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3年拍农民工的回家路

    智利著名纪录片导演顾兹曼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我们国家现在处在纪录片大发展的时代，不乏关注历史、动物、地理方面的优秀作品，但有一点遗憾——我们有相册了，但相册里装的都是“风景照”，不是“家庭照”。等我们的孩子懂事了，看到这个家传的相册，发现里面全是《故宫》、《舌尖上的中国》……过300年再拍这些，它依然在那。但农民工、“80后”、“90后”、富二代等，就这个时代有，这就需要纪录片体现它的力量和价值。

    被三组镜头触动

    上世纪末，我在电视台工作，常扛着摄像机外出拍摄。那时正是DV（数码摄像机）和纪录片风潮兴起的年代，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城里，很想知道这个国家最贴近土地的那一层——农村,到底在经历什么样的变革，便总拿着DV去拍与农村相关的素材。

    我拍的第一个完整纪录片讲的是一个农民工，他就住我家旁边，靠蹬三轮车挣钱。由于是黑车，他的车两三个月就会被没收一次。他整天担惊受怕，但没办法，因为要寄钱回家养两个孩子。我拍了一年，然后剪辑成25分钟的短片，那是我跟纪录片的第一次“恋爱”。这部片子大概只有五六个人看过。

    2003年12月，栏目组派我去拍春运的新闻。在整理素材时，3组镜头触动了我：一组是好多农民工在月台上从车窗爬进火车；另一组是南下的火车，画面上都是青山绿水；还有一组是北上的列车，看到的则是林海雪原。当时我就觉得身体好像被电击了一样——这些农民工从城市奔向四面八方，不久又要回来继续付出，为的就是一年之后能够再次踏上列车回家看望自己的孩子和父母。城里人对他们则是一种漠然的态度，甚至鄙夷他们：嫌农民工随地吐痰，把城市的环境弄脏了；当他们一上公共汽车，城里人就躲得远远的……我想，必须要替这些回家的农民工喊出声音，必须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他们的。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2006年8月，已经辞掉电视台工作的我，一个人跑到广州，每天早上从广州东边坐地铁到西边的工厂区，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找故事、找人物。

    我想找的是来自偏远山区的农民，回家光坐火车还不够，还要转汽车、三轮；上有老下有小，孩子最好十四五岁，即将选择是继续上学，还是辍学打工。20多天过去了，我终于找到一对夫妇，男的叫张昌华，女的叫陈素琴，来自四川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他们有一个16岁的女儿，叫张丽琴；还有一个儿子，都在老家读书。

    最开始，张昌华夫妇很害怕，担心我是骗子，问我要不要钱，我说：“不收钱，但也不会给你们钱，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你们，但折射的是整个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他们这才答应让我跟拍。

    张昌华很少说话，但自尊心很强。他不爱和我们一起吃饭，虽然每次都是我请客，而且吃的只是简单的街边小炒，他也觉得奢侈。不管我怎么跟他说，他还是会和我保持距离。整个拍摄过程中，不管自己的生活遇到多大困难，他从来没有张口向我寻求过帮助。

    是它驾驭我，而不是我驾驭它

    很快，第一个春节拍完了，我东拼西凑准备的30多万元也花光了。2007年年底，我找到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制片人，她愿意投资，但开出了条件：投资30万元，要一半版权。我没有同意。她说：“你若无法同意，我只能不投资。”听完这句话，我声泪俱下：“那个农民工的女儿，已经辍学去广州打工了。农民工夫妇心急如焚，他们送孩子上大学的梦想就要破灭了。我砸锅卖铁也得把片子拍下去，等不了，错过这个时间，故事就没有了，前边的付出全部白费，我对不起这个故事。”这位制片人最后还是心软了：“那好，我私人借给你20万元，因为我看你这个小伙子是在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

    有了这笔钱，我们顺利拍完了2008年春节。对于所有在广州经历春运的人来说，那都是一段刻骨难忘的记忆。那一年，南方遭受大雪灾，没有火车进站，几万人滞留广州。张昌华一家三口在站里等了4天4夜，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无意当中，我听到张昌华和一个警察吵了起来。警察说：“你们这些外地人，都跑到我们广州来干什么呀？”原本安静的张昌华一下子爆发了：“我在你们广州打了十几年工，你们广州人对我们一点都不好。要不是我们广安的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广州现在说不定还不如我们四川好呢！”警察哑口无言。很可惜，由于技术问题，这个场面没有保留下来。

    第二天，我和摄影师跑到广场边的高架桥上拍火车站全景，看到的全是人头。跟着张昌华一家，他们的艰难、苦楚我们都看在眼里，能够体会一个农民工为孩子和家庭要付出多大代价，忍受多少委屈，而在这一刻，在这个镜头里，哪一个人又不是这样呢？我的心酸一下子乘了几万倍。跳出广州站，中国几亿农民工，哪一个又不是这样呢？如果再乘以几亿，这种酸楚已不是一个人的心能够承受得了的。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个故事已经不是我的作品了——是它驾驭我，而不是我驾驭它。

    火车站那一幕让我感觉到的是心酸，张昌华女儿的问题则让我感到了心痛。

    “90后”张丽琴是一个十分叛逆的女孩。她最喜欢外公，2003年外公去世后，她更叛逆了。张丽琴初三毕业那年，张昌华夫妇回老家，她都不喊爸爸、妈妈，仅用“你、我、他（她）”代替。这次来广州打工，也刻意和自己的同学在一个工厂，避开父母。

    回到四川后，张昌华想让她留下继续上学，她不愿意，还挑战父亲的权威，甚至在父亲面前自称“老子”。张昌华动手打了她。那个场景反射出很多社会问题：留守儿童、教育、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割裂和矛盾等。它让你不得不感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让上亿农民进到城里，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出巨大牺牲，想换来下一代人社会地位的上升。但是，这种牺牲恰恰不能被留守的孩子所认可。这到底是谁的错？

    人的境遇要能反射时代的精神和纹理

    《归途列车》除了得到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还得到了最佳商业报道奖。外国观众可能觉得这个片子反映了一个很深刻的全球化矛盾——东西方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奉行消费主义，然而他们消费的廉价产品凝聚着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汗水、泪水。我在国外放映时也谈过：“你身上穿的牛仔裤是几十、几百个终年见不到自己孩子的人做出来的，你觉得它真的只值30美元（约合187元人民币）吗？”“如果我们不反思、不改变，依然是买件衣服穿不了几天就扔掉，那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体制的帮凶，而且自己都没有觉察到。”

    好的纪录片看重的是人性的价值，人的境遇要能反射时代的精神和纹理。一个导演应该是细腻的人，对生活保持好奇心，很细致地观察到整天出现但会被所有人忽视的细节。还要放得下很多普通人非常看重的东西，比如名利。接下来，我想拍一部“农二代”的片子，看他们能不能融入城市。可能拍摄过程又是一个3年，但无论付出多少，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