笑着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必武）老当吧！可见在国家主席的人选上，毛泽东从未考虑过林彪。但林彪依然坚持讨论国家主席问题，这是“文革”以来，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发言中提出“天才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并指使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上散发“天才论”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还暗示有人“反对毛主席”。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搞分裂，将陈伯达隔离审查，明确表示，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这给林彪当头一棒。从庐山回来后，林彪称病不出，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叛逃，坠机死于蒙古。林彪事件直接导致了中共十大的提前召开。

    十大提拔了38岁的王洪文

    1973年8月，十大在北京召开，此时距九大只有4年。九大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及另一名常委陈伯达被开除党籍（陈伯达1989年病逝于北京）。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如何确定？

    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9人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9个常委的构成在有限程度内反映了林彪事件发生两年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成果，党内元老朱德、叶剑英和董必武成为常委。

    叶剑英，189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参加过北伐战争、广州起义、南昌起义等，是共和国开国元勋和十大元帅之一；董必武，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者；李德生，1916年出生于河南信阳，虽资历稍浅，但也是军中“年轻的老资格”，14岁就参加红军，成为“红小鬼”，在战争中成长为优秀的军事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同时，十届一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表明，对“文革”的错误还没有根本性认识，以后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的康生、张春桥都进入了常委会——康生继续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张春桥，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早期经历非常复杂，擅长理论与写作，也擅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靠这两大特长与江青搭上关系，从而平步青云。

    最关键的是，按照毛泽东从工人、农民中选拔一批人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部署，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当选中央副主席，在常委中的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究其原因，林彪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身体日渐衰弱。但越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越发迫切，他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出生在吉林长春，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文革”一开始，他立即跳出来造反，制造了“安亭路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成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1967年紧跟张春桥、姚文元掀起“造反夺权”的“一月风暴”，以搞乱上海而闻名全国。

    十大之后，毛泽东对王洪文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政要，以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一名英国记者写道：“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还一度让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在造反中一呼百应的王洪文，并不具备一个中央副主席的基本素质，他不爱读书不爱读报，自称只要一读马列主义著作和书报就“头痛”，也不喜欢开会、听报告、批阅文件，最大喜好就是抽高级香烟、喝高级酒、穿高档衣服、坐豪华轿车、开着摩托车沿中南海兜风、坐着吉普车去打兔子。

    更严重的是，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毛泽东多次当面告诫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但王洪文阳奉阴违。

    王洪文难堪大任，只好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此时，周恩来的病情已经严重。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然而，邓小平全面整顿和纠正“文革”错误引起毛泽东不满，很快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受批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次“落”下去。

    华国锋结束了政治动荡

    在毛泽东先后对王洪文、邓小平失望的同时，政治局常委会出现了严重的“出缺”危机。1975年，李德生请求免除他所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后于2011年去世）；董必武、康生先后去世；第二年，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整个常委只剩下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4人。

    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的目光转向了华国锋。

    华国锋原名苏铸，1921年出生于山西交城，1938年取“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之意改名华国锋，投身抗日游击队，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南下湖南工作。1955年7月，毛泽东路过湖南，在长沙接见了老家湘潭县的县委书记华国锋。3个月后，毛泽东特邀华国锋列席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他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这次发言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毛泽东戏言“你是我的父母官哪！”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更不好意思了，毛泽东又夸奖道：“你是个老实人！”1971年初，华国锋从湖南省委书记的任上调到中央，协助周恩来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国务院总理一职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空缺。按照排名，王洪文是位列周恩来之后的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位列邓小平之后的副总理，而邓小平又被解除了职权，在“四人帮”看来，他们能在这轮人事安排中获取更大权力。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既没选定张春桥，更没看上王洪文，而是提议既非政治局常委又在副总理中排名第六的华国锋出任代总理，并且主持政治局工作。让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政治局工作，这样的人事安排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四人帮”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又不敢发作，张春桥只能私下写写“有感”，发泄对华国锋的不满。

    1976年清明节，纪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根据毛泽东提议，4月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实际上相当于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中央设第一副主席，在中共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华国锋接手中央日常工作后，行事风格比较稳健和务实，努力维系经济和社会最基本的运行，但“四人帮”处处插手、处处为难。此时毛泽东健康状况已经恶化，华国锋想见他一面也不易。直到4月30日，华国锋借陪同外宾见毛泽东之机，终于能向毛泽东汇报一些问题。毛泽东写下几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这几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后来被解读为华国锋继承最高权力的政治依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天，一场围绕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旋即展开。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治丧事宜，江青偏要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江青、张春桥催逼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交出文件和材料；王洪文的秘书给一些省市自治区打电话，要求重要事情向王洪文指定的人请示；北大、清华有人写信提议江青担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华国锋察觉到江青等人的企图，决心解决这一问题。此时的政治局常委是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4人，恰好形成二对二的格局。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华国锋必须与更多政治局委员联手。9月11日，他分别见了李先念、汪东兴，又通过李先念联系了叶剑英。与这三人达成共识后，华国锋再与可能联手的其他人逐一沟通，取得了党内军内元老和部分政治局成员的一致意见。

    采取什么手段解决“四人帮”？这是华国锋面临的又一个难题。起初，有的政治局委员提出召开会议，投票解除“四人帮”职务。但华国锋等人分析后，认为召开政治局会议还有把握，召开全会则把握不大，因为十大上“四人帮”把不少人马塞进了中央委员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坐镇，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局、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战士先后抓捕了前来怀仁堂开会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并在中南海春藕斋抓捕了江青。

    尽管这是一次高层的非程序强力行动，但它实现了高层权力的平稳更替。当晚10点，华国锋赶到北京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了抓捕情况。会议开到第二天凌晨，决定推举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起”，和叶剑英一起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3人组成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填补了毛泽东去世后最高权力的真空，结束了政治动荡。

    此后，华国锋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工农业生产，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了很大努力。遗憾的是，华国锋没有能力全面彻底地处理“文革”结束后党内外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这注定了他必然是一个过渡型最高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