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写作于我，是早晚的事

    在北京一家咖啡馆见到倪萍时，刚过约定时间几分钟。为了给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拿她的书作，她专门回家取了一趟，一路沉甸甸地拎来。

    1米73的她围着纱巾，把宽松款的裙子穿得十分大气，举手投足间带着股自信的力量。她笑着迎向记者，眼睛里透着亲和，那股喜庆劲儿和当年春晚舞台上一模一样。

    一落座，她先点上一支烟。“哎，你说我干什么事儿都挺有毅力，怎么就是戒不掉这个？”未施粉黛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袅袅烟雾在斜射过来的阳光里拂过她的脸。不笑的时候，她的眼神里透出一股波澜不惊的沧桑。“是给我儿子虎子治病的时候抽上烟的”，记者问起时，倪萍淡淡地说，“很多年前的事了，不用再提。”荧屏背后曾经不为人知的辛酸，都跟着那些烟雾一起散去，如今的倪萍，闲适而知足。

    作家是天底下最自由的人

    倪萍53岁了，要准确定义她的身份还是件挺难的事情。在她作为央视的金牌主持人为观众熟知以前，已参演过7部电影；连续10多年主持央视春晚及综艺大观节目，金杯、口碑双丰收，一度成为央视无可替代的“一姐”；1997年出版散文随笔集《日子》，销量百万，成为中国当时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走下主持人岗位后，又主演过多部电影；现在每天写作、画画，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前不久相继出版水墨画册《和姥姥一起画画》、散文集《倪萍画日子》。

    当人们还在惊奇地重新认识倪萍，她的散文集《姥姥语录》获奖了，得的是第五届冰心散文奖，中国目前散文单项评奖的最高奖。很多人在听到消息后问倪萍：很激动吧？终于感觉自己是个专业作家了吧？她却觉得：“写作于我，是早晚的事。得不得奖，没有丝毫影响。”

    讲述起当年初识文学的兴奋，倪萍镜片后的眼神也跟着亮起来：“我记得特别清楚，9岁那年，我第一次看了《简?爱》，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小说！我恨不得天天晚上搂着它睡！包括《安娜?卡列尼娜》，书里头很多章节我甚至能背下来，就喜欢到这份儿上。”书籍为幼小的倪萍构建起一个宏大的精神世界，成为她的依靠和力量。《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苦菜花》、《迎春花》……有什么读什么，读什么爱什么。“其实那个时候我连字都还没认全，更不能说读懂了，但就爱囫囵吞枣地一遍遍看。”

    在这半生不熟的阅读中，倪萍对文字的爱悄无声息地生长起来，她开始自己写东西，作文在班上每每得高分；19岁时，倪萍发表了剧本《我的太阳》，更是增加了她对自己写作能力的信心。1997年，倪萍在老家青岛的书店里签售《日子》，前来买书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窗口玻璃全被挤碎了。书店经理吓得心脏病突发晕了过去，倪萍也被大哥护着躲到厕所直哭。

    那个年代，不管《日子》究竟内容如何，名人出书总是备受争议。有人邀倪萍加入中国作协，也有人扬言要是倪萍都能进作协，他就退出！“我不在乎那些身份。什么事儿都怕有框子，业余着走，更容易走得自由，走出自己。”

    倪萍喜欢许多作家，尽管他们的风格大相径庭。“鲁迅不是白伟大的，他的东西读多了，你会觉得写东西手上有劲儿，不浮。沈从文的文章，绵绵的，让你觉得，这是男人写的吗？这么柔情似水！可我也特别喜欢。”说着，她语调也跟着柔和起来。

    自由而坦率的倪萍，对文学有极高的追求。“当年，《日子》写的是我工作中的一些所思所想。写《姥姥语录》，则是我跟姥姥一起生活50多年的所见所闻。很多人说，你的书哪有什么写作结构，不就是记录姥姥的话吗？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但其实在动笔之前，姥姥的许多生活哲理，已在我心里被揉碎，混合成了我自己的价值观。如今，我再将它们翻出来，不停地追问自己：这个世界上什么是美？什么是人性？我应该选择何种方式去表达？”

