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92派”的商场感悟

    云南弥勒的葡萄熟了，酿制葡萄酒的大小企业进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云南红酒业集团公司总裁武克钢却在昆明的办公室里悠闲自在。“我只管突发事件。四五年前我就开始在产业上做减法，能交的就交给其他人，该破产的就让它破产，失败了的就承认失败。”

    这个花甲之年的男人，穿着他钟爱的唐装，不时呷一口普洱茶。冷静的背后，却有着随时代大潮共同激荡的命运。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无数将铁饭碗视为鸡肋却苦于看不清前路的人，因为这段话毅然下海，武克钢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他和与他同时代辞官从商的人一起，被贴上了“92派”的标签。

    官至厅级，“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我签字就行”

    时光倒流20多年，如今执掌香港通恒集团的武克钢还是个在体制内游刃有余、压根儿没想过下海的官员。至少在35岁时，无论他自己，还是同僚故旧，都觉得他应该能在仕途上走得很远。

    武克钢算得上根红苗正：外公是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父亲与徐向前同村，是徐帅带走的“红小鬼”，后来成为南下老干部；母亲是武汉大学地下党党支部成员，后来做过中国金融学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前身）教务长。因此，武克钢不讳言自己“略有祖荫可蔽”。

    1952年，武克钢出生在浙江杭州。这个年代出生的人，赶上了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武克钢在湖北钟祥插过队，在大冶钢厂炼过钢，在长江上做过水手。1973年，组织上有两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武克钢赶上了，被送进北方交通大学学了无线电，因此成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1978年，他供职的交通部科学研究院与北方交通大学联合培养硕士，武克钢又成了中国第一代研究生，读的是经济。

    在交通部科学研究院，武克钢是个让领导既爱又恨的家伙。论科研，没说的。1978年，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一年，武克钢拿到国家科技二等奖。可他不参加政治学习，“当时科研任务重，实在抽不开身。”30多年后，武克钢这样解释：“人年轻时不调皮，就没有激情。”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让他激情迸发的地方很快就从北京的实验室转向了南国的海边。

    1979年，中国面向海外的第一个工业实验区——蛇口工业区成立。蛇口工业区奠定了中央发展特区的想法，也引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就矗立在蛇口工业区。交通部下属的招商局准备在蛇口搞点什么，1980年，武克钢被安排到蛇口工作。“那时工业区里没有一盏电灯，我们住的是大木棒子支起的工棚。早上起来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埋死人——大批劳工偷渡去香港，游不到对岸的就淹死了。”

    尽管荒凉简陋，武克钢还是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社会大变革前夜，这里能感受到时代的脉动和蓬勃的活力。”武克钢最初的职位是蛇口工业区通讯总站经理，这是他走上仕途的第一步，感觉“开局不错”。

    然而两年后，风云突变。上海《文汇报》刊登文章《租界的来历》，影射蛇口是租界。交通部吓坏了，立即“撤专家、撕合同、困死蛇口”。交通部下派的干部，除了两个在当地讨了老婆回不去了，惟一留下的就是武克钢。“我是冒着被双开（开除公职和党籍）的风险留下的，就觉得蛇口与内地完全不一样，甩开膀子干会有大作为。”武克钢得到了当地领导的信任，稀里糊涂当上了蛇口工业区区长助理，32岁时升任蛇口工业区副书记兼常务副区长，还被选派到中央党校进修，成为最年轻也是最有前途的厅级干部之一。“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我签字就行。”

    武克钢在蛇口整整8年。“当时有三大原则：不搞来料加工、不搞房地产、不搞贸易，只搞实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TCL、华为……都是在我们手下办起来的。”但时隔多年回望，武克钢也曾感慨：“蛇口就是中国政治生态的一颗流星，没有一个干部从那里走出来，这是蛇口的悲哀，我们都成了异类。”

    留学美国，“把我吓傻了”

    1987年，洪流激荡的大时代再一次眷顾了这个爱折腾的年轻人，他离开了蛇口到美国留学。“我想去看看我国的改革开放跟西方有何不同，又会有什么结合。”他作为第一批公派留学官员，被派往美国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学的是社会政治学。而这一留学计划，是对中国有着特殊好感的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和邓小平商谈确定的。

    真正踏上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自认为见多识广的武克钢傻了眼。至今，他仍愿意对人津津乐道他第一次去美国超市和第一次上美国高速公路带给他的震撼。“第一次去超市，满满当当各种货品，顾客拿张卡一划就走人，把我吓坏了。第一次上高速公路也被吓傻了，人类文明居然可以强大到这等地步！”武克钢回忆说，在那个年代，他定义的“成功”就是和太太走进超市，不用看价钱，喜欢什么，推着就走。当时他满怀理想主义情怀，想赶紧上完学回来，把中国建设得和美国一样。

