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林：“流的眼泪是辣的”

    从甘肃兰州市到白银市会宁县汉家岔乡，开车要三四个小时。一路上，丘壑连绵，手机信号时断时续。这里十年九旱，即便是最斑斓的秋天也无法改变它本来的土色。为了找到汉家岔乡中心小学常山教学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连问了几位乡民，都摇头不知，最后才有一人指着远处的山说：“再翻两座山，去村子里问。”

    果然，翻过两道山梁，一片村落显露出来。靠路边的院子里，一位农民模样的人正在扫地，一身简朴的衣服，一副老旧的眼镜，记者一眼就认出他正是汉家岔乡中心小学常山教学点的代课教师王建林。

    “首先是学校，然后是庄稼、家里，最后是我”

    “我不喜欢接受采访，但您来了不接待又不礼貌。”王建林把记者迎进了学校——这是一座普通的农宅，前院种了一些花草，后院很大，是孩子们的操场，正房采光好，做了教室，两处厢房则是孩子们的餐厅和他自己的住处。房檐下散放着一堆当地出产的籽瓜，主人还来不及收拾。

    或许是长年跟孩子在一起的原因，50岁的王建林很乐观、健谈，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点。如果他不说，旁人很难看得出他曾经患过严重的眼疾，几近失明，更不会知道他已经在此坚守了25年，直到现在，每月只拿200元的代课工资。“从20多年前遇到孩子们，我找到了自己最喜欢干的事。”他对记者说。

    1980年高中毕业，王建林没考上大学，正好兰州一家化工厂到乡里招工，他就当了装卸工。后来，他又去建筑工地打工，样样都干，但始终没找到自己喜欢的事。

    1988年，王建林的大哥因病去世，他接替了大哥的工作，当上了常山教学点的代课老师。会宁是有名的贫困县，也是有名的状元县，因为考学几乎是这里孩子唯一的出路。“所以，孩子入学从来不需要动员，只要把学校办好，家长自然就找上门了。”常山教学点有学前班、一年级和二年级，20世纪80年代学生最多时有60多人。目前，教学点只有9名孩子，最大的8岁，最小的4岁半。由于学生少，近几年，许多像这样的教学点都关门了，但王建林坚持了下来。

    这9个孩子，是王建林一天生活的中心。早晨7点，他打开校门，等着孩子们。所有课程也都由王建林一个人教：体育课就在院子里活动，音乐课就用录音机教孩子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一分钱》……午休时，他还要负责给孩子们做饭，“这些孩子都来自周围的村子，最远的有4公里，要翻两三座山。”下午5点多放学后，他才有时间干些农活，有时天黑看不见了，他还在地里背玉米。

    既要上课，又要干农活，兼顾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学校不能误，庄稼就放着，颗粒要掉就往地里掉去。首先是学校，然后是庄稼、家里，最后是我。”王建林说。孩子的父母也很理解王老师的辛苦，以自己的方式支持他。记者采访时，一个孩子的妈妈正好送来一些自家种的甜梨，“王老师很操心，对待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也很喜欢王老师。”

    对于现状，王建林很知足，说起这些年的变化，他的面容和语气都带着由衷的喜悦。“孩子们的课本要提前订好，然后我去乡里取回来，来回要6公里，最早是扛回来，学生最多的时候要装两大袋子，用塑料袋装好，一前一后扛着；后来是骑自行车去领；现在是搭别人的车。”他还告诉记者，校舍等硬件设施的变化是最明显的。1990年的校舍是土木结构，一下大雨，随时可能会塌下来。2005年，王建林和他的学校开始受到外界关注。他去外面城市里开会，进到宾馆的洗手间居然不敢小便，因为“太漂亮了，像天堂一样”。他开始呼吁，别让祖国的花朵住在那么简陋的房子里。2007年，王建林贡献出自家的地，用好心人的捐款，建起了新的教室。

    困难像噩梦一样

    当了25年的代课教师，王建林并不愿多谈自己遇到过的困难，“就像噩梦一样”。最初，王建林每月的工资是40元，家里有老人、妻子、4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去世哥哥的孩子，一家人的日子可想而知。为了支持王建林，他的父亲70多岁还下地干活，后来老人肝癌去世，他甚至拿不出钱来出殡。二女儿1岁多时生了场病，由于没钱、没时间耽误了病情，孩子的语言表达功能受到影响，留下了后遗症。

    王建林说，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孩子病了，是妻子带着去看；孩子没钱上学，也是妻子去借。现在，王建林的大女儿在嘉峪关做护士，二女儿在会宁职中学护理专业，儿子在会宁上高三。孩子们的学费和饭钱，以王建林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赚钱，他的妻子长期在会宁县城打工，洗车，每月挣七八百元。

    王建林患眼疾20多年了，最初只是发炎，拖得时间长了，越来越严重。“我就用纱布蒙着眼上课，最疼的时候，流的眼泪是辣的。后来乡教委的人看到了，还以为我在跟孩子们捉迷藏，知道情况后，帮我借了300块钱去县里看。”但王建林不肯住院，“医生说你不住院跑来干啥呢，我没说我是教书的，就说家里离不开”。由于治疗不及时，他的视力每况愈下，看不清东西，他只能摸索着上课。

    直到今年7月，王建林才在外界帮助下去苏州治疗。医生告诉他，左眼已没法治了，只能将右眼视力提高一些。王建林幽默地说：“我一目了然就行了。两只眼睛全看得到的人，走错路的也很多。”

    王建林说自己有三气：骨气、志气、牛气。“没有这三个我早就完了。我的个性是不去麻烦别人，有困难自己想办法。有人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说不需要，我干这一行不是让别人帮助我。”这么多年，王建林只耽误过半天课，就是到县里看眼睛，对此他一直念念不忘。“我不在，孩子们就不能来上学了。什么都耽误得起，孩子的课是耽误不起的。”

    最喜欢胡松华的《赞歌》

    独自一人居住的王建林跟外界的联系不多。除了去乡里赶集，很少外出，去县里开教学研讨会也是几年前的事了，他的娱乐就是晚上看一些社会和法制节目，最大的爱好就是听歌，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老歌，“我最喜欢胡松华的《赞歌》，一听就热血沸腾。”

    由于不符合转成公办教师的年龄条件，王建林一直是代课老师。他不太在乎自己的身份，“也有人叫我校长，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校长，反正我是这里最大的娃娃王。我想创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叫我什么无所谓。在现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我50岁了，还能适应农村教育，孩子们还能到我这来学东西，我就知足了。”

    在王建林看来，评价他的不是领导，而是家长，学校办得好，孩子送来；不好，孩子转学。对教育，他有自己的理解，“孩子们无论能否考上大学、未来从事什么职业，首先做个好公民才是成功的教育”。至于200元的代课工资，对他倒没形成多大困扰，“这么低的收入不丢人，我没打算靠着这个吃饭。咱会宁这片黄土地，十年九旱总有不旱的一年，家里还有点地，多多少少总有收成。”中国的一些俗语对王建林影响很深，比如“穷有志、富有德”，他坚信穷也要穷得有志气，“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很大。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我在这两空之间，活得不空，做得不空。”

    回忆往事时，王建林总是记不清具体的数字和年月，他没有统计过20多年里教了多少孩子，农历七月十七他的生日也从来不记得过，“我对数字的概念很模糊，没有保留价值的东西不记。我眼下关注的数字就是9——这里的9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