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律之手，摘有色眼镜

    中共十八大召开期间，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回应在美起诉美国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并将美国总统奥巴马列为共同被告一事，称“三一作为中国企业，丝毫没有影响美国的安全”，并表示“相信美国的法律，相信美国人的勇气，也相信世界的公正”。

    这一回应源自三一重工的关联公司罗尔斯公司在美遭受的不公正待遇——9月28日，奥巴马颁发行政命令称，“有可信的证据令白宫相信”三一集团及罗尔斯公司会采取“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或者不利的行动”，责令其停建在俄勒冈州一个军事基地附近的4座风能发电场。这个不过2000多万美元的小项目，竟然让美方如临大敌，命其在两个星期之内撤走全部财产和装置，并且在90天之内撤出全部投资。

    一场普通的企业投资行为，行政力量的直接干预本就值得商榷，为何还引致最高权力大动干戈？事实上，在该地区投资的各国企业众多，风场建设也不少见。单单审查中国企业，还冠以“威胁国家安全”之名，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联系到美国屡次以“拥有共产党组织”为借口封杀中国企业华为、中兴，三一重工蒙受的“不白之冤”，显然带有政治色彩。

    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梁稳根，从一名民营企业家到中共十八大代表，其身份的积极变化，意味着中国社会对新社会阶层的开放接纳，昭示了中国政治的清明进步。若仅凭一名企业家当选党代表，就论证该企业干扰市场运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历史与良知都将为这种背离法治精神的“选择性失明”痛心不已。

    现代公司制度的形成，使企业完成了从自然人到法人的革命性变迁。今天中国的各类所有制企业，早已依法确立了所有者、经营者与公司之间的责任分担。无论褚时健与红塔山，还是黄光裕与国美，个人政治身份的变化，并不影响企业的持续发展。一个自称法治最健全、市场最发达的国度，岂能不懂如此简单的法律与商业逻辑？

    戴上有色眼镜，把中国对美投资看成“潜在的特洛伊木马”，其背后还是冷战思维。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党，吸纳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先进分子，包括各类企业中的优秀经营管理者。倘若不顾“在商言商”的商业伦理底线，而一味地纠缠政治身份、漠视市场规则，中美之间又有多少经贸往来还能成行？

    说到底，冷战思维不仅限于意识形态的较量，背后更多还是利益的博弈。每到大选之际，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便争相在对华政策上佯装强硬。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最高达249.96%的反倾销税，竟被作为今年大选的筹码打出。一边以汇率问题掩饰治理经济的无能，一边以排斥竞争换取本土企业对竞选的支持，如此不负责任的政府有何权利指责别人政企不分？

    摘掉偏见与歧视的有色眼镜，法律是解决商业争议的最优形式。从WTO争端解决办法，到相对独立的司法审查，以及双边经贸协调机制，美方放弃了诸多可行方案，做出了最坏的选择。“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或许美国司法系统无权重审总统的决定，但对中国企业在美发展，必须给予法律层面上的一视同仁，必须以公允之手捍卫自由市场、平息商业争讼。

    我们相信美国的法律，也相信中美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都明白“打贸易战谁都输不起”。之所以选择司法诉讼来维护权利，是因为我们对回到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仍抱有信心；相比个案的输赢，我们更在乎向美方释放“用规则做生意”的积极信号。

    对雄心勃勃打入世界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也是一个启发。经济实力能让我们“走出去”，法律之手能让我们“走得更好”。当“中国制造”不仅意味着更便宜、更优质，还象征着更讲规则、更重法治时，我们方能说“中国企业取得全球竞争的成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百余年来，中国经济走向世界一路坎坷，想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还需输出更多的商业价值理念。“三一状告奥巴马”让人振奋的原因也就在此：面对有失公平的贸易制裁与绿色壁垒，一个知法、信法、守法、用法的“中国制造”形象正在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