    《姥姥语录》中的很多话，看上去都是普普通通的大白话，却充满哲理，让人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于一位大字不认几个的农村老太太。“有一碗米给人家吃，自己饿肚子，这叫帮人；一锅米你吃不了，给人家盛一碗，那叫人家帮你。”“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你就得躺下。孩子，不怕，多黑的天到头了也得亮。”倪萍说：“我不是在说一些空话、废话。我是希望从平凡的姥姥身上去发现真正的智慧，找到开心和快乐的理由。”

    倪萍觉得，天下真正意义上自由的人就是写作的人，“你想到什么就可以写什么，这个世界就在你的笔下。”

    生活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日子

    世人眼中的倪萍，是一个成功的主持人、演员、作家。生活中的她，是细心的女儿、严厉的母亲和爱画画的自己。

    早上7点整，倪萍喊在外头练剑的母亲吃早饭，母亲不满：“昨儿说好的7点半吃饭呀！”倪萍耐心地跟她解释：“不是，咱说好的，7点准时吃早饭，虎子这学期要早到校半小时。证明人，松子（倪萍家里的保姆）。”母亲不依不饶：“嘿！我怎么就不记得有这回事啊？”“哎呦，妈，您老了吧？”“不行，以后你得给我写下来。”早饭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开始了。

    正在读中学的儿子向倪萍提要求：“妈妈，我想要个手机，我同学都有。”倪萍问：“你同学谁有了啊？”“小哲！”“哦，那你改名叫小哲吧，你就有手机了。”儿子：“……”看着儿子老大不高兴，倪萍解释：“人家小哲家住得远，你呢？走路两分钟，要手机能有多大用处。”儿子彻底放弃了。没几天，新一轮的“辩论”开始：“妈妈，下星期我想跟同学去山西玩！”“你自己去妈妈不放心，这样吧，我这学期里一定带你去一趟。”“那我就不去了，又不想跟您一块儿出去玩！”“……”这回，轮到倪萍说不出话来。

    生活在倪萍眼里，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日子，有家里的柴米油盐和亲人的喜怒哀乐，特别具体。当情感需要表达的时候，倪萍会选择画画。两年前，她为了给《姥姥语录》配图，接触水墨画，最初只想“试一试”，没想到越画越上瘾，如今一发不可收拾。“很多人不相信我是自学的。这事我自己也觉得奇怪，读书那会儿只上过素描课，水墨画是完全没学过，可画得多了，就明白浓淡，懂得色彩搭配。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可能真的有天赋。”倪萍一脸认真地说。

    倪萍的画，或质朴或淡雅，有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她画姥姥拉着幼年时的自己走，姥姥肥大的棉衣裤，倪萍稚气的羊角辫儿，寥寥几笔，两个相依相伴的身影就在浓淡交错间跃然纸上；她画鸟，自己恨不得跟着一块儿飞。她翻开手边的画册，指着其中一幅《加拿大雁》跟记者介绍：“这脚，我画的时候整个人是走动着的，所以线条看上去很不一样。他们问我说这鸟脑袋在哪儿啊？我说你们仔细找吧，奔走当中顾不上成名成脸的。现在让我画，根本画不出来。”倪萍画画，讲求的是当时的感觉和意境。她画藕，边上依着荷叶，旁题：“姥姥说，她和姥爷是一个人。”意和境，全在了。

    “我昨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撕了160多幅画”，倪萍说着，脸上浮现出复杂的表情，“我对着每一幅画，站着看、蹲着看、远看、近看、眯着眼看、瞪大了眼看，手上发力要撕，又停住，再看一看，最后一咬牙——‘刺啦’一声，我的心里也跟着‘刺啦’一声。”那哪是在撕画，一张一张分明是在撕扯自己的心。

    绘画像吃饭睡觉一样，是倪萍现在的生活常态，“快走火入魔了”。她边说边用手扶了扶眼镜，指甲缝里居然还嵌着几点墨迹。

    2011年3月的一场慈善拍卖会上，她的一幅名为《韵》的画作，拍出118万元“天价”。记者问起，她赶紧“澄清”：“啥天价？明眼人都知道，那是人家慈善家的爱心价。有好多人跟我要画倒是真的。据说，大家的评价是，看我的画，感觉特别温暖。”

