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是莫言，宁愿是“红高粱”

    莫言，曾是文学爱好者才知道的名字，由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迅速地演变成网络上集体狂欢的名词。捧的、骂的、调侃的、编段子的，口沫横飞，莫言被众人从精神层面“消费”了一把。

    接下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莫言还将从物质层面、商业层面被“消费”——他的家乡山东高密设想投资6.7亿元打造旅游带，其中包括斥资千万元种植万亩红高粱，“赔本也要种”。自然，出版商也在加紧开印莫言的书，还有各种能跟莫言拉扯上关系的书。

    莫言本人目前还很清醒，“决定一部作品流传的广度和长远度的，最终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质量。《红楼梦》没有得过任何奖，但是流传不衰，而很多得奖作品如过眼云烟了。”

    这话说得中肯。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就有极大的偶然因素。细瞧这些年的得主，多半“冷门”得让人跌破眼镜，比如2009年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雀屏中选，德国各路文学专家在媒体面前就十分尴尬：对赫塔实在所知甚少。国人曾经诧异的，还有2000年入法国籍仅三载的中文作家高行健被选中——鲁迅、巴金、张爱玲没能拿到的诺贝尔文学奖，落入搞先锋派戏剧这一小众文化的“海外游子”之手，让不少中国读者成了“丈二和尚”，从此对诺贝尔文学奖看淡了许多。相比之下，莫言几乎可以算是“流行小说家”了。

    细察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届得主，正如有些专家形容的，它“除了文学性以外，更像一个政治立场、性别、国家之间的平衡和博弈”。政治立场，是标榜反集权反专制，有此色彩的作家，中选机会便陡然增加。诺贝尔文学奖对女性作家也颇多偏爱，近年来，除了赫塔，还有2004年得主、《钢琴教师》作者、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2007年得主、生于伊朗且一度参加过共产党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

    从上述特征看，边缘化写作几乎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不二之选。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能够胜出殊为不易，这甚至可能是瑞典人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姿态。或者说，他们还真比某些说着国语却激烈反对莫言获奖的人更能读懂莫言的作品。

    还有国人反对莫言作品进高中语文课本。这让人不解，虽然获奖不意味着作品层次的飞升，但因为获奖而抹煞莫言作品的价值，更为荒谬。倘以莫言作品取代某些长期盘踞语文课本的庸俗颂歌式散文，又有什么不好呢？毕竟，生于饥饿年代、为了有饺子吃而决定当作家的农村汉子莫言，以及他隐藏在魔幻般的文字张力之中的批判精神，能告诉孩子们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因此，莫言获奖有偶然性，但是莫言并不因为偶然获奖就变得“可耻”，他从文学角度精准解构中国农村神话的努力，也并不因此就该被无视。莫言拥有雄健而悲悯的洞察力与表现力，文字有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更有对弱者冷冷的洞悉与怜惜，当然，我们更期望他对中国“分裂的文明”与社会现实，继续拥有一种深刻的宏观审视与人文关怀。

    好吧，就算对这一切均不感兴趣，逛逛高密的万亩红高粱也无妨。只要这笔打造“莫言旅游”的巨资，决策程序公开透明，经得起审计。毕竟，文化需要载体，文学也需要载体，跟着父母逛万亩红高粱的孩子们，或许更容易萌生阅读莫言以及更多当代中国作家作品的兴趣。

    横竖有人被“消费”，如果非要选择，那还不如是莫言，不如是“红高粱”，尽管他本人未必愿意，就算是一种牺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