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打工村”的当家人

    陕西华县步背后村，曾以酥梨闻名。不过，它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国际打工村”。从2000年开始，这个村的许多人出国务工，如今已遍布日本、利比亚等多个国家，人均纯收入10多年间增长了5倍，“国际元素”让小村子彻底变了样。

    “干部的孩子先出去试试”

    10月初，记者坐的面包车一进步背后村，眼前就不一样了——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路边还有大片大片的梨树林。“这两天全村都忙着收梨呢。”说着话，步背后村党支部书记郭仲文从村务中心笑着走出来。这个穿着老式夹克、皮肤黝黑的中年人，一见面就表现出了陕北人的热情。

    58岁的郭仲文是本地人。上世纪80年代，他在村支部当会计，90年代任村党支部副书记，2000年开始主持支部工作，后来老书记卸任，2008年他正式接任。记者想让郭仲文说说自己干的事，他却一改刚才的热情，只闷头吸烟，也不接话。村干部们催促他说一点，他这才弹弹烟，不好意思地开了口：“要我说，是我这套班子好，村支部和村委会这么七八个人，十几年都没变过。”紧接着，他打电话叫村委会主任郭占民过来。不一会儿，从村外卖木头回来的郭占民风尘仆仆进了屋。53岁的他身材壮硕，1999年由村民直选上任，“我已经连任5届啦。”说起这个，郭占民扬了扬头，“村里的工作，我俩一个主内一个跑外，我负责出去跑项目拉资金，书记负责资金怎么用。”

    步背后村能成为国际打工村，郭仲文和郭占民都说没想到。郭仲文清楚地记得，2000年，日本一家纺织企业从西安棉纺厂招工，村民阎会蓉经人介绍报上了名。“当时村里人都觉得新鲜，日本怎么还来中国招工？农村娃出国，说起来也总是怪。”对这走出去的第一人，郭仲文心里也打鼓。几个月后，阎会蓉给家里寄回几万元，村里便炸开了锅。没多久，日本一家食品加工厂也来招工，但村民们还有顾虑：“他招的是女工，大家都担心安全问题。”郭仲文却觉得这是个机会，便召集村干部开了个会：“我说村民不愿意，那咱们干部的孩子先出去试试。这活不只是能挣钱，也是去学习人家的技术。”在他的动员下，村妇女主任韩军娥的女儿出了国，郭仲文的大女儿也很快跟着出去了。“她当时想开个照相馆，我就跟她说，‘你去日本干一阵，回来存些钱就成了。’”郭仲文笑着说，“村里人觉得我挺精的，一看我都把孩子送去了，他们也就放心了。”

    后来，因为步背后村的人干活不怕苦，在外有了好口碑，西安的劳务输出公司就开始固定来村里招人。这一来，郭仲文他们又惦记起办一个分点，“本来想设在村委会，但我们有时还要种地，不一定能在村委会，最后商量就设在韩军娥家。他们夫妻俩就主管这个，随时都能找。”2006年，韩军娥的“豪迈出国报名点”正式挂牌，来招工的国家和工种也逐渐增多。

    当然，村干部们也不忘对韩军娥叮嘱，一定要确保这些公司有国家承认的资质，安全是第一位的。“这还得交中介费呢，不能让村民上当受骗啊。”郭仲文说。每次有人出去，他也总要交待几句，“人家有自己的法律，不能胡来，要注意咱中国人的形象。”出去的人也总爱给他打电话，汇报在外的情况。郭仲文告诉记者，曾来招工的日本食品厂老板还在他家吃过饭。“老板说，那年是他来中国招工的第一年，正好得了个孙子，为了纪念就取名叫‘一华’。这都是缘分啊。”

    有国家咱不怕

    年轻人都出了国，各家各户有什么事，村干部们便当仁不让。郭仲文办公室的桌子旁边就是床，平常没事就住在村务中心，其他村干部有时也过来：“农民无所谓上班时间，把地里活一干完就没啥事了，这里一天都不离人。”郭占民告诉记者，每次都是他和书记一吆喝，几个村干部就带头出去张罗。

    让村里这两个当家人没有想到的是，“国际打工潮”竟让这个小村庄和国际局势密切相关。去年，利比亚发生战乱时，在班加西从事水电工作的5个人，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家属们都很着急，郭仲文也担心：“不过，我想咱国家在呢，肯定没问题。”他便给村民们打安心针：“虽然现在联系不上，但你们要相信国家，安排人员撤离总有个过程。”与此同时，郭占民等干部也给西安的劳务输出公司打电话，设法联系大使馆。3天后，村民们在国家的安排下安全撤离并陆续回国，两个当家人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他们又迅速行动起来，联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方企业，了解村里人员的情况。“你看后院这几个年轻人，他们就是去年因利比亚战乱撤回的工人，正帮韩军娥卖梨呢！”郭仲文指给记者看，“经过这些事，村民反而对出去更有底气和信心了，觉得国家会保护他们，这几个马上又要去新加坡了。”

    “农民受益，我就愿意”

    村民收入高了，步背后村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新房一个接一个地建。“村里富不富裕，一眼就看得出，我们村就很少有光棍。”郭占民得意地说。但村民对村干部的要求也高了， “他们会对村子建设有很多想法，绿化、文娱各方面都跟你提。你不做事他们也会明说。”顶着这些压力，两个当家人一刻也不敢放松，“你看，这原来都是土路，现在都安了路灯、种了树。这个活动室和大礼堂，都是村里干部义务加班建的，村民们结婚摆酒席都在这，每年还会和邻村搞农业科研交流会。”郭占民说。这些天，郭占民还在忙着为村里跑项目，想着尽快把村里接上自来水，礼堂也计划再扩建。郭仲文则告诉记者，村里还打算投资搞农家书屋，再弄个电脑室、文化室等。在外务工人员的党员管理工作，郭仲文也一直惦记着，“像我们村在阿联酋有3个人，我就跟县里提，说能不能让他们在那搞个党支部，但阿联酋和我们体制不一样，不允许。” 

    郭仲文的两个女儿都出去了，他自己每天忙着村里的这些事，都顾不上回家，当记者问家里没意见吗，郭仲文一挥手：“嗨，没意见，老伴都习惯了，在村里，找事做才有事做，都得干，不能闲着。”

    说到两套班子的运行，郭占民说：“十几年了，我们没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基本都是他管事我跑路，许多事别太较真儿，有商有量就行。”郭仲文也说，新旧班子要是闹矛盾，什么都弄不了。“我们都是想办法给群众干事，其它啥也没有，村领导甚至还得往里倒贴钱。”“哎哟操大心了，”郭占民长吐了口气说，“自己家的事，干也行不干也行。但村里的事，你自己承诺今年要办的，心里就会想着。像巷子里和地里的路，群众脚丫子往上一踩就知道好不好，群众就会问啥时候修好啊，都看着你呢。”

    和许多打工村一样，步背后村的许多年轻人挣了钱，也不愿再回村里。在这点上，两个人都看得很开。“有的孩子回来当了日语导游，有的还留学，多好啊。年轻人往外走，是好事。”郭仲文说。转眼到年底了，两个人又要忙着开始张罗座谈会，邻村也要来观摩学习。当记者问怕不怕竞争时，郭仲文说：“那怕啥啊，只要我们农民受益，我就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