    真的树，就会长叶子，它有这个生命力

    环球人物杂志：印象中一直是您春节晚会时候的样子，见到现在的您，感觉特别不真实。

    倪萍：刘晓庆曾跟我说：“咱们这样的人得对观众负责，你这样不行。”我告诉她：“我这样是为了以后我瘦了，好让你们跟现在对比。”赵本山也对我说过：“老倪，你变老了，肥了。”我立刻反击：“你更老、更肥！”（笑）

    环球人物杂志：您现在对自己的身份怎么定位，是作家、画家？

    倪萍：用姥姥的话说，我从一开始就干了个“让人抬着走的职业”，大家都捧着、抬着、宠着，随之各种荣誉也都有了。我对自己看得很清，也见识过真正的那些大师、大作，明白自己现在根本不算什么。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写作经历不算短，从《日子》到《姥姥语录》，是不是进步很多？

    倪萍：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化肯定有，但是我从来不觉得哪一部比哪一部好。写《日子》那会儿才30多岁，没有现在的年龄和阅历，但写了很多工作上的事，这些我觉得现在的我是写不出来的。

    反过来，在《姥姥语录》中，有我对生活的感叹，实际上更有我的痛苦，我的思索：看着姥姥的生命即将消失，看到自己在很多事情面前无能为力，看到生活变形成这样，看到社会上狼性的东西赤裸裸地展现，你会疑惑为什么善的东西总是被扭曲。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但你怎么也喊不出来。你怕的是什么？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都在纠结当中。这种痛苦，不到年龄是绝对体悟不到的。

    环球人物杂志：如今人们的价值观和您姥姥那一代人的价值观有很大冲撞，她的语录意义何在？

    倪萍：冲撞的本质是又都回归到一起。如果彻底撞走，彻底抛弃，也罢了，不觉得痛苦。冲撞的背后会有衔接，你会思考：我们到底该追求什么？所有事情，永远有它的时代烙印，你别企图彻底地抛弃什么，抛弃不了，那就一定有它的价值所在。姥姥说的话，土、旧，却是理儿。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当下的文学作品是否流失了历史和现实的厚重感？

    倪萍：其实文学作品跟时代太一样了，所有的作品如果脱离时代就非常怪。作曲家之所以能够编出《红旗颂》那样的曲子，是因为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听着那个音乐你就会觉得感动，哎呀，新中国终于建立了，我们当家做主了。现在呢，你还会为此而感动吗？不会的。文学作品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不能以那个时代的文学来要求现在这个时代，也不能以现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对比那个时代。

    当然，在这个时代，写作圈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首先真正读书的人少了，浏览成了主流阅读方式。书一被浏览，作家的心血就被淹了一半。尽管书籍还有强大的力量，但再也没有当初那么唯我独尊了。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的作家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那样关注现实问题，敢于描写当代？

    倪萍：别着急，他们在孕育。我特别坚信。因为作家本质上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不是不露，是还没到那个火候。这锅菜在焖着呢，一定会有爆发的时候。最近阎连科写的《我的父辈》，贾平凹的每一篇小散文，莫言的很多演讲发言，包括陈丹青，都在关注现实。

    作家孕育的过程我觉得特别需要契机。你现在发出怒吼的声音没人听啊，网上一夜之间胡编乱造的东西就出来了。我自己也会被泼脏水，各种负面新闻都有。当然，这种胡编乱造你也别为之烦恼，这就是时代在发展，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但你必须坚信大多数人是坚守真理的，所有的怪现象一定会大浪淘沙，水落石出。

    环球人物杂志：这也是您对当代社会的看法吧？

    倪萍：目前社会上的很多现象我能看到，包括自己也会受到冲击，或者说也会受沾染。但我还是坚信，人性中有真善美的力量。真的树，就会长叶子，它有这个生命力。即便现在看是一个枯枝，但你要坚信，用清水浇灌，它就能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