    然而，武克钢的回国之路并不平坦。1989年 6月18日是武克钢原定的回国日期，他买好了机票，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回来。武克钢自嘲当年是“混在美国”，为了谋生，他甚至与中国留学生一起到印第安人开的赌场去做局。赚了点钱后，他与人一起开办了密歇根最大的中餐厅——长城餐厅。“过去，中国人在美国开的中餐厅都是黑黢黢的，老公在厨房掌勺，老婆在外面收钱，谁也看不见谁。我们这帮留学生呢，把餐厅搞得大气明亮，厨房跟前厅之间用透明玻璃隔开，厨师戴着白帽子，像做西餐的大厨。大火腾起来，锅这么一颠，隔着玻璃看炒菜表演的人比吃饭的都多。”

    回国创业，“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有戏”

    1992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蛇口工业区不再具有行政色彩，“副区长”这个头衔也不复存在，武克钢面临抉择。当年一起赴美留学的官员，不少都留在美国，有的成了学者，有的做了生意，可武克钢决定回国。

    那时，许多人对内地局势拿捏不准，武克钢心里却有底：“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有戏。”那时香港即将回归，一些对国家前景看不明朗的企业和人才纷纷撤出香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有一个精神：凡是到香港工作的，视同回国服务。因此1992年，武克钢回到香港定居，并在香港成立通恒集团有限公司。

    也就在那一年，出现了一大批与武克钢一样受南方谈话影响、辞官下海经商的政府官员，香港《亚洲周刊》引用辽宁省委组织部的数据说，该省在1992年前后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另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去创办企业。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这其中包括如今广为人知的商界名流：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敏洪、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当当网CEO李国庆、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等等。

    虽然过去10多年一直在商场扑腾，但真正褪去了“体制内”的光环，以一个商人的身份从零开始，武克钢也有过迷惘。下海之初，他对未来没有蓝图规划，也从来不相信高瞻远瞩。“走哪儿算哪儿，哪儿有机会就去哪儿。海南热的时候，我去海南；北海火的时候，我在北海。”从1992年在香港成立公司到1997年，武克钢投资过贸易、公共巴士等许多生意，亏过的钱多得记不清。“投资造船厂，输得连渣滓都没有。不过那时候的钱好赚，抓住机遇从头来过吧。”但这么多年他也有自己坚持的原则——秉承祖训，只做实业，不搞投机。“我身上一分钱股票都没有。”

    1997年，对武克钢而言值得纪念。他和妻子一起回云南看望岳父，却误打误撞去了极贫困的弥勒县东风农场。

    “改革开放之初，粮食紧缺，严禁用粮食酿酒，云南农垦就在东风农场种葡萄酿酒。但是酒厂一开张就赔本，亏了3年就荒在那里了。”武克钢回忆说，当时从昆明去东风农场要6个多小时，农场没有一寸水泥地，没有一间砖瓦房。

    熟谙市场的武克钢清楚，在深圳，红酒已经是炙手可热的畅销品，加之自己也爱喝酒，他决定花600万元买下酒厂。当年12月，用酒厂土罐子酿出的第一批400吨红酒上市，用武克钢的话说，“一下就卖疯了”。他用3年时间，做到了年产1万吨的规模，并发展成长江以南最大的红酒企业。“为什么这么火？我也说不清。”有人担心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众多酒庄会抢了武克钢的生意，他却不以为然。“我从骨子里就是市场派。一条街上只有一家人卖鞋肯定卖不好，一条街全卖鞋才会火。”

    花甲回望，“中国还是处在最好的时候”

    武克钢这里有许多规矩：葡萄酒是地里种出来的，要做百年企业，就不能做假酒；打开酒厂大门让人参观，以此倒逼公司的管理和卫生；要走的员工从来不留，有本事的人来不问出处。

    来自于体制内，武克钢对官场规则也了然于胸。他坦言，此前为官的履历给他此后经商带来了不少人脉、信息等方面的便利。但与今天的官员打交道，他的原则是“人情往来，不过界线”。

    武克钢认为，今天的中国，仍是一个官本位为主的社会。可他这个从体制中出来的人，说不清什么时候丢掉了官本位思想，并且着力推动官本位向“商本位”转变。在企业的接待室里，赫然挂出大幅标语“支持政府搞廉政，官员到此莫伸手”。武克钢的理解是：“我依法经营、依法上税，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大家都不要过界。从长远看，这对我们大家都好，对中国工商文明规则的建立都有利。”

    武克钢的不少做法也有争议，他的敢言在业内是出了名的。他将其归因于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教育改变人生”。他也说，这可能是“92派”这个群体的特质——雄心勃勃，充满激情，想改变现状，受过一些体制内的训练，有较高的起点和视点，把官场和市场都看得特别透，敢于直言。

    有人说，“92派”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也有人说，“92派”以自身实践挑战了中国几千年轻商主义的传统。20年后回头看，武克钢说，当初下海并不全是他的个人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机缘使然。在商场中摸爬滚打、一路挣扎过来，他说庆幸自己当年下了海，除了拥有财富，还得到了更多自由。他与当年一起下海的不少官员，至今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大家分担了过往的风雨，如今仍在相互影响。

    武克钢称，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不论体制内外，各有各的难处。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要想走得稳健，非改革不可。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要将权力更多地置于监督之下。政府要管理，但不能无边无沿地管理。

    走过时代和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武克钢说，现在的中国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还是处在最好的时候。扩大内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保护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中央的这些政策都是对的，落实好了就行。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一代总要比一代